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中的“随”和“类”

摘要：“谢赫六法”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用于品评、鉴赏一幅绘画作品的重要标准和基本原则。“谢赫六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在内的六个重要方面。这六点不分先后主次都有着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本文将会重点从唐朝的人物画服饰配色中浅谈对于“随类赋彩”的看法。

关键词：谢赫六法 、随类赋彩 、 色彩、《虢国夫人游春图》、《步辇图》

中国传统绘画历经数千载的艰辛发展，时至今日已形成了极具东方特色的绘画体系。无论是在构图、线条、意境或设色上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艺术色彩。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大特色就是—设色。在中国古代，绘画又被称之为“丹青”。“丹”则指的是指丹砂，而青则是指青雘。两者都是在中国传统古代绘画中经常被用到的颜色，即就是朱红色与青色。因此在古代也成为了绘画艺术的代名词。由此便可以很容易的看出，“色”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了画者们的极大重视。

而颜色在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的发展也经历过几次大的起起落落。对于颜色发展产生冲击最大的便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另一大色彩体系——墨。唐朝，色彩的发展虽已到达了鼎盛时期，但是水墨的应用威胁着色彩的地位。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自己的画作和作品中就表现出了对于颜色与用色的不重视。甚至更有五代后梁画家荆浩在自己的作品《笔法记》中就完全没有提起与色彩、设色所相关的内容。重彩就轻墨，重墨就轻彩，就这样，墨与彩之间的争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画家王概在《芥子园画谱》中重新出现了对于色彩以及各种设色方法的专门性的研究；以及清代画家沈宗骞也曾在自己的作品《芥舟学画编·设色锁论》中对色彩与用色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讲述。

但是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上对于颜色的使用最为标准也最为基础的概括应当是出自于谢赫在自己的《古画品论》中所提出的“六法”之中的第四法——“随类赋彩”。随类可说为是随物之意；赋可取敷、授之意，赋彩即就是用色之意。因此随类赋彩讲的就是在一幅画中着色的章法与要求，同时也是观者在品画、评画时的一个重要角度。因此“谢赫六法”即是绘画之法亦是品画之道。

关于“随类赋彩”一种说法可说作是以“随类”为主，即就是根据事物的客观形态为标准对画面中的事物施加以颜色；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以“赋彩”为主，“赋”就是赋予、给予画面中的事物更合适更符合画家心境的颜色。而谢赫六法最精妙之处就在于，这六法无论怎样组合都能解出不同的含义但又都能讲的清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就以“六法”中的第四法“随类赋彩”来说，不仅可说是以“随类”为主，同时也可说是“赋彩”为主。但还有说法就是将“随类”与“赋彩”放在一起解释，这样说来“随类赋彩”的意思不就是基于事物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再通过画家自己的思维和想法赋予一种新的但也符合客观存在的颜色。而这一观点在唐代的人物画中就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和诠释。

对于人物服饰的用色、配色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备受人们以及统治者的重视。在《论语》中就有“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篇第十》）；子曰：“恶紫之夺朱也”（《阳货篇第十七》）等关于服饰用色的讲究。直到后来，朝廷官员的服饰颜色也有着专门的讲究，在《旧唐书·高宗纪》里就有记载“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石带；庶人服白，铜铁带”。这一规定将社会各阶级成员的等级身份、大小官员的服饰着色要求规定做了十分详细的总结，也自此正式的形成了以“黄、紫、朱、绿、青、黑、白”七种颜色为基础所构成的颜色等级序列，同时这一序列也成为了封建社会结构的严格的等级标志。

除此之外，这种规定也影响了唐代人物画。在许多唐代人物画中人物服饰、配饰等颜色的选用与搭配上是十分有讲究的，无论是采用朱砂、大红、赭石亦或是石绿这些颜色，其实并不都是事物本来就固有的颜色，这也就是唐代人物画与其它绘画题材的所存在的不同之处，服饰、配饰、旗帜、车马、器具等一系列客观事物的颜色变化必然也会牵动着观者对画面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甚至包括时间、事件等在内的一系列因素的判断，所以说，设色在唐朝人物画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唐朝所经历的二百八十余年里，虽然经历过强藩悍将以及诸多变乱。但是文教武功等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提起诗文写作有李、杜、韩、柳等名家；提起书法有虞、褚、颜、柳、欧等大家；提起绘画则有阎、张、周、郑等名家。其中周昉、张萱等都以人物画最为著名且尤善丹青。

在张萱的代表作之一《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对于人物服饰包括马鞍等一系列配饰的颜色在选用、搭配上都有着很大的学问。《虢国夫人游春图》一画主要描写了当时皇帝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姊妹踏春出游的场景。但虽是一幅踏春图，整幅画作中却没有春天本该有的姹紫嫣红或是成群的鸟儿，春意都是从人物的神态、服饰等反映出来。整幅画面中一共展现了八骑九人，而这九人中的面容、姿势、服饰各不相同。整幅画面中以粉白、浅红色来反映春天的感觉，同时又加以绿色表现春意盎然，同时也与红色产生对比呼应。画面最右侧的三个随从分别身着青色、粉红、白色的纯色衣服，虽颜色鲜艳但却色彩单一缺乏层次感。最左侧的三位随从的服饰以单纯的粉色、青色、白色为主，纯色的服饰虽简单大方但却缺少了层次感和观赏性。而画面中间的则是整幅画的核心人物虢国夫人姐妹，这两人的服饰无论是从用色还是方式上都不同于其他六人，青袄搭配粉裙再配以白巾装饰或是粉袄配以青裙再点缀以白巾。颜色搭配的丰富就显示着两人身份的尊贵。也有专家称虢国夫人姐妹两人的马鞍上绣有金线装饰。而这样一来正好对应了“五色”。服饰采用“五色”并加以金色的修饰，更见的虢国夫人的尊贵。

