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视域政治文本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基金项目：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410697161）

摘要

本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剖析中美主流媒体有关2024年中国两会报道的话语策略差异。通过语料分析工具对情态动词、关系词及高频词进行量化统计，研究发现：中国媒体高频使用高值情态动词和递进关系词，聚焦发展议题，通过强化政策权威性和成就共识构建制度自信叙事；美国媒体则偏好低值情态动词和转折关系词，突出经济与安全议题，以不确定性表述和批判性逻辑塑造质疑框架。本研究揭示了中美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特征和报道倾向，为优化中国国际传播策略提供启示。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法；中国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两会报道

一、引言

2024年全国两会作为党的二十大后的首次全国性政治会议，不仅是国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更是国际社会观察新时期中国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会议期间，多家国际媒体对中国两会高度关注并进行报道，而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对两会的报道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影响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知，更是意识形态博弈与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缩影。

新闻语篇是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主要研究对象（胡晓静，2019），通过该理论分析媒体话语和新闻报道的研究数量众多，较为成熟。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中美媒体的报道话语，明确其语言学特征。

本研究将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理论框架，采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SFG）分析中美主流媒体对2024年两会的报道，旨在解决中美媒体在两会报道中词汇选择和主题侧重等方面有何差异、话语策略如何反映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如何通过改进话语策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三个问题，从而探究两国话语策略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并积极探寻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优化路径以及在政治外宣中话语使用的有效方式和策略。

二、文献综述

（一）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批评话语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由Fairclough系统提出以来，逐渐成为语言学与各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工具。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廖益清，2000）。其核心在于揭示语言与社会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动态关系。

近年来，国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蓬勃发展。快速兴起的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多模态发展，如代树兰和苗珊（2024）、席蕊（2023）、王正（2022）等，他们主要借鉴社会符号学的视觉语法理论（潘艳艳2020），注重探讨话语主体对多种符号资源的选择与意义建构过程。此外，也有众多研究者将该理论运用于多领域的话语分析。例如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应用中，严伟剑（2024）将批评话语分析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交际案例；刘巍（2019）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在英语语法教学和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杨勇和王婷（2024）、张立庆（2023）等把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观投射到翻译领域，对译文进行结构。

穆军芳（2016）指出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最广泛的应用领域，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文化语境下的语篇分析，对跨文化媒体话语的对比研究仍显不足。中国知网（cnki.net）检索显示，以“批评话语分析”和“报道”为关键词的研究中，聚焦单一文化语境媒体语篇的文献数量显著高于跨文化对比研究。

（二）中美媒体对两会报道的研究现状

“两会”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长期受到国际媒体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新闻传播学与政治学视角切入，探讨媒体报道的框架差异与意识形态动因。例如，杨峥（2008）对比中美2007年两会报道，发现中方媒体倾向“成就叙事”，而美媒则通过“问题导向”框架放大争议议题。赵向阳（2020）指出美联社与路透社都会用“rubber stamps”一词来修饰两会，使得两会形象甚至中国的政治形象失真，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预设偏见。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语言学视角的微观分析不足。多数研究停留于宏观框架对比，缺乏对主述位结构等语言特征的深入解构。第二，样本时效性与代表性受限。既有研究多基于2020年前的语料，难以反映新媒体时代的话语策略变化。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语料构建

本研究以2024年中国两会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媒体平台选择在中美两国甚至全球都具有广泛影响力且能够分别代表中美两国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为代表。其中，中国媒体包括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环球时报（Global Times）、中国日报网（China Daily）和中国网（China.org.cn）；美国媒体包括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P News（美联社）、The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Newsweek（《新闻周刊》）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以标题或正文含有“NPC & CPPCC 2024”“China’s Two Sessions”为核心词，在各媒体官网检索并选取自 2024 年 3月 3 日（两会召开前一日）至 2024 年3月 17日（两会结束后一周）期间关于两会报道的英文样本，构建平衡语料库。

