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进展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以数据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而技术进步又通过引导生产方式变革和新产业的产生进一步影响就业。本文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三个方面综述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每个国家的就业问题与国情息息相关，所以本文参考文献主要为国内文献。研究发现：从就业总量来看，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为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从就业结构来看，学界对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递进式升级与就业极化两种观点，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学界对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观点达成一致，都认为会解放第一产业劳动力从而流向第三产业，但是对于第二产业的影响仍然有争议。在就业质量方面，国内学者普遍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形式衡量就业质量，并且认为数字经济对就业质量具有促进作用，也有部分学者具体研究农民工、女性就业、灵活就业者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

关键词：就业结构；就业质量；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替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一直以投资与出口为主，一方面由于1993年南巡讲话、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加持，导致我国经历数次投资热潮，从而出现信贷热潮、资产价格通胀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依靠国内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向世界各国出口各种商品，实现了依靠外需的经济繁荣发展。然而随着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等外部突发事件的出现，以及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等内部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与就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所以我们要在逆境中转型寻求新的增长模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在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而数字经济的出现成为了撬动经济增长、改善居民就业的一个新杠杆，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上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不仅能在生产者的角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在消费者的角度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改善就业、刺激消费。数字经济凭借着它的高渗透、高附加、外部经济等特性突破地理限制，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技术和资本、劳动力、数据三大生产要素。为应对就业压力，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稳就业的政策目标、这当中的政策工具就包括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针对此问题虽然已有学者做过文献综述并且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论文引用主要为国外文献，由于就业问题与本国国情和场景特征密不可分，所以为了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中国规律，本文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与就业质量三个方面深入剖析我国就业市场，在充分吸纳国外前沿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聚焦国内相关文献，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与就业问题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此类问题提供整体思路的梳理。

二、对就业总量的影响

（一）替代效应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 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部分行业和职业的兴起，同时也会导致一部分行业于岗位的的消失，导致结构性技术失业。例如， 工业革命时期， 蒸汽机、内燃机代替马车、人工， 电力代替蜡烛和煤油灯， 电话代替信件和电报，等等， 都导致大量人员失业。胡拥军（2022）认为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主要表现在“机器换人”新老业态交替加速岗位淘汰“以及“就业转移”等方面，具体而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经济将从低端体力工作向中高端智力工作转移。李丽（2022）认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发展会提高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这种现象多存在于制造业中，机器的应用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缺无法被接纳能力更强的服务业吸收，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充分人力资源闲置，加剧了结构性失业。高春明（2020）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将替代效应分为长期于短期，短期内技术进步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与技术型失业，但是这种替代效应不会造成持久性大规模失业，长期仍然会回到均衡点。方建国（2012）在技术—劳动力的替代关系假说的视角出发，通过产业分解法与技术分解法分析了技术创新对福建省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产业内部的确存在就业替代效应，但是长期来看对总量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创造效应

尽管智能化与历次技术革命一样都会引发强烈的就业替代效应，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就业人数在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说明技术变革在产生替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作用方向相反的抑制就业替代效应，从而增加了劳动就业岗位。据世界经济论坛估算， 65%的小学生最终将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全新职业。与2015年相比202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新增了158个新的职业并且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现有职业总数的6%。

三、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只从宏观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就业总量之间的关系是片面的，所以我们需要从就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到底对哪种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造成了挤出效应，在各个产业以及区域间中有哪些差别，判断那些被技术替代的劳动力是否转移到了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效应衍生出的新岗位。

本文通过对此问题进行大量文献检索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技能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以及性别结构，由于针对行业结构影响的角度大部分被涵盖在产业结构影响的框架中，以及性别结构的文献较少并且很多只提出了相关理论分析，所以将性别结构的影响放在第三章重点人群的部分，综上本文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分为技能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结构三个视角。

（一）技能结构

国外学者对于劳动力结构极化现象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技术进步是被大量文献识别出的重要成因。经合组织（OECD）估算其成员国未来20年易被替代的工作比例发现其平均值为57%，而发展中国家被取代的岗位更多，甚至均值超过了70%，中国可能达到77%。Michaels（2014）基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九国的数据发现随着ICT技术的不断渗透，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由中等技能转向高等技能，而低技能不受影响。甘巴亚希等则利用196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样也得出了技术变革会引致日本就业市场极化这一结论。阿西莫格鲁等将产业进一步细分，发现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部门产出与劳动力需求越少，并且利用1990-2007年的时间系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机器人使用与劳动力雇佣的关系，研究表明每千名工人中的机器人数量每增加一单位，就业人数比例就会下降0.2%，工资水平下降0.42%。

