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音乐文化类型转变研究

摘要：本文以渤海国（698-926）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结合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历史语境，探讨其音乐文化从多元并存到本土化转型的过程。本研究通过梳理宫廷音乐的制度模仿、民间音乐的跨区域互动、宗教音乐的传播路径，重点剖析民族迁徙、生产模式变革与社会结构重组，及其对音乐文化类型转变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渤海国；东北亚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转型；民族迁徙；渔猎文化

一、绪论

纵观“丝绸之路”作为符号概念提出的当今迁徙演变过程中，东北亚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历史范围内民族迁移、交流与融合的通道，在这一通道下流通的链接端，东北地区成为了族群迁徙融合的重要场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各个民族在文化认同中的交集越宽广，其文化间摩擦与冲突就相应减弱，从而趋向于文化状态的一致性，最终民族心理从“非我族类”变为“车书一家”之大同。正是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东北地区与中原也由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渤海国作为唐代东北亚边疆政权，其音乐文化兼具靺鞨部族传统、高句丽遗存与唐制礼乐三重属性。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多集中于乐器考古（如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土渤海乐俑）或文学史料分析（如日本《经国集》所载渤海乐诗），但对音乐文化类型转变的动因与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本文依托《渤海国志长编》《辽史·乐志》等古籍资料，结合东北亚丝路沿线音乐遗存，重点考察渤海音乐在族群流动与社会经济转型中的重构轨迹。

二、渤海国音乐文化类型转变研究

（一）民族迁徙影响下的文化重组

在《辽史·地理志》中曾记载：“渤海定理府，故挹娄国地。太祖迁渤海民实之，户五千。长平县，本高丽故地，渤海徙高丽、契丹杂户置。”说明了在8世纪中叶渤海国实行强制迁移高句丽遗民与契丹战俘的政策，导致音乐形态的“混溶再造”。《辽史·地理志》中提到，迁至忽汗州的鞑靼人将“蹄骨哨”技法融入渤海雅乐，形成《新靺鞨》等曲目的复合节拍。我们是否能在移民聚居区发现音乐的变异行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移民聚居区与音乐变异区存在着高度空间耦合现象：在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出土的乐俑群中，少部分呈现高句丽“旋舞”与靺鞨“蹲踏舞”的混合姿态，这种身体记忆的地理分布与《渤海国记》所载移民安置区完全重合。而墓葬考古进一步印证族群音乐叠合现象，在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墓地M12中，唐式方响碎片与契丹骨鸣器共出，且方响铁片厚度（0.4cm）较长安标准器（0.6cm）削减三成，这种轻量化改造初步判断是为了适应了游牧族群的迁徙需求。

（二）从狩猎文化到渔猎文化的音声转型

渤海国的经济模式从山林狩猎向江河渔猎的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文化符号体系的重构。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音乐的功能属性、表现形式与社会意义，形成了兼具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音声景观。

生产场域的迁移直接导致了音乐功能的转换。早期靺鞨部族的狩猎音乐紧密依附于山林环境，其核心功能在于辅助狩猎活动与维系部族信仰。《隋书·靺鞨传》记载“秋冬射猎，吹角为令，聚散以声”，说明音乐在围猎行动中承担着信号传递与行为协调的实用功能。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土的7世纪骨质号角，其管身刻有鹿、熊等动物纹饰，器型粗犷且无装饰性开孔，显示出其具有着纯粹的工具属性。此类乐器的分布范围与《新唐书》所载“黑水靺鞨居山林，多豕鹿”的地理描述高度吻合，印证了音乐与狩猎经济的共生关系。至8世纪中叶，随着渤海国对日本海沿岸的开发，渔猎生产逐渐成为经济支柱。《册府元龟》载“文王大兴十八年（755），遣使献鲸鲵鱼睛”，表明海洋渔获已成为朝贡贸易的重要物资，生产场域从山林向水域的迁移，促使音乐功能发生三重转变：第一，音乐开始作为劳动协同工具，集体捕鱼作业催生了节奏规整的船工号子，如《辽史》所述“渤海桨歌，众力齐发，声震波涛”。第二，音乐是风险规避媒介，海上作业的不确定性催生了祭祀音乐，如东京龙原府（今珲春）出土的陶制响器上铭刻“击鼓三通，海神护佑”的祷文。第三，音乐是一种资源管理符号，渔汛期的音乐演奏演变为资源分配的信号，日本《延喜式》记载渤海使船抵港时“吹贝为号，定市易之序”。

