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耦合性及双向互动的价值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强调“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中所凝结的精神内涵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以及社会感召力，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不容忽视。如何焕发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对加强新时代下的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一、弘扬红色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耦合性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和。社会治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作用，运用德治、法治、自治手段，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二者的内在耦合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领导力量与价值目标的同构性

一是领导力量相契合。红色文化的生成逻辑决定了其弘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漫征途之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推进红色文化的传播，红色文化不断积淀、内涵不断丰富。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弘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自信，并将红色基因的传承置于治国理政的进程中，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不断丰富延伸。随着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普遍展开，红色之根牢固扎根，红色文化不断得到弘扬，时代特征愈加鲜明。事实证明，党始终是红色文化建设的核心主导者。

在我国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作为红色文化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领导力量，这种领导权的同构性，使红色文化弘扬与社会治理形成了政治基础的高度统一。

二是价值目标相契合。红色文化既承继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又秉持和传承了革命精神品质，也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是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弘扬红色文化以增强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引导全社会继承发扬革命，不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激发全国人民深切的家国情怀；坚定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为价值目标，发挥着价值导向、道德约束、社会教化的德治作用。

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为职能目标。要实现这一职能，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不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既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也是其价值追求，这种价值同构性，使红色文化成为社会治理的精神纽带。

（二）红色文化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

一是从资源属性层面，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社会治理经验沉淀成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党在事业不断开拓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社会治理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通过土地改革、基层政权建设实现的治理创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动员机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多元治理探索等，均已转化为红色文化的制度性要素。这些经验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与方法启示。

二是在治理手段层面，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德治的基础之一，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红色文化是德治体系的核心构成。与法治的刚性约束不同，红色文化通过价值引领、道德教化实现柔性治理，符合“软治理”理论中“思想道德教育塑造共同价值”[]的治理逻辑，其蕴含的革命精神、奉献意识与集体主义理念，能够降低社会治理的制度成本，提升治理效能。

（三）社会治理对红色文化传播的反哺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为红色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治理精细化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下沉至社区网格，多元主体参与拓展了传播渠道，而治理效能提升带来的社会认同，则增强了红色文化的接受度。这形成了“治理优化—文化传播—治理再优化”的良性循环。

二、弘扬红色文化赋能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

（一）矫正社会价值偏差

拜金主义、诚信失范等社会病态的本质是价值迷失。当这些社会病态盛行，会加剧矛盾冲突、加深沟通协调的鸿沟，对社会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加大社会治理的难度。红色文化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与奉献伦理，能够对冲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通过在社会治理中弘扬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融入居民公约制定、志愿服务活动，能构建起共同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些价值理念与意识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外化为各尽所能参加社会治理的行动自觉，以广泛自治提供社会治理的参与度，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降低治理成本，营造出向上向善的积极的社会风尚。

（二）培育治理主体的时代素养

人，是文化和社会治理的主体和核心。实现社会治理归根到底还是实现对人的治理，人的获得感是社会治理的旨归。

红色文化是一种正向的价值观念，具有积极的文化导向。其中所承载的爱国情怀、创新意识与责任担当，正是时代新人所需的核心素养。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可塑造“家国同构”的治理认同。从个人层面，增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从群体层面，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从国家层面，凝聚民族复兴的合力。

三、弘扬红色文化赋能社会治理的路径

找到红色文化赋能社会治理的路径，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如何能在社会治理中能够畅通红色文化传播，最大化发挥出红色文化的软治理功效。

（一 ）健全红色文化弘扬在社会治理中的制度体系

社会治理具有空间范围广、治理对象多样化、治理任务艰巨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要以弘扬红色文化赋能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要做好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体系。

一是要夯实弘扬红色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法律保障。健全社会治理中构建、发展红色文化的相关政策法规，从法律层面为在社会治理中弘扬红色文化保驾护航，让红色文化的弘扬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要在社会治理中建立或理顺合理的弘扬红色文化的工作机制和领导体制。通过建立多部门、多团体协作联动长效机制，充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的优势，为红色文化的弘扬提供有力支持。

（二）构建红色文化弘扬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体系

红色文化只有最终转化为自觉行动才能为社会治理带来效能，因此，必须重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场所，也就是必须思考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构建弘扬红色文化的实践体系。

一是打造一支专业的红色文化师资队伍。整合研究所、高校、党校的优秀教师、学者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红色文化师资队伍，建立师资库，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主力军；激励革命后代、民众自发参与到红色文化传播中，作为弘扬红色文化的生力军。

二是充分发扬志愿服务的先锋队作用。探索建立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红色志愿服务项目，通过设立长、短期项目，社会项目与行业项目相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调动全社会资源参与到红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中，在实践活动中践行对红色文化的内核。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