国内的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增加中高技能劳动者需求，降低中技能劳动力需求，产生就业极化现象。

（二）产业结构

数字经济发端于互联网， 又因“互联网+”而不断延伸扩展， 并非独立于传统行业，而是更加注重融合共存，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催生出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改善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也反作用于产业结构。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大多数学者也认同配第-克拉克定理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判断，尤其是库兹涅茨的多国统计研究和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均证明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存在;且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

所以将产业结构与数字经济和就业纳入一个框架才能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稳就业“的矛盾。，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的进步使企业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不断增高，但是各产业不同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存在着差异。

（三）区域

前文我们已经得到数字经济发发展对就业有替代和创造效应，但是被解放出的劳动力能否重新就业，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各地区的生活成本以及户籍歧视等都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关于就业质量的内涵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就业质量的内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提出的“工作生活质量”的概念，为了更好的保护劳动者权益，国际劳动组织（ILO）在1998年第87届国际劳动大会上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并且将其定义为“男女均可在自由、公平、安全和有尊严的前提下进行体面、长久自由的劳动。再到我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新目标后，“高质量就业”成为了在国内学者常用的概念，就业质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日益关注的话题。

（一）整体角度构建指标体系

现有的就业质量评价方式大多集中在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利用指标体系测度就业质量。例如戚聿东认为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创造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创造出了新的岗位与职业，有利于优化就业环境以及提高就业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二）重点人群就业质量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缩减了中低技能就业岗位进而发生结构性变化。因此就业能力韧性低的重点人群如果难以适应将会面临形势严峻的就业环境。

1.农民工就业问题

王轶（2023）认为农民工群体总量有增无减成为了城镇就业主力军，截止2022年底，农民工总量达29562万人，解决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刻不容缓。张广胜（2023）利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调研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中的数据从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以及工作强度和工作满意度五个方面衡量了就业质量水平，实证分析后得到结论：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同样林龙飞（2023）以CMD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到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新生态”“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2.女性就业问题

王轶认为育龄女性的就业和生育是女性就业难以绕开的绊脚石，然而国家出台的“三孩”政策加剧了育龄女性就业歧视现象。戚聿东基于2010年、2013年以及2015年CGSS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差异，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总体的工资有提升作用，并且可以显著缩小性别工资差异。

3.灵活就业者就业问题

戚聿东利用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后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社会资本以及职业选择两个中介变量来显著提高灵活就业工资收入，并且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人群的提升作用更大；此外互联网使用能够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差异。何宗樾（2020）从疫情后视角出发基于2014-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红利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且有助于缓解个体创业的借贷约束以及社会关系不责的制约。赵新宇（2022）基于CLDS数据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在城镇居民以及东部地区劳动力中更为显著。

五、结论与综述述评

从就业总量视角来看，学界对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效应大多都认为是创造以及替代效应：虽然数字经济导致的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可能会产生替代效应替代劳动力就业，但是也通过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力需求增加，并且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程度的增加，会衍生出更多新兴岗位。

从就业结构视角来看，首先，对比国内的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等核心技术对低技能对劳动力会有挤出效应，并且会促进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最终“递进式升级“；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产生就业”极化“，所以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效应不同，单纯照搬西方理论是不可行的，应该联系我国具体国情来分析探究就业效应；第二：对于高技能劳动力部分学者也持不同意见，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会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已经从单纯的互联网应用向人工智能发展，这种发展方向会是使得高技能劳动力也受到威胁，所以数字经济发展到底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如何还需进一步分析。其次，对于就业产业结构而言分歧主要在第二产业，挤出第二产业还是增加了第二产业就业 目前尚未定论。最后，对就业区域结构而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最为显著，并且随着地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就业受到生活成本因素的负向影响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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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甄子墨（1999-）女，汉族，黑龙江省，学生，研三，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统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