这幅画中的中心人物虢国夫人是当时皇帝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姐姐，杨玉环的宠爱使得杨氏整族都受到了皇家的恩惠。也正是因此虢国夫人的生活也变得奢侈、豪华。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 “姊妹兄弟皆烈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而在一幅画面中通过人物服饰的渲染反映出的人物的尊贵也正好符合了这一的历史背景。由此可见画家在作画时就考虑到了即要符合当时的用色标准同时也恰当生动的揭示了历史事实。

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讲述的是发生在公元640年的一件民族交往事件，吐蕃王松赞干布派遣使者禄东赞前往长安朝见唐太宗的故事。这幅画历来也被认为是汉、藏两族人民和平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有着十分珍贵的历史意义。画面中的主要人物仅有两位——派遣使禄东赞和唐玄宗。而两位主人公的服装却采用了反差较大的正红色和黄色。

在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红色一直是备受人们关注的颜色，红色的出现往往代表了吉祥、喜庆、团圆之意。在中国民间，娶妻生子、中举升官、乔迁开业等各种事情都离不开红色的物件。甚至在一些朝代皇上奖赏朝臣都以红色为最高的等级。而在中国古代有“天地玄黄”的说法，前人认为天为玄色、地为黄色。也因此在前人的观念中就认为“黄”便是天下。除此之外呢，在中国传统的“五色”之说中五色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方”之说相对应，即就是我们所说的“东为青，西为白，赤为南，北为黑，而黄则配位中央”。因此黄色在前人们眼中就成为了尊贵、显赫、皇家的代表，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加深黄色便成为了皇家专用的颜色，平民百姓是不允许被使用的。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互带对“黄”的尊崇是来自于黄帝，也正是如此中华儿女经常被称作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基于那种说法，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地位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且一直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成为了统治者彰显身份的一种工具。

由这些说法来看，《步辇图》作为一幅为记录历史真实事件的作品，如此一来画面中你首先就要突出的就是事件的首要人物。而派遣使禄东赞是吐蕃使者并非皇家成员所以并不能使用黄色，而红色的使用使得派遣使的尊贵身份得以体现，区别出了禄东赞与随从的不同身份。同时也表明了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唐太宗则身着皇家的标志颜色，黄袍加身。至高无上的身份被显露出来。同时，一红一黄很好的突出了重点人物，形成了色彩上的对比也平衡了画面左右两侧，使画面看起来和谐统一。

人物画中，除去面容神态最重要的便是服饰与配色。服饰与配色的细节处最能体现出一幅画的精妙之处，通过颜色反应人物身份和特征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大特色。同时这也是我们后人在考证画面中人物身份的有力证据。

随类而赋彩，随着人物的身份和地位去赋予最适合画面和历史背景的颜色，是对画家绘画技术的考量，同时这也很好的印证了“随类赋彩”，正如前文所说“随类赋彩即是绘画之法亦是品画之道。”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传统绘画中颜色的精妙搭配会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幅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无论是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或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在服饰、配饰等的配色上的讲究与深刻内涵都是值得我们更加详细、更加深入的去探索的，这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传统设色的奥秘远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妙在我们的探索下也必将会有一番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年

3、刘若男《试从<虢国夫人游春图>谈传统绘画中色彩的意向性》[D] 中央美术学院2018年

4、赵芳《中国画颜料浅析》[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第 21卷 ） 》2005年第 9期，53-57

5、杨林《在传统文化里谈谢赫六法》[J] 《书画世界》88-90

【注释】

青雘：青雘，读音是qing huo，汉语词语，是指一种青色矿物颜料。出自《太平御览》。

不以绀緅饰：绀，gan，深青透红，指斋戒时服装的颜色。緅，zou，黑中透红，一般下是丧服的颜色。这也就是说，不以深青透红或黑中透红颜色的布给平时穿的衣服镶边做装饰。

红紫不以为亵服：亵，xie，亵服就是平时在家穿的衣服。古人认为，红紫不是正色，便服不宜用红紫色。

恶紫之夺朱也：恶（wu）厌恶讨厌，紫之夺朱："夺"，强行取得，取代，顶替。"朱"，按照皇侃在《论语义疏》中的说法，古代传统认为是代表南方的正色。而"紫"是所谓的"间色"，是由正色"朱"和正色"黑"混合而成的颜色，不是正色。

李、杜、韩、柳：是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

虞、颜、柳、欧：是指唐代书法家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

阎、张、周、郑：是指唐代画家阎立本、张萱、周昉、郑虔

五色：即五色说。“五色说”是“五行说”哲学轨道里的一个分支，在《周礼·冬官画繢》中说：“画繢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在传统色彩的五色体系中，便将“红、黄青、白、黑”定为五色，也称之为“正色”。又一五行的各行作为每一正色的代表，即“土黄、金白、木青、火赤、水墨”。

同v

张一鸣（2000.4—），女，汉族，籍贯：陕西西安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22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艺术管理与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