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宦官之祸与汉代宦官之祸的异同及其影响

摘要：宦官之祸历来被认为是导致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东汉时由宦官主导的党锢之祸埋下国家分崩离析的种子。千年后的明王朝又一次因为宦官乱政而动荡。为何宦官的危害众所周知，却又反复出现，本文试通过比较汉明两代宦官之祸的异同及其影响来对这一问题略述管见。

关键词： 宦官专政； 东汉； 明朝； 专制主义皇权

一、对汉代宦官之祸的分析

（一）汉代宦官专权的背景

自西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来，皇权得到了极大加强。但仅依靠皇帝一人根本无法统治天下，因此不得不一定程度上向朝臣分权。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刺激皇帝开始寻找新的权力授予者。此时，原本作为家奴的宦官凭借其特殊性进入皇帝的眼帘。在皇帝来看宦官乃“无欲忠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给予他们权利地位财富，也不至于像外臣一样，一旦势力强大则盘根错节、尾大难掉。最重要的是宦官无子嗣继承，一般被认为没有世袭的野心与可能。综上，宦官成为了皇帝在考虑权力制衡时的首选。西汉武帝便有开始任用宦官典领尚书，参与国家大政，形成中朝与外朝对抗的局势的先例。但总体而言，宦官不过是其维持朝局平衡的工具之一，所以西汉时期的宦官危害并不十分严重。[1]

然而到了东汉，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东汉初，光武帝刘秀重用宦官，省内官员全部由宦官担任，中常侍一职由宦官垄断。此外，另一现象的持续发生也直接导致了宦官问题愈演愈烈：皇帝短祚——章帝刘炟31岁驾崩、和帝刘肇终于27岁、安帝刘祜享年32岁、顺帝刘保30岁……英年早逝的阴影笼罩东汉王室直至灭亡。幼主临朝不得不依赖皇太后辅政，这为外戚势力的发展提供契机。东汉先后出现了窦、邓、阎、梁、何等外戚，外戚之权严重威胁了皇权的独尊地位。不甘当傀儡的皇帝为与外戚抗衡，唯有依靠近侍宦官。所谓“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2]此时的宦官成了皇帝可选的唯一工具，其重要性直线上升。随着皇帝在与外戚斗争中占据上风，当外戚屏退之际，便成了宦官得势之时。

（二）汉代宦官专权的影响

宦官又被称为“刑余之人”，一来破坏了自己的身体，造成自卑情绪；二来无妻无子，在重视家族传承、以孝治天下的汉朝，宦官无疑受到社会的歧视。长此以往造成人格扭曲。加之自小深陷尔虞我诈的权力漩涡，宦官变得冷酷贪婪也就不足为奇。东汉特殊的政治背景又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到了东汉末年，潜藏的危机结出恶果——党锢之祸爆发。

东汉中后期的朝堂之上主要有三股势力在斗争：宦官、外戚、清流士林。为了争夺更大权力，宦官集团和清流士林集团发生过两次剧烈的正面冲突，史称“党锢之祸”。第一轮交锋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宦官侯览集团有意在大赦天下之前犯罪，利用政策躲避惩罚。而成瑨、翟超等清流不顾大赦仍按律处置了犯罪者。桓帝听信谗言重处相关清流官员，虽在一番博弈后最终释放了被捕的清流，但仍将他们终身罢黜不得入朝为官，这一事件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二轮剧烈交锋发生于汉灵帝刚即位（公元168年）时期，大臣们想利用新帝登基朝局变动之机，鼓动外戚窦武革除宦官参政。不料密谋外泄，宦官率先发动政变控制了灵帝，污蔑众人谋反，大肆诛杀大臣。

“党锢之祸”将宦官专权逐步推向高峰，并以“十常侍”的登堂亮相达到最顶峰，得势后的宦官巧取豪夺，严重污染了政治，破坏了社会秩序，最终导致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虽然在各地势力的努力下，黄巾起义被扑灭，但获得了军权的地方势力再也不会对中央俯首帖耳。随着袁绍入宫将张让等宦官血洗一空，祸害东汉近百年的宦官集团走向了灭亡。经此劫难，东汉王朝的气数至此也消耗殆尽。

