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背景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路径探究

进入21 世纪后，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呈现从技术性修复向价值传播与社会赋能的范式跃迁。我国于2021 年全面启动的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明确提出“强化革命文物系统保护与主题传播效能”的战略目标，标志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被赋予新的历史站位。一方面，在城镇化加速与技术迭代背景下，部分革命旧址面临本体安全威胁、管理碎片化与功能边缘化等多重困境，其精神传递效能与社会连接能力呈现弱化趋势；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持续推进，使得革命文物融入当代生活、服务大众需求的现实意义愈发凸显。此外，文化遗产领域数字化技术革新为文物资源时空延展创造了技术可能，而文旅深度融合的政策环境则驱动革命文物资源向文化产业链前端位移。在多重变量交织作用下，亟需突破传统保护思维的路径依赖，建立既尊重历史原真性又契合现代传播规律的新型实践范式。

一、文化传承发展背景下革命文物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一）承载民族记忆与精神延续的核心介质

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物质见证，其承载的革命历史与英雄事迹构成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核心脉络，在当前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被赋予不可替代的价值定位。通过革命旧址、文献档案、生活器具等实体留存，革命历史记忆得以具象化呈现与世代传递，使得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获得具象化表达载体，倘若缺乏系统性保护举措，此类精神资源面临记忆断裂与文化断层的现实风险。在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中，保护革命文物即是守卫人民群众共同的历史认知根基，这种基于实物传承的精神延续方式相较于纯文本记录具有更强的情感穿透力与价值传导效能，因而成为维系民族文化血脉持续涌动的关键环节 。

（二）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国家层面出台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意见》及文化传承发展政策体系，已将革命文物工作纳入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程。革命文物资源的保护效能直接关系到"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战略目标在基层实践层面的具象化呈现，当前正处于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从单体保护向片区整体保护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快速城镇化与乡村改造进程中，部分革命旧址面临着空间挤压与功能退化等现实威胁，相关管理机构若未能建立分级分类保护机制，将直接影响国家意志在地方文化治理中的有效传导。通过构建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管控的协同体系，既实现对国家顶层设计的精准响应，又为地方文化特色发展提供历史资源支撑。

（三）强化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的客观需要

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构中，革命文物资源作为区域历史的重要物证，具有凝聚社区共识、强化文化认同的特殊功效。革命旧址纪念馆与烈士陵园等场所构成的纪念场域，不仅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体空间，更成为基层群众构建集体记忆与地域认同的情感连接点。调研显示基层群众对于具有历史温度的实物展陈接受度显著高于理论说教，当依托革命文物开展的浸入式教育形成常态化机制时，能够有效弥合代际文化认知差异，促进革命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的理解内化。现阶段部分地区将革命旧址转化为文化驿站、乡村书院等公共空间的做法，正充分彰显此类资源在激活社区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倘若放任文物资源闲置衰败，将造成地方集体记忆载体的永久性损失。

二、文化传承发展背景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路径

（一）建立分级数字化保护与活化机制

全面开展革命文物本体健康评估与档案数字化工程，构建涵盖纸质文献、实物档案、建筑遗迹等多维数据资源库。基层文保机构应当优先推动不可移动文物的三维激光扫描与全景影像留存工作，同步实现可移动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与材质分析数据集成。数据采集过程中需特别重视原始历史痕迹的精准记录，在数字化建模时保留文物特有的使用痕迹与岁月特征。数字资源库建成后应向公众开放部分基础数据层级，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提供权威素材支撑，同时确保核心数字资源的安全备份存储于国家级文化数据中心。

（二）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

设计跨部门的革命文物保护协调议事机制，形成文物部门主管、规划建设部门管控、文旅部门运营的三方协同框架。明确县级文物行政部门作为辖区内革命旧址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赋予其审查周边建设项目审批的介入权限。探索建立专项保护基金与社会赞助平台，制定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参与文物修缮工程。设置志愿者巡查员制度，吸纳离退休历史学者、地方文史爱好者组建文物安全监督网络，定期开展文物保护状态的社会化反馈，构建专业机构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文物守护共同体。

（三）创新革命历史空间的叙事方式

突破传统展馆线性历史叙述模式，构建基于场所精神的场景化叙事空间。依据革命旧址原始功能分区设置沉浸式复原体验区，复原战时指挥所、地下交通站等特色场景时保留其粗粝质感与简朴特质。开发文物背后的人物故事数据库，采用二维码语音导览与增强现实技术呈现多维度历史信息，设置具有讨论属性的开放性问题引导参观者深入思考。在维持文物原真性原则前提下，可依据历史文献在纪念园区设置革命诗歌长廊、红色歌谣互动墙等公共艺术装置，运用现代设计语言转译革命精神符号。

（四）融入基层文化生态系统建构

将革命旧址纳入城镇15 分钟文化服务圈规划体系，针对不同旧址特质定制功能再生方案。交通便利的城区旧址可改造为社区红色书吧与党史学习驿站，配置地方革命史专题文献阅读区。乡村革命遗址则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农耕文化展示角。组织村民整理口述革命记忆编撰村史读本，邀请老干部与烈士后代定期开展非虚构历史讲述会。创立革命文物创意工坊培育区域文化产品，推广具有当地特色的革命主题剪纸、木版年画等非遗工艺，使文物衍生品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的文化介质[2]。

总结

综上所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在文化传承发展语境下已呈现出从单纯历史遗存守护向多元价值活化的深刻转向，为破解文物资源闲置与历史记忆淡化的双重困境提供现实解决方案。通过文化价值转化反哺保护资金池的可持续循环。尤其要重视代际传承的可持续性问题，将革命文物阐释与青少年研学体系深度耦合，使井冈山的扁担、延安的纺车不再作为静态展柜中的历史标本，而是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延续的文化实践载体，真正实现红色记忆在代际传递中的创造性激活。当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成为承载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激发创造活力的精神基站之时，便是革命文物保护工作超越器物保存范畴，升华为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关键标志。

参考文献

[1]高一凡.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J]. 红旗文稿, 2025, (11): 37-40.

[2]胡爱莹.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进程中革命文物的价值挖掘与利用创新以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为例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5, (11): 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