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问题研究

摘要：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提供便捷、低成本、安全的金融服务，缩小金融服务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能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贷款余额和用户规模均大幅增长，但存在金融供给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和技术差距、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以及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支付等信息技术，旨在通过提供便捷、低成本、安全的金融服务，满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老年人、残疾人，偏远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等传统普惠金融难以覆盖的群体和地区，缩小了金融服务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从而实现金融服务的普惠化和发展民主化[1]。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支持小微企业、农业企业等涉农主体、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壮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乡村振兴，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2]；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利用数字技术，金融机构可以自动化处理大量交易，减少人工操作和实体网点的需求，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能够实时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帮助金融机构更准确地评估风险、识别客户需求，从而提供更快速、更个性化的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3]。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提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增强金融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以及推动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4.69%，增速显著超越全部贷款的平均水平。我国普惠金融的深厚底蕴、势头强劲，普惠金融贷款需求远高于整体贷款需求，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活力和潜力。与此同时，中国数字金融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张，更是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中国数字金融用户规模已攀升至9.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8.6%，数字金融已经深度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中，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数字金融细分领域的快速增长，满足了用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动了金融服务需求的全面数字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金融服务数字化进程中，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推动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和个性化。这些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极大地拓宽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和深度，为其增长速度的加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将在助力小微企业成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4，5，6]。

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一）金融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传统金融供给机构来看，其主要的机构设施和线上业务宣传在城镇区域，小型和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经济不发达地区、收入低微人群的金融供给还有较大的空缺。

（二）城乡基础设施和技术差距

城乡之间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数字设备普及率远低于城市，农村居民在利用数字技术获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困难。

（三）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用户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的风险也在增加。一些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在利用大数据、算法进行精准营销和信用评估时，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权和数据权。

（四）对传统金融的挤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产生了挤出效应。可能导致传统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市场份额下降，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分化。

三、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来看。柬埔寨通过设立私营征信机构——柬埔寨信用局（CBC），要求所有金融机构都成为其会员，强制共享和使用用户征信数据，帮助个体户、贫困人口等之前被排除在金融活动之外的人群获得“名誉抵押物”，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所有在CBC共享信息的金融机构，帮助这些社会特殊群体获得来自正规金融部门首次信贷的可能性，逐渐建立其征信记录，实现普惠金融；印度政府推出了“国家普惠金融计划”，旨在实现每户至少一个基本银行账户、金融知识普及、信贷可获取、加入保险和年金便利等目标。将数字科技运用到身份识别中，通过Aadhar身份识别卡，政府能够将银行账户与具体人员（尤其是低净值客户）进行联系，解决了向民众提供基本金融服务难的普惠金融难题。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用全生命周期服务护航科创企业生长壮大”、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创新政银合作风险分担模式，靶向支持小微外贸企业”，建设银行的“小微快贷”、吉林银行的“吉商数贷”等，都通过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服务的普及和深化，为更多人群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7，8]。

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因地制宜打造惠农利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框架，确保数字普惠金融在合规、安全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二）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

推动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如线上批量化融资担保服务、基于数据交叉验证的信贷产品等，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

（三）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

加强金融服务网络建设，包括移动通信网络、普惠金融服务站点等，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推动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建数据平台，实现政务数据与金融数据的共享，为普惠金融提供数据支持。

（四）服务创新与多元化

通过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如供应链金融、智能投顾等，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五是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智能风控模型、大数据风控等，提高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探索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平衡收益、风险和成本关系，确保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期稳健发展。

四、政策及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部门应与通信、电力等行业加强沟通，协同发展，完善农村基建，提高宽带覆盖率，构建一个广泛覆盖、多样化服务的数字普惠金融网络体系；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教育和普及，尤其是偏远地区居民普及移动互联网相关教育的力度；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体制机制，强化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法规，充分发挥其“普”“惠”“快”的特点；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农民富裕等方面的成功模式，精细调整农村居民的金融产品需求，缩小普惠金融发展城乡差距，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持续发展。

此外，央行应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引导金融机构深入挖掘有效融资需求；统一数字普惠金融的统计制度，强化考核评价，聚焦国民经济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的力度、可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继续做好普惠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的顶层制度安排，推动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丰富金融产品；支持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

最后，金融机构应根据不同种类特殊群体的金融需求，积极开发创新的金融产品，推出个性化的服务，让农村居民更方便、更有效率地享受金融服务；通过智能化转型，优化服务流程，简化服务手续，提高服务效率；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智能风控模型、大数据风控等，提高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加强与政府部门、科技企业等的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的建设和完善。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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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银行系统普惠金融课题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和启示[J].吉林金融研究，2022，（1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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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秦培明（1970年2月），男，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部门经理/会计师，本科学历，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东港支行，研究方向：金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