由于中国媒体的报道篇幅相对较短，为了使两个语料库库容相近，以便进行后续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故在篇章数量的选取上作了相应调整，减少了因库容相差太大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同时，排除了视频报道、图文摘要及重复转载内容，以确保语料的文本完整性和结构一致性，便于开展系统性话语分析。此外，语料统一采用英文文本（包括中方媒体的英文报道），一方面可规避翻译偏差对语言分析的干扰，确保中美语料在同一语言体系下的可比性；另一方面，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是中美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主战场，分析其语言特征更能揭示外宣策略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经过文本处理，中国媒体语料库包含24篇报道，共含81，428个字符；美国媒体语料库包含16篇报道，共含81，730个字符（具体分布详见图1）。虽然中美媒体的报道篇数差距较大，但两库语料收集标准统一、大小接近，因此两个研究专用对比语料库具有较高的可比性。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核心框架，采用系统功能语法，同时借助语料分析工具AntConc4.3.1软件来统计语料中情态词与关系词的使用频率及语境分布，以及中美报道中的高频词情况，从而展开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揭示话语的微观特征和高频词的量化呈现。

四、文本分析与结果

（一）定性分析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的元功能分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李惠、张希永，2010），主张通过分析语篇的及物性、情态和衔接系统等微观语言特征，解构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1.情态动词分析

人际功能关注的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可以通过情态系统体现。Halliday将情态动词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情态值：情态高值，情态中值，情态低值（胡芳芳、邹清妹，2015）。通过AntConc4.3.1软件对所收集语料中的情态动词量值进行量化统计，情况如下（见图2）。

就不同频次情态动词使用总量而言，在情态高值词维度，中国媒体的使用频次较美国媒体多出5次；在情态中值词维度，中美媒体使用频次相近；而在情态低值词维度，美国媒体使用频次较中国媒体多出12次。

高值情态动词表示较高的肯定程度，通常涉及强烈的责任或必然性。中国媒体多次使用“must”“need”等高值情态动词，体现出选中方选择强化了政策表述的确定性与执行力，构建制度自信的话语体系。例1中，must表现出CPPCC团结各方力量的坚定决心以及王沪宁的话语权威性。

例1：Wang stressed that the CPPCC must consciously promote the great un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mobilize all positive factors that can be mobilized， and unite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中值情态动词表示中等程度的肯定，既表达出说话者一定的主张和意愿，语气又不显强硬。中美媒体在中值情态动词上的趋近分布，体现了新闻话语的客观化策略。特别是在涉外政策报道中，中值情态成为平衡立场宣示与国际话语规范的缓冲带。例2中，中国媒体使用will传递出中国政府希望促进创新发展的积极意愿。例3中，美国媒体使用will来描述外国投资者的期待，表明这是一种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的合理预期。

例2：On innovation， China will step up research on disruptive frontier technologies and launch an AI Plus initiative to boost develop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例3：Foreign investors will be looking for signs that Beijing has returned to a pro-development mode， including China’s GDP target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低值情态动词表示较低的肯定程度，通常与不确定性或开放性叙事相关联。美国媒体显著偏好的是“may”“might”等低值情态词。这种高频使用一方面符合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客观性”的形式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命题不确定性植入潜在质疑。例4中，美国媒体通过引用第三方话语和情态动词may既维系了表面价值中立，又在认知层面植入了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立场，在情态隐喻层面构建批判性解读空间。

例4：Thomas believes the economic growth plan emerging from the meetings may not be ambitious， signaling a continuity from last year’s growth target.

2.关系词分析

语篇功能关注的是语言在构建和组织语篇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通过衔接系统来体现。Halliday和Hasan于1976年提出并定义了“语篇衔接”（cohesion）概念，明确指出语篇衔接理论的三个层次：词汇衔接、句法衔接和语义衔接。其中，句法衔接通过连接词、过渡词等实现（吴其佑、王冠人、王琪，2004）。通过AntConc4.3.1软件对所收集语料中的转折关系词和递进关系词进行检索统计，情况如下（见图3）。

图3显示，中美媒体在递进关系词尤其是转折关系词的使用频次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媒体共使用转折关系词55次，中国媒体仅10次，美方使用频率约为中方的5.5倍；中国媒体使用递进关系词8次，美国媒体4次，中方使用频率为美方的2倍。

转折关系词通过逻辑对立关系构建语义张力，常用于引入对比或质疑性观点。相比于递进关系词，美国媒体高频使用转折关系词“but”，且句式多为“…，but …”，由此构建“主张-质疑”二元对立，反映其新闻话语中批判性叙事与多角度平衡的倾向。例5和例6中，美国媒体既承认“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5%左右”和“中国政府侧重经济发展”的事实合理性，又强调潜在矛盾“相比之下增长目标不高”和“出台措施存疑”。这隐含着美国媒体通过话语权博弈塑造国际舆论的意图，服务于对华政策的批判性叙事框架。

例5：Growth of around 5% would be cause for rejoicing in the U.S. and other major economies， but it’s moderate for a developing economy with a huge population like China’s.

