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1.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现状分析

1.1 基层党建全域覆盖，组织引领效能仍有短板

现阶段，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全国各地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到2023 年7 月为止，按照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已创建超 400 万个党建网格，形成了“支部嵌入网格”的全新布局形式，还塑造了市、县、乡、村四级相互联动的工作架构。如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红色网格”项目依靠社区党组织同网格党小组的合作机制，将社区事务处理速度提升了约 20% ；再如，北京市朝阳区通过推行“区域化大党建”战略，明显改进了社区综合治理能力。从实践角度来说，一些基层党组织在职能定位、权责划分、资源支撑等方面却面临诸多困境，如以村级组织为例，按照2024年 3 月《中国乡村振兴》公布的调研数据，超过 60% 的村级党组织存在成员年龄偏大、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范围过于宽泛之类的问题，致使基层党组织出现“形式化”和“空心化”这两种现象。

1.2 多元共治格局初步成型，群众参与深度有待提升

2023 年以来，“党建引领 ⋅+ 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逐步深化，各地努力塑造由社会组织、志愿团体主导的多方协同治理格局。如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依靠“党建+社会治理”平台，聚集社区社会组织、居民议事代表以及物业公司等各方面力量，在2023 年时群众参与率达到了 92.4% ；再比如，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持续调整“红船物业”共治机制，在2023 年，物业矛盾化解成功率达到了 96% 。目前，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具备“广度优先，深度不足”的特点。据 2024 年 2 月的《中国社区治理发展报告》显示，虽然居民参与意愿有所上升，但就深入参与以及自主治理能力而言仍存有明显的短处，通过调研数据可见，超 60% 的受访人员多半采用投票或者签到之类较为表层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投身到议题讨论及制度搭建的积极性比较低。

1.3 智能化平台持续推广，数字赋能尚存结构性障碍

目前，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基层治理效能改善层面有突出成效显现。以枣庄市峄城区为例，2023 年12 月“枣解决·枣满意”综合指挥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当年共处理了41.3 万件群众诉求，整体满意度达到 98.6%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基层事务运转状况及其解决成果；在2024 年初，浙江台州“智慧社区”实现了全覆盖，村级事务的线上完成率攀升到 85% ；但是，在推行数字治理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3）显示，现阶段我国城乡数字化治理基础设施普及率相差 30% 左右，农村区域信息化程度亟需提升。

2.新形势下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对策

2.1 夯实党建网格体系，提升组织引领精准性

基于“党建引领 + 网格治理”模式，推动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实现组织力与治理力的同步提升。一方面，创建动态调整的网格党组织体系，完善“支部覆盖网格”的运行机制，将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网格员等资源下沉到社区单元，提升他们对居民诉求和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依靠数字化平台加强网格化管理，利用大数据和 GIS 技术及时监测网格的运行状况，改善资源调配的效率，做到精细的服务。另一方面，要提升村（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就要形成常态化的教育培训机制，跨区域干部交流制度以及青年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改善组织架构并提升基层治理团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针对人口老龄化严重、专业化程度低等实际状况，创建“老中青”多层级的人才梯队，促使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协同参与的多种共治模式，促使组织活力得以持续发展，还要健全全域覆盖、层级分明、精确细分的专业化党建网格系统，巩固党的基层领导

地位。

2.2 拓展多元协同机制，激发群众共治深度

推动“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模式纵深发展，着力培育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首先，完善“红黑榜”奖励约束机制，将村民参加自治活动、志愿活动以及民主决策的行为纳入动态管理范畴，通过正向奖励与行为引导促使他们深入社区治理当中，创新“百姓议事会”、“协商民主日”、“三长制”之类的议事平台，定时安排居民参与政策规划、项目评价和服务供应，强化协商治理的效果和实际操作价值。同时，要发挥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志愿团体等多种主体的作用，创建“党建联盟”、“邻里互助”等各类互动平台，将治理资源往基层下沉，做到有效整合；要引导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楼门长”、“乡贤”等基层力量形成协同机制，打通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诉求采集、问题追踪、反馈改进体系，增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意识。

2.3 推进数字治理赋能，建设韧性智慧社区

以“党建引领+数字治理”为创新抓手，推进智慧社区、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韧性能力。塑造多层级协同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将人口信息管理、事务处理、应急响应和公共服务等各类功能模块进行融合，帮助社区（村）治理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以及物联网技术，随时观察社区人口动态、潜藏的风险以及特殊群体的需求状况，进而完善预警系统并给予细致的服务支持。塑造“红色物业”数字化治理体系，将信息化平台、自助终端设备、移动应用工具融合起来，推进党务、政务、社区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转型，改进公共服务便捷度，完善数字普惠机制；在农村、偏远地区展开数字素养培训，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创建速度，促使治理资源向基层下沉。

2.4 深化党建业务融合，完善协同创新机制

将党建为核心驱动力，重构基层治理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的机制，解决“条块分割”问题。创建“党建引领-清单管理-闭环考核”的治理体系，将党建工作和业务绩效进行深度结合，采用“书记领办 .+. 项目推动”的工作方法，将重点民生事务和服务事项列入“书记革新工程”或者“责任清单”。依靠台账化运作、节点化调度以及全程监督，促使治理效能变成实际成果。要加深党建同业务工作融合的程度，推广“党员责任区”、“一岗双责”之类的做法，促使党员在服务群众、应对突发事件、解决矛盾纠纷、社会救助等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即通过党建带领基层治理工作。目前，我国在制度创建、技术融合以及多方协作机制形成方面均获得明显成果。未来，还应该积极促成党建工作模式创新与治理模式优化，使数字治理手段和韧性社区塑造实现深度融合，以此来更好地促使基层治理朝着更智能化的方向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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