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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三千里,当时明月在

作者

郭萧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沈从文与萧红同为三十年代重要的乡土小说发展者,由于地域、个人生命体验等因素的不同,他们笔下所书写的乡土性也各有特色。国将不国,颠沛辗转,他们在生命的动荡中更加明显地体会到与故乡之间的羁绊与被牵扯的痛感,并将此生命经验述诸笔端。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或许能窥见些许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乡土的普遍感情与不同梦境。

一、刻骨的屈辱离殇与哀婉的悼念伤逝

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于日军铁蹄之下沦陷,苦难深重。《生死场》中,日军的围剿,村民的自发反抗与例如二里半对“人民革命军”的迷茫追寻,是对原始的大地上沉重的苦难的屈辱的具体一笔刻画。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这片原始与封闭的土地上被战争破开创口,流出悲哀的血液。“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对给她带来伤害的一切都持愤怒的态度,她恨两样的男人,恨带来灾难的侵略者,对“中国人”也是“恨”,可这种恨与前两种不同,是家乡被侵略后无力反抗的痛楚,是自身羸弱的心酸,是对于保护故土的希望的落空。

王婆将老马拉去屠宰场,冯山想着五东家的离开安静地流下眼泪,陈公公为着自己因反抗而失掉性命的儿子一次次在风沙中跌倒又爬起……人们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度日,精神被消磨得麻木几近于无,却为着生存的最后底线奋起反抗,历史的震颤与人们落后的生命状态相交织,呈现在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

在《边城》《新与旧·长河》中,主题的表达更加曲折委婉,深藏于对桃花源式的田园牧歌的清丽描写与缅怀。“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沈从文怀着拓展人们对于湘江农村的了解的愿景书写着自己的故土。赵园写道,“使许多作品获得了历史深度的,正是其强有力地反映出的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飞速发展的城市文明光辉却也糜烂,而乡土之中,无论是秀丽的自然山水,还是淳美的人文品格,都随着旧的光景一同被掩埋在过去,消失殆尽。沈从文对于这种状态的重新写作,目的在于将野蛮的富有力量的原始生命注入到衰败腐朽的社会中去,唤醒新的勇气和生机。

二、浑噩粗糙的生命体验与健全充沛的人性赞颂

(一)生命与人性

在东北极端而贫穷的农村土地上,人们物质匮乏,如同野兽一般活着。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是《生死场》里赋予人的动物性,不聪明的麻面婆“总是发着猪声”,二里半喝水“象是马在喝”,金枝服从自己的欲望和男人发生私情,成业的婶婶抬头“如同小鼠”。他们在贫瘠封闭的土地上世世代代受到剥削,落后了太久,如同野兽一般,仅存生存这一最大的命题。这样的生存状态,还是《呼兰河传》里的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僵硬麻木地度过一生。“他们这种⽣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天⼀天的,也就糊⾥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去,穿起棉⾐来地过去了。⽣、⽼、病、死,都没有什么表⽰。⽣了就任其⾃然的⻓去;⻓⼤就⻓⼤,⻓不⼤也就算了。 ⽼,⽼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聋了,就不听;⽛掉了,就整吞;⾛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谁活该。”大写的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寒苦的氛围笼罩全年,使人们只能望着扎彩铺里威风耀目的纸扎,幻想或许有个下辈子。这样的处境是当时东北的大地的真实写照,但沿着萧红的叙述,我们读到哀痛,也读到隐藏其后的改造国民性的愿望。

(2)女性形象的塑造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都较为重视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

萧红在对于女性的塑造中将重点放在群像的勾勒上。混沌的人物群像里包含着许多名字模糊的女性,她们多舛的命途,是那个时代长久存在的,几乎每一个女性共有的困苦人生。《王阿嫂的死》里,描写了受到阶层压迫以及生育痛苦而死的王阿嫂,弱小贫穷,从来逆来顺受,最后只留女儿小环,悲哑地嘶鸣,哀哀地哭泣,“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不会呀!”萧红以内在视角关注她们的喜怒哀乐,书写她们的痛苦遭遇,是同为女性、负着同样命运的人的共情与悲悯。

与对人性构建所一致的是,沈从文善于勾勒女性身上美好的品质,以至于某种纯良、高洁却又质朴的“神性”。一如萧萧与翠翠,怀着某种外在的洁净与内在的坚毅,以及如同动物或者植物的生机,自然而然地生长在灵动的水岸。

三、白山黑水的片段构建与湘江牧歌的流淌创造

本雅明曾形容普鲁斯特“将作品统一起来的仅仅是回忆这一单纯的行为”,在萧红的乡土主题作品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乡与现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断裂感,乡土在她个人的生命体验中成为掺杂想象的大量片段。当漂泊者与故乡之间被分隔,回忆成为最好的线索与重返途径。《呼兰河传》的尾声里这样写道,“呼兰河这⼩城⾥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现在埋着我的祖⽗。” 世殊事异,象征着故乡美好、温馨一面的祖父亲人不再,“我”也再没有返还那个童年生长的故乡的可能,只能在“现在”的时间里一遍一遍借助回忆重新勾勒,故乡因此成为不可触及的旧梦。

鲁迅对于乡土的写作创造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与今昔对照的结构,现实中的故乡在别离经年后只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称,颠簸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发生改变,记忆中的故乡只能再通过记忆前往。长期漂泊的萧红的乡土创作缺失“返乡”的过程,生命、风景与苦难等主题是作家日夜构思,用颜料厚涂的浓重油画,定格住的符号化的故乡。《生死场》中所描绘的人物风貌,是概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北大地景象,其中人们落后、朴质含有动物原始性的生活极具生命的厚度,“半青色的柿子,永远被人们摘取下来。”看似矛盾的句子,寄托着黑土地上轮回的季节与生命的轮回,成为作者记忆中的永恒,一切留存在那个东北被侵略、人们于天灾和人祸中挣扎的苦难时光里。故乡成为静止的播放,“我的故乡是一个遥远的梦。” 遥远的呼唤,苍凉的生命,在萧红力透纸背又明丽哀戚的文字中连接着漂泊者与沦陷的故土。

沈从文的乡土一如水汽淋漓的湘江,长久流淌,绵延不绝。人们在水岸生活作息,在与世隔绝的那个“桃花源”里缓慢向前,沿着水路溯洄,似乎能够通往那个遥远的世界。水、船与岸边的生活,都充满连续性与流动感,被一条长河串联起来。他塑造美,创造出夜夜唱进翠翠梦里的情歌,也描绘多情动人的山水,在字里行间反复诉说着“美就是善”这一观念,“试图以审美意识统一伦理意识。”流动性不仅体现在活动的人与物上,还化作乡土叙述里那一条永恒的长河,岸边竹林,绿水荡漾,在每一个故事里带着明丽的风光山水,流向相同的远方。

在那个远走他乡的年代,他们都凭借经验记忆的碎片,拼凑出回忆里故乡的原貌,创造出独特的乡土叙事。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1

[2]卢建红.“乡愁”的美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81-89.

[3]《新与旧·长河》,沈从文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163

[4]《萧红全集》,萧红,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205

[5]《边城·长河》,沈从文著,古吴轩出版社,2021年版,17

[6]《论小说十家》,赵园,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