二、对明代宦官之祸的分析

（一）明代宦官专权的背景

为避免大臣觊觎权利，明朝建国伊始，太祖朱元璋便通过“胡蓝案”屠戮大批开国功臣。靖难之役后成祖朱棣篡位，大杀效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开国两朝皇帝的冷酷手腕让朝中没有了可与皇权相抗衡的势力，前朝老臣所剩无几，官员战战兢兢唯恐引火烧身。为了巩固已有成果，明朝皇帝废除宰相，改设内阁后置“票拟”之制，皇帝酌定票拟作为自己的批示，用红笔写于奏章上，而批红即作为谕旨下达。经过一系列的运作，皇权空前膨胀，但随之而来的行政压力也远胜从前。[3]庞大而笨重的国家机器由一人指挥运转，让个人有限的能力与繁重国务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分权不可避免。欲集权却不得不分权的矛盾成为了明代皇帝头顶的魔咒——宦官再次进入了皇帝的眼帘。

（二）明代宦官专权的影响

说到明朝宦官专权的影响，首先就是特务政治。朱棣因为谋反篡权得位不正所以格外猜忌大臣。为防天下流言蜚语创立了特务机构——东厂，以此来监查百官及人民的言行举止。根据史料记载，甚至大臣在府中设宴的全部细节，皇帝都能凭借东厂了如指掌。东厂可对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随意编造网罗罪名，肆意逮捕残害，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其狠辣程度令人闻风丧胆。在特务政治的威压下，正直的大臣明哲保身，趋炎附势者则趁机投皇帝所好，政治氛围日趋压抑黑暗。[4]

随着政治上得势，宦官开始插手经济。皇帝委派宦官为“盐监”“矿使”，逐渐将沿海和内地地区的关税、林产品征用、盐税、矿税等财权都纳入宦官的掌控范围。此外，宦官还借皇帝名义暴力侵占民田，在为皇帝聚敛财富的同时，宦官也在其中满足个人私利。对此获得收益大头的皇帝往往予以默认。至明朝后期，宦官几乎掌握了纳贡制度下大部分贸易，皇家丝绸瓷器等也都被其接管，宦官集团的触手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帝国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角落。

除政治、经济以外，军事受到宦官的影响。终明一朝为防止军权旁落，常任命宦官为监军。朱元璋、朱棣等开国贤明之主因能力出众且精力旺盛能勤理朝政，宦官也相对恪守职责。明朝中后期皇帝怠政，对于派出的镇守、监守宦官的管理逐渐松懈，一时间以权谋私之风盛行。军中拍卖军职、恶意克扣军饷，大多数底层士兵生活得不到根本保障，贫困交加毫无斗志，阵前投敌或哗然兵变的现象屡见不鲜，极大损害了明军战斗力。宦官有时甚至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不惜挑起民族争端以此获利。例如，明英宗时期秉笔太监王振为居功自固，竟草率怂恿英宗御驾亲征瓦剌，导致土木堡之变，落得皇帝被俘、数十万明军被杀、国家岌岌可危的境地。

宦官专权，腐化了政治，扰乱了经济，动摇了军队，为大明王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无穷的隐患。

三、汉明两代宦官之祸的比较分析

上文从宦官专权的背景与宦官专权的影响两个角度分别对汉、明两代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下面结合前文的分析对两代情况进行纵向比较。

（一）相同点

1.产生背景

从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汉明两代宦官专权都是君主强化集权的产物。由于集权后受限于个人能力，又不得不重新分权，在这种背景下，汉明两代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即利用低职位高职权的宦官进行制衡，以此来加强皇权。君主专制的强化为宦官专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策略，汉明两朝宦官权力来源极为相似——近乎于皇权的衍生与代言。故而，汉明两代宦官的权利基本来源于皇权的分享，因此不管大宦官如何权势滔天也无法架空皇帝，乃至于威胁到皇帝的身家性命。

此外，汉明两朝都属于封建社会中较为稳定强盛的统一王朝，且延续时间较长，而这样繁荣时代好像更容易滋生宦官专权。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专制主义皇权的发展。没有皇权就没有宦官，越是在这样兴盛的王朝，皇权集聚膨胀，在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之下，给了宦官登上权力舞台一个很好的契机。

2.影响

汉明两朝宦官之祸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破坏力也非常恶劣。因其卖官鬻爵、勾结恶霸、强占民田导致天下民不聊生，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明末李自成动乱都与宦官专权不无关系。除了百姓的斗争外，宦官专权期间，宦官都与朝臣发生过正面激烈的争斗。在东汉，宦官乱政引发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而在千年后的明朝，宦官乱政也引发了东林党人极大的不满，左光斗等大批党人被逮捕惨死狱中。这些政治斗争最终都影响到国家的衰败，加速其灭亡。