例6：Signs leading up to the gathering sugge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earing up to focus on suppor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ear ahead， but it’s unlikely China will unveil any major stimulus.

递进关系词通过累加逻辑强化核心论点，常用于构建共识性叙事。中国媒体使用此类词汇，与其政策宣导和发展成就展示的传播目标密切相关。例7中，中国媒体使用besides增强了“中国产业转型”信息叠加的权威感。例8中，使用in addition to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饱含信心”的正面效应。

例7：Besides fast-tra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China is leveraging new technologies to upgrad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promoting the high-end， intelligent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例8：In addition to specific measures to support foreign businesses， many multinationals are also confident in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goals outlined in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二）定量分析

词频是词语在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观察某一语料库中的高频词与主题词，有助于快速了解其整体的内容与主题（蔡强、张雅轩，2020）。通过AntConc4.3.1软件对所收集语料进行检索，去除常用功能词后分别提取中美媒体语料中排列前10的高频实词，信息如下（见表1）。

表1显示中、美主流媒体语料库中的高频词达到近50%的重合，说明中美媒体在报道“2024中国两会”的内容方面有较多共同之处。其中China和sessions等词排名靠前，是因为所有语料都由“China’s Two Sessions”为检索词检索而来；而Chinese和Xi表明了两会主体是中国，双方媒体对此都予以确认，体现出新闻的客观与真实。排名随后的growth，economic，political和foreign等词，表明双方媒体在两会报道中都重点聚焦政治、经济和外交内容，同时报道和评述增长数据、成果或目标等相关方面的内容。另外，排名靠后的top和annual等词，表明双方媒体对“两会是重要的、一年一度的政治会议”这一观点有着共同认知。

然而，中美主流媒体对2024年两会的报道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development和quality在中方报道中明显位居前列，表明中国媒体对此突出强调，准确反映出中国政府“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政策导向，并强调高质量发展，而美国媒体却对此忽略。同时，Li和Wang在美国主流媒体高频词表中较为靠前，表明美国媒体格外关注李强总理、王毅外长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等政治人物的讲话。此外，一些存在军事、政治色彩的词汇如defense，military和security也在美方高频词表中出现，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仍受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思维的影响，对中国发展存在质疑和担忧。

（三）总结

本研究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通过对中美主流媒体有关2024两会报道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了双方在情态动词、关系词使用以及报道主题上的差异与共性。中国媒体在高值情态动词和递进关系词的使用上更频繁，强调政策权威性以及成就和制度的自信叙事，构建积极的发展话语；而美国媒体则偏好低值情态动词和转折关系词，突出报道的不确定性和批判性视角。高频词对比显示，双方在报道中既关注共同的政治、经济议题，又因各自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而有所侧重，反映了中美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特征和报道倾向。

五、讨论

（一）话语策略差异的深层根源

中美主流媒体有关2024年两会的报道差异，本质上是两国政治体制、文化价值观及国家利益博弈的复合产物。

1.政治体制的差异

政治体制直接决定媒体的功能定位。中国媒体在两会报道中承担政策解读、国家形象建构等功能，在报道中通常使用“政策成就—未来蓝图”的叙事框架，是“善治优先”政治哲学的语言映射。相比之下，美国媒体的“监督批判”功能使其更关注政策质疑和社会争议等议题，是“权力制衡”的语言映射。

2.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文化价值观是话语选择的深层驱动因素。中国文化强调“家国同构”的传统理念，因此中方报道中高频出现“we”“country”“people”等集体指代，深刻体现了集体主义文化对媒体语言的影响。而美国媒体对个体权利的侧重，则根植于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 其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适性的文明模式， 但凡不符合其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途径， 都将被视为异端而沦为对立面（朱桂生、黄建滨，2017）。

3.国家利益的驱动

在国际传播语境中，媒体话语是国家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中国媒体借助两会报道展示制度优势与治理能力，意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服务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宣战略。而美国媒体在报道中隐含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图，反映其在全球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二）中国国际传播优化路径的启示

梁玉春（2015）在研究中表明，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持续外溢下，只要西方将中国视为其拓展霸权的对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誉就可能遭受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损毁。