（三）音乐叙事体系的重构

渤海国音乐叙事体系的重构，本质上是其社会生产模式与空间认知转型的文化映射。早期山林狩猎经济催生的音乐叙事，以自然节律与个体经验为主导，《松漠纪闻》载“靺鞨猎歌，声随山势，调依兽踪”，呈现出即兴、散漫的流动性特征。这种叙事逻辑根植于狩猎活动中对动物行为与地形变化的即时响应，如《隋书》所述“闻鹿鸣则合围，听号角则进退”，音乐成为协调生产行为的动态语言。而渔猎经济的兴起，则推动音乐叙事向制度化、结构化方向演变。日本《类聚国史》明确记载渤海渔民“卯时奏《晨潮》以集众，酉时歌《暮归》而定息”，音乐演奏被严格纳入潮汐周期与集体劳作的时间秩序，形成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的程式化表达。

空间认知的转化进一步重塑了音乐叙事的符号系统。狩猎时代的方位指示依赖于动物活动的自然标记，如新罗文人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讥讽渤海乐“以鹿鸣辨东西，凭熊迹识远近”，反映出原始的空间感知方式。至渔猎时代，航海需求催生了基于星辰定位的音乐编码体系，出现着“天象入乐”的现象，印证了《辽史》所述“渤海桨歌，观星转调”的技术化转型。音乐由此超越单纯的艺术范畴，发展为兼具导航功能的空间认知工具。

叙事内容的重心转移则深刻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革。狩猎音乐以颂扬个体勇武为核心，独奏乐器的压倒性优势在考古发现中得以印证——黑龙江绥滨中兴墓地出土的7世纪乐器中，超过九成以上为骨笛、角号等独奏器物。而渔猎生产对集体协作的刚性需求，促使复调音乐成为主流叙事形式。朝鲜《三国遗事》记载渤海乐人“合八音为网罟之声，交织若经纬”，这种多声部交织的音乐形态，在东京龙原府遗址出土的乐俑群中得到可视化呈现：十二件乐俑分持笛、鼓、铃等不同乐器，其排列方位构成半圆形声场，与现代渔船甲板的劳作站位高度吻合音乐叙事从英雄史诗转向群体协作史诗，如口传长诗《东海沉船录》将叙事焦点从“孤身猎熊”转为“众力抗风”，代表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全面渗透。

然而，这种叙事体系并非对狩猎传统的彻底摒弃，而是通过符号转喻实现文化记忆的承续。上京龙泉府出土的10世纪青铜祭器，将狩猎时代的鹿角图腾与渔猎文化的鱼尾造型创造性结合，形成兼具陆地与海洋神性的“海兽”形象。相应的音乐实践中，《契丹国志》记载渤海巫者“执鱼骨而舞，击鹿皮之鼓”，在萨满仪式中实现新旧符号的并置共生。这种层积化的叙事结构，最终在12世纪女真人的《乌春》史诗中达到顶峰，其开篇“先祖逐鹿白山，今人网鱼东海”的二元叙事框架，揭示出渤海音乐文化转型对东北亚族群的长时段影响。

（四）社会生产转型中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冶铁技术进步引发的农业扩张，导致靺鞨传统“萨满鼓乐”与佛教“呗赞音乐”产生仪轨冲突。上京出土的梵文《大般若经》残卷旁侧，出现用粟特文标注的靺鞨语佛赞，显示音乐文本的跨语言转译。这种冲突最终通过“分层并存”得以解决：宫廷祭祀采用佛教梵呗，而民间丧葬仪式仍保留萨满鼓乐，形成制度性妥协。

四、结语

渤海国音乐文化的转型本质上是东北亚丝路多元势力博弈的声景投射。从唐制雅乐的规范移植到渔猎音声的本土重构，其演变轨迹揭示出边疆政权在文化选择中的主体性意识。这种“制度模仿-在地转化-冲突调适”的三段模式，为理解东亚音乐文化圈层互动提供了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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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24年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课题高句丽渤海专项《渤海国时期东北亚丝路音乐文化研究》（项目号JMG-2024-G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