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域下的民俗学体系建构：布鲁范德与乌丙安民俗学理论比较研究

第一章本土文化语境与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民俗学理论体系受本土文化语境的影响

民俗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当地文化脉络紧密相连。各国的文化传统、历史脉络和社会架构等因素，对民俗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中国为例，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民俗学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民俗学不仅关注物质生活，还深入探讨精神世界，剖析民俗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西方民俗学研究同样受其特定文化语境影响，如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的理论体系强调科学分类与详细记录，与其所处的实证主义科学传统密切相关。

二、布鲁范德与乌丙安的理论路径差异

布鲁范德与乌丙安在民俗学领域的理论路径显著不同，这种分野植根于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语境，折射出东西方民俗学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的结构性差异。布鲁范德强调民俗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与普遍性，聚焦于民俗事象的系统采集、类型学建构及规律性分析，主张通过定量方法与实证研究揭示跨文化民俗现象的内在逻辑。乌丙安则凸显民俗学的文化阐释价值与本土实践导向，强调通过深描与阐释学方法解码民俗事象的文化象征体系，致力于在地方性知识框架内诠释民俗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

第二章民俗定义与“ 民” 的范畴：文化主体性差异

一、布鲁范德的“泛民俗观”

布鲁范德在其著作《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提出了“泛民俗观”，扩展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狭义的民俗定义。他认为民俗不仅是古老乡村的传统和习俗，更是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涵盖口头传统、习惯习俗和物质文化。布鲁范德将“民”扩展到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鼓励学者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民俗，揭示文化多样性的本质和规律。

二、乌丙安的“俗民分层论”

乌丙安在其著作《中国民俗学》中提出了“俗民分层论”，为理解民俗的深层结构和社会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将“俗民”细分为不同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并指出各阶层在民俗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乌丙安强调民俗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特定文化背景下民众创造并传承的生活文化，深刻反映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我们理解民俗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比较视角

从主体范围、时间维度和功能指向三个方面对比布鲁范德与乌丙安的民俗定义及“民”的范畴，可清晰观察到两者在文化主体性上的显著差异。布鲁范德的“泛民俗观”突显了民俗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将“民”的范畴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乌丙安的“俗民分层论”则显示出更为精细的划分，强调各阶层在民俗传承与创新中的独特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布鲁范德更关注民俗的现代性和都市性，而乌丙安则更侧重民俗的历史性和传统性。在功能指向上，布鲁范德强调民俗的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功能，乌丙安则更注重民俗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

第三章学科框架与分类体系：知识生产的范式差异

、《美国民俗学概论》的三元结构

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构建了“三元结构”分类体系，将民俗分为口头民俗、习惯民俗与物质民俗。这一体系彰显了其独到的学术视野和对民俗学知识生产范式的深刻洞察。口头民俗包括俗语、谚语、民谣等；习惯民俗指特定文化群体中形成并传承的行为习惯；物质民俗主要涉及民间建筑、手工艺和服饰等。布鲁范德的“三元结构”分类体系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民俗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进程。

二、《中国民俗学》的四维体系

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提出了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这一四维分类体系。经济民俗关注经济活动中的习俗和惯例；社会民俗探讨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等社会层面的习俗；信仰民俗涉及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游艺民俗关注娱乐活动和民间游戏。乌丙安的四维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民俗文化，揭示了民俗文化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分类逻辑比较

布鲁范德的分类体系以实证性和科学性为基石，基于民俗事象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可观测性进行划分。其理论来源深受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乌丙安的分类体系更加注重文化性和阐释性，旨在深入挖掘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其理论来源受到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深刻影响。通过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在知识生产范式上的显著差异，丰富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

第四章跨文化视角下的民俗学思考

一、民俗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民俗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既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共性，也展现了其独特性。从普遍性来看，民俗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民俗的特殊性同样引人注目，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俗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既能发现不同民俗之间的相似之处，也能看到它们的独特差异。

二、跨文化交流对民俗学的影响

跨文化交流对民俗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为民俗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资源，还推动了该学科的变革与发展。跨文化交流拓宽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使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元素和民俗现象。同时，它也为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促进了民俗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此外，跨文化交流还推动了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使研究逐渐摒弃单一的文化视角，注重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分析和解读民俗现象。

三、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比布鲁范德与乌丙安的民俗学理论，揭示了跨文化视域下民俗学体系建构的路径。二者在民俗定义、“民”的范畴、学科框架、分类体系及方法论上的差异，反映了中美在民俗学研究上的不同侧重点和价值取向。这些差异为跨文化民俗学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未来的民俗学研究应充分借鉴两位学者的理论成果，以更加全面、深入的视角探究民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