因此，中国媒体的外宣需要在坚守核心话语的基础上，创新策略以应对国际舆论场的复杂性。

1. 优化叙事结构：兼顾民生情感共鸣

当前中国媒体的外宣报道停留在政策宣讲层面，缺乏情感温度与故事张力。应借鉴“叙事传播”理念，以“数据+故事”的模式传达政策成效。在讲述“高质量发展”时，不仅要表明GDP增速等宏观指标，更可结合基层个体的生活改善案例，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2. 优化情态策略：平衡权威性与亲和力

中方报道中较多使用“must”“need”等高值情态词，虽然能强化政策权威，但易被误读为强势输出。因此可适当在报道中增强中低值情态词的使用频率，既保留政策导向，又体现对话姿态。

3.话语渠道的拓展：构建多元传播网络

美国媒体通过引用专家、独立学者等第三方信息源，增强报道客观性以赢得国际受众的信任。因此，中国媒体在外宣中应该更加注重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专家评论的多样性与报道逻辑的完整性，加强与国际智库、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应毛伟（2021）所言，通过第三方平台传递中国声音，引导海外民众形成于我有利的讨论框架，减少“自说自话”的传播壁垒。

六、总结

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系统解构了中美主流媒体对2024年中国两会报道的话语特征。研究发现双方在情态系统、衔接策略和主体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媒体的的话语框架体现“善治优先”的政治哲学与集体主义文化导向；美国媒体的批判性框架则根植于“权力制衡”制度传统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折射出双方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国际传播的优化路径：优化叙事结构，平衡情态策略以及拓展话语渠道。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语料库规模有限，且仅聚焦英文报道，可能忽略语言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传播的深层影响；其二，样本时间跨度较短，难以全面反映话语策略的动态演变；其三，跨文化比较的深度不足，未系统考察除美国媒体外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特征。在未来研究中，一是可扩展至多模态分析（如结合图文、视频语料），探索视听符号协同传播的效能；二是开展历时对比，追踪中美话语策略的互动与动态变迁；三是引入跨学科方法，深化对意识形态编码机制的阐释。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媒体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机制，为跨文化传播与政治外宣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需以更灵活的话语策略应对国际舆论场的复杂性，将“中国叙事”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声音”。

参考文献：

[1]蔡强， 张雅轩. 中西方主流报刊“一带一路”报道批评话语分析与比较[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05）： 126-133.

[2]代树兰， 苗珊. 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特征、方法与策略[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24， 32（03）： 33-37.

[3]胡芳芳， 邹清妹. 新闻语篇中情态动词的人际元功能分析[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07）： 84-86.

[4]李惠， 张希永. 韩里德及其系统功能语法（英文）[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0（06）： 44-46.

[5]梁玉春. “中国崩溃论”：西方的意识形态武器[J]. 红旗文稿， 2015（12）： 7-10+1.

[6]廖益清. 批评话语分析综述[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01）： 76-82.

[7]刘巍. 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在远程教育英语教学中的创新实践研究[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08）： 124-125+129.

[8]毛伟. 2021年全国两会在海外社交媒体的信息呈现与传播景观——以Twitter平台为例[J]. 国际传播， 2021（02）： 1-9.

[9]穆军芳.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展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1995-2015）[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06）： 26-34+107.

[10]潘艳艳. 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认知批评分析的发展综述[J]. 外国语文， 2020， 36（01）： 35-42.

[11]王正. 动态多模态语篇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的构建与应用[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30（04）： 25-30.

[12]吴其佑， 王冠人， 王琪. 衔接连贯理论与语篇翻译研究的新视点[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04）： 126-129.

[13]席蕊. “认知—功能”综合交织的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框架[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3）： 91-100.

[14]严伟剑. 批评话语分析和移情理论在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J]. 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研究， 2024（01）： 131-137.

[15]杨勇， 王婷. 基于语料库的网络新闻标题英译中模糊限制语批评性分析[J]. 外语与翻译， 2024， 31（03）： 68-75.

[16]杨铮. 中美2007两会报道差异解读——兼论中国对外传播的改进[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17]张立庆. 从语言观到译文观——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中央扶贫话语对外翻译[J]. 话语研究论丛， 2023（01）： 63-72.

[18]赵向阳. 美联社和路透社近五年两会报道比较研究[D]. 广西大学， 2020.

[19]朱桂生， 黄建滨. 西方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国青年形象研究——基于BBC纪录片《中国的秘密》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05）： 1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