（二）不同点

1.宦官专权的制度稳定性

东汉宦官专权始于对抗外戚，局限于具体的权力斗争层面，未成为专门的制度。虽有部分宦官能够身居高位、左右朝政，但这种现象并不稳定，权力大小往往与宦官个人能力以及与皇帝的远近亲疏有关。因东汉皇帝大多早逝，新帝年幼、外戚势力膨胀。君主与外戚之间的矛盾尖锐，皇帝为夺取实权而建立自己的党羽，近侍宦官成为新帝最信任之人，手中的权利因此大大增加、获得高官厚禄，逐步酿成大祸。然而，这样的专权现象并不稳定，宦官需要通过取得帝王的信任，具有一定政治能力为皇帝出谋划策，从而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

明朝宦官专权则有了制度层面的整体设计，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改变了明朝政治走向。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而分权于近侍宦官处理。靖难之役，朱棣格外猜忌外臣而宦官郑和等人为其夺取皇位立下过汗马功劳，遂委以宦官重任。成祖设置内阁，说到底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并没有实质决策权力，天下大事仍决于帝王，因此皇帝身边帮助分担的司礼太监与秉笔太监因运而生。后延伸出的票拟之制，司礼太监起初仅为阅读呈览上来的奏章、圈画重点之职。但随着明朝中后期皇帝处理国事的能力与效率低下，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秉笔太监地位抬高，手中掌握职权膨胀。如此出现票拟之制后的“批红权”，这些从制度上将宦官深深地嵌入了权力之中。他们的参政权有了制度的保障。

2.与皇帝的关系

汉代宦官与皇帝间的关系有更多私谊，甚至汉灵帝曾发出“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的感叹。由此可见，其与皇帝之间不纯粹是主人与家奴的关系，而更类似于亲信家人。笔者认为这与东汉时期幼主成长环境及外戚势力庞大有着必然关系。因为这一情感纽带使得宦官的权力不完全来源于制度，更多的是依仗皇帝的信任与宠爱。所以即使失去官职地位，凭借与皇帝朝夕相伴，在新旧皇帝交替之际往往也能保持一定地位。

而明代宦官由于发展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皇帝而言，宦官的工具化色彩更为浓厚，越到后期越是明显。不管其权力开始有多大，一旦失去相应的职位便失去一切。我们可以看到明代权阉不论多么权势滔天，在改朝换代时都能被新帝轻易铲除。宦官职位的予夺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所以每逢皇位交替，往往就是旧人失势、新人入主的时刻。有皇帝直接掌控局势，明代宦官专权的实质不过是皇权延伸罢了。

3.宦官专权的政治格局

纵观东汉时期政局，宦官并没有一直专权，而是与外戚、清流士大夫交替掌权。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中期自明帝以下皇帝短祚、幼主依赖外戚，后皇帝依靠宦官夺权，周而复始。这一时期宦官与外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敌。后期外戚势力在多方势力打压下边缘化，从而此时的朝堂之上又形成了新一轮的两强抗争——宦官集团和清流士林的交锋，并引发数次惨烈的“党锢之祸”。从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发现，东汉宦官专权是与其他势力集团轮流掌权，此消彼长，形成一种相对制衡的局面。

而明代宦官利用皇帝的懒惰昏聩，政治上，以厂卫制度打压文武百官、以“二十四衙门”作为其独揽朝政的政治基础；经济上，通过盐使矿监和部分皇庄管理权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为其专权的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军事上则以镇守太监和监军制度掌控军权，成为专权道路上有力的军事基础。宦官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对国家事务进行包揽干涉。终明一朝，在皇帝默许之下，再无一个集团能与之抗衡，最终都屈服于宦官的淫威之下。

四、总结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东汉、明的宦官专政，并进行对比，发现宦官之祸在这两朝同中有异。

两者宦官专权的背景都源于皇权试图独尊却又不得不为行政需要分权的现实，都对政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在其专权的制度稳定性、与皇帝的关系、形成的政治格局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宦官之祸虽然众所周知，但却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权力的制衡。皇帝为了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找到平衡点，选择他们作为自身的棋子。从某种程度来说，宦官也是权力制衡中的牺牲品，巍巍宫门高墙阻隔了他们对于亲情、爱情、人情的幻想，唯有将不满与愤恨化为对财富权力无尽的贪婪与追求。这样看来，他们也是一群历史的可怜人。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佞幸传·石显传.

[2] 杨凯毅.浅谈东汉末年“党锢之祸”——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简评[J].惠州大学学报，1997（2）：57-58.

[3] 李熊.简谈关于明代言官与宦官的关系[J].安徽大学学报，1991（4）：88-93.

[4] 冷东.明初三杨与宦官关系论略[J].汕头大学学报，1992（2）：43-49.

作者简介：王雪晗（2000-），女，汉，江苏镇江，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