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管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在此宏观背景下，群众文化活动作为最贴近民众日常生活、最具广泛参与基础的文化实践形式，其发展态势与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以及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一、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分析

（一）培育公民道德素养与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实践场域

在当代中国社会深入转型的过程中，群众文化活动以其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高度的参与便利性，构成了日常生活中培育公民基本道德素养、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且日常化的实践空间，这类活动因其非强制性与自愿参与的特性，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参与个体与群体形成符合时代要求与民族精神风貌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日常开展的各类社区合唱、广场舞蹈、主题读书会、邻里节庆活动等，往往天然地蕴含着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积极向上、遵德守礼的精神元素，为参与者提供了真实可感的价值体认情境[1]。

（二）满足多元文化需求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石

伴随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及公民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当前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不仅在总量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旺盛态势，更在类型、层次、风格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特征，群众文化活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基础、最末端、也最贴近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开展质量与覆盖范围直接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丰富度与满意度，是检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是否真正惠及于民的关键指标；面对城乡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不同文化品味的群体间日益分化的具体需求，传统的、均质化的、“大水漫灌”式的文化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具有自发性、灵活性、在地化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恰恰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短板。

（三）承载与活化地方性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载体

在我国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生态图景中，群众文化活动始终是那些扎根于乡土、浸润于民俗的地方性知识、技艺、仪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活态传承、持续繁衍的核心载体与日常实践平台，诸如依托传统节令举办的庙会游艺、围绕地方特色戏曲展开的社区戏社传习、以弘扬本土手工技艺为核心的工作坊交流、基于独特民俗风情的节庆庆典组织等等，这些活动形式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与文化语境，深嵌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与集体记忆之中，其持续有效的组织与开展，为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面临断裂危险的本土文化传统提供了得以喘息、复苏并融入当代生活的现实途径与情感寄托。

二、新时代群众文化活动的优化管理策略

（一）​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建设

在新时代推动群众文化活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工程中，突破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单一主体包揽的局限性，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至关重要，这要求文化主管部门清晰定位自身角色转型，即从直接的供给者与管理者更多地向规则制定者、平台搭建者、服务引导者与资源协调者转变，通过出台更具包容性与引导性的激励政策，明确各类非政府主体在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组织、实施全链条中的权责边界与准入条件，尤其需要为那些具备专业性、在地性优势的社会组织、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自治团体以及热心文化事业的企业主体提供更为通畅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和稳定的资源对接平台，切实降低其参与文化治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全面推进群众文化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与智慧赋能

深刻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给文化生产、传播与参与方式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机遇，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群众文化活动覆盖广度、服务精度和管理效能的战略性支点进行系统部署，首要任务是统筹规划并强力推动基层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与覆盖延伸，加快在各级文化馆（站）、社区服务中心以及具备条件的公共场所部署功能集成、操作便捷的智慧文化服务终端，并着力消除城乡间、区域间的“数字鸿沟”，确保数字化服务能够普惠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其次，集中力量打造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群众文化活动数字化资源总库与一站式智慧管理云平台，该平台应集成活动信息发布、线上参与报名、场馆预约管理、优秀案例分享、专家远程指导、文化交流互动、志愿力量匹配、需求精准征集、社会资源对接、绩效评估反馈等高度融合的综合功能，实现从活动策划、资源调度、过程实施到效果追踪的线上线下全流程一体化、可视化管理，为基层活动组织者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健全精细化、差异化的资源下沉与长效保障体系

针对当前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普遍面临的资源分布不均、供需对接不灵、持续动能不足等现实困境，必须将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建立稳定长效投入与保障机制作为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予以突破，政府财政投入需在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建立起明确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向基层一线和薄弱环节显著倾斜的资金分配新机制，特别是要大幅提高用于直接支持社区微型项目、扶持文化类社会组织小额运作、培育草根文艺团队内生能力建设、购买专业化辅导培训服务的专项资金规模与比例，确保财政资源的有效触角能直达文化实践的“神经末梢”[2]。

总结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活动在当代中国所承载的时代价值已深刻体现于其作为涵养公民素养的实践载体、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础支撑以及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传承纽带的多元维度之中，群众文化活动的高质量发展尚有广阔深化空间。为此，需在现有管理创新框架下进一步探索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制度性协作深度，尤其注重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执行梗阻问题，强化省级统筹与基层自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确保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地方实践的灵活性能够相互适配、相互促进，推动文化大数据与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基层治理信息系统的深度融通。

参考文献：

[1] 刘 军 .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的 时 代 价 值 及 管 理 创 新 [J]. 文 化 产业 ,2024,(08):53-55.

[2] 鲁梅 . 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管理创新 [J]. 黄河 . 黄土 . 黄种人 ,2022,(15):17-19.

[3] 程 继 权 .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的 时 代 价 值 及 其 管 理 思 考 [J]. 参 花( 上 ),2022,(06):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