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环境整治的对策与实践研究

引言：随着生态文明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短板。农业生产方式粗放、生活垃圾无序堆放、污水直排现象普遍，严重影响农村生态系统稳定性与人居环境质量。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投入，探索多主体共治的治理模式。本研究在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立足现实问题，聚焦治理策略的科学性、操作性与持续性，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剖析相结合，为推动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路径启示。

1、农村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

1.1 民生福祉层面

农村环境整治是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在此过程中，需系统化处理生活污水、农村垃圾、畜禽粪污等污染源，显著改善人居环境，有效阻断疾病传播路径，降低传染病和地方病发生率。环境治理直接关系到农村饮用水安全、空气质量及居住卫生条件的改善，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舒适度与幸福感，有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当前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保障农村弱势群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1.2 乡村振兴层面

乡村环境治理是推行乡村振兴方略的基本工程，优良的自然环境是招揽产业资金流向乡村和人才返乡的关键条件，给予特色农业壮大、乡村工业转变和生态旅游优良资源保障。此外，环境治理还有利于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遗存的维护，如古村落、水源保护地、传统耕作模式等在治理过程得以恢复与继承，给予达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生态与文化双重保障，这提高了乡村发展的品质与韧性，也切合国家“双碳”目标。

2、农村环境整治的核心策略

2.1 健全法规体系，完善政策保障

首先，在立法上，应结合当地情况，积极促进制定修订地方性环保法规，对于乡村土壤污染、畜禽养殖排放、废物处理等主要问题，可制定《农村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以弥补法律空缺，强化执法基础的精确性、指向性。

其次，在规范引领上，需建立完善涵盖污水处理、废物分类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技术规范体系，发布可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导则》《村庄生活垃圾收集与处理技术规范》等。

最后，在考核与追责上，应建立完善以生态文明成效为指引的绩效评估机制，将农村环境整治成效列入地方党政部门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借助“清单式”监督、“指标式”评估方法，促使地方政府从被动整治到主动整治转变，强化乡村基层组织在环境管理中的组织领导、责任承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执行、社会各界参与的管理模式。

2.2 创新治理模式，强化村民自治

首先，建立“四维民主”机制，是增强村民参与管理的主要途径。在此，需切实履行村民自治的四个主要步骤：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能够提升村民在环境改善中的参与意识与认同感，并促使改善政策与地方情况恰当结合。此外，为促进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约》，将环保规定写入村庄自治制度，清晰界定村民在垃圾分类、污水排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行为准则与违约责任，做到责任共担、共同建设管理。

其次，需实行分类管理方法，此是达成改善方式并根据各村情况调整的有效途径，在此各村经济发展、人才结构、管理传统有明显不同，应按序推动“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的改善方式发展路线：起步阶段以乡镇牵头促进基础建设，中间阶段指导村中能人、乡贤加入改善工作与制度创新，最终达成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良好管理局面。

最后，需促进监督方法公开、透明，这可以提高改善工作的规范性和居民信任度，应切实履行村务、财务和乡村环境改善事宜的公开制度，设立村民代表大会、村民理事会等评估平台，对改善效果进行民主评估与反馈机制，并基于其反馈评估持续推动各村比学赶超，实现从外部压力到内部动力的转化。

2.3 优化技术路径，推广分类处理（1）推进垃圾精细化治理，构建多级分类处理体系

为解决农村生活废弃物“收集难、处理粗、成本高”的管理难题，宜推行以“两次六分类、四级联动”为主要内容的废弃物分类与处理方式。该方式注重“农户初分 + 专业分选”的双重分类制度，达成废弃物从源头减少与后端细致处理的有效连接，执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四级处置框架，加强不同层级合作与资源整合，提高总体管理效能。

技术路线须依据农村废弃物成分特性，推进分类处理技术的精确匹配，可回收物品回收再用提高资源价值，有机废弃物可采取堆肥、厌氧发酵等方法实现生态循环。此外，有害废物则需依靠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集中妥善处置，防止二次污染，设立村级分类投放站、镇级转运站与县级终端处理厂，形成“前端分类—中段收集—终端处理”闭环系统 [1]。

（2）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提升农村环境承载力

在乡村面源污染和生态恶化状况愈发显著的情形下，应并行开展生态修复项目，使自然体系的自身调节、净化功能复原，土壤修复上。在此过程中，可依据污染水平与土壤种类使用原位淋洗、生物修复或土壤覆盖等多种技术，使耕地生态功能复原，水体治理可结合流域特点构建人工湿地、水体缓冲带等生态构造，提高水体自身净化功能，提升植物覆盖度、修复受损生态斑块，切实改进村落全部生态面貌 [2]。

2.4 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社会参与（1）构建多元投入机制，实现财政引导与社会资本协同

政府财政仍是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资金来源，应加大财政政策倾斜力度，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乡村污水治理、垃圾分类、生态修复等主要项目。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拨付 13 亿元财政专项资金，涵盖全区 1,483个村庄的治理项目，呈现出集中连片、逐步实施的治理效果，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公私合作模式促进基础设施建造与服务外包运行，既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又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

（2）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参与各方形成共赢格局

农村环境整治要实现长期运行，需要建立持续的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各方参与者的主动性与责任感，可村集体与企业协作成立环境服务公司，或指引村民以土地、劳动力、资源资产入股，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还需推动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融入农业服务、资源回收、生态旅游等新兴业态，达到治理成果与产业发展的紧密结合[3]。

结束语：综上，唯有在制度设计、技术手段与治理机制多维发力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推动农村环境从“突击整治”向“常态治理”转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分级分类治理体系，强化政策执行与问责机制，拓宽多元投融资渠道，并深化基层自治与社会参与模式创新，构建可持续、广覆盖、高效率的农村生态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唐艳玲 . 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策略研究 [J]. 山西农经 , 2024, (24): 103-105+109. .

[2] 李君 , 黄晓芳 , 卢超 . 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星级美丽乡村 [J]. 云南农业 , 2024, (12): 31-33.

[3] 周昕霖 . 人居环境整治催生农村蝶变 [J]. 村委主任 , 2024,(21): 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