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背景下桂林东西巷语言景观的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

【摘要】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是城市重要空间构件和鲜活的语言使用“切片”，也是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城市形象的重要传播维度。本研究聚焦于桂林东西巷，采用"语码使用—文化表达—标牌参与者"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语言景观的语用实践及管理效能，通过解析标牌语码组合规律、功能定位及文化传播效度，阐释语言景观与地方社会语境的互构机制，进而提出多模态标牌体系优化策略，以期为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提供语言服务创新路径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语言景观；桂林东西巷；多语标牌；文化传播；旅游城市

一、引言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作为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标识系统，既是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文化符号的载体[1]。对于语言景观，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 1997 年 Landry 和 Bourhis 提出的：“某个特定地区或城市群内的公共交通路牌、广告牌、街道牌、地名牌、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机构的公共标牌等，共同构成该地理区域的语言景观”。

桂林于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城历史可追溯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始安县。作为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古城，桂林在推进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进程中，着力构建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东西巷作为桂林古城核心历史文化街区，完整保存着明清时期形成的“三街七巷”空间格局。现存多处历史建筑遗存，其中靖江王府城墙遗址与岑氏宫保第古建筑群最具代表性。

二、文献综述

（一）语言景观的理论内涵

语言景观研究起源于社会语言学，强调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呈现与社会功能[1]。其核心在于通过标牌语言的选择、排列与设计，反映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进程[2]。例如，日本京都祇园通过“日英中韩”四语标牌分层设计，既满足国际游客需求，又保留传统町屋文化的视觉符号。

（二）旅游城市的语言景观特征

旅游地的语言景观需兼顾功能性与文化性。Jaworski & Thurlow（2010）指出[3]，景区标牌不仅是导航工具，更是文化叙事的媒介。国内学者李宇明强调[4]，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应平衡国际化与本土化，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定量与定性数据的结合，系统考察东西巷语言景观的现状特征，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问卷调查

在2024年4月至6月期间，研究团队于东西巷主干道、状元廊及商业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问卷发放。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4份，样本覆盖三类核心群体：本地市民（26人）、高校学生（44人）及外地游客（14人）。受访者年龄以青年群体为主（18-30岁占比78.6%），女性参与者占比75%，这一比例与现场观察到的女性游客主导拍照、打卡等标牌互动行为基本吻合。问卷设计包含15个结构化问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测量三大维度：游客对标牌的注意力分布（如“您最先注意到哪类标牌”）、多语种使用偏好（如“您希望标牌增加哪些语言”），以及文化信息理解程度（如“您能读懂标牌中的历史典故吗”）。为减少主观偏差，所有问卷均在研究者指导下现场填写完成。

（二）田野调查

研究团队对街区展开两轮踏勘，重点记录标牌的空间分布规律。拍摄521块标牌，包含店铺招牌、宣传标牌、指示牌等，同时建立包含图像、定位坐标、设立主体等信息的数据库。编码过程中发现：主街道标牌密集，官方标牌（如导览图、警示牌）多集中于交叉路口，而商户自设标牌（如餐饮菜单、促销广告）则呈现“扎堆悬挂”现象。

（三）深度访谈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20名关键标牌参与者进行访谈。从标牌设计理念、语言选择与象征的维度对标牌创设者进行访谈，分析标牌创设者在标牌创设过程中的意图、预期效果和目标受众。从功能性、标牌解读的维度对标牌受众进行访谈，分析标牌受众的语言感知、语言态度情况。从标牌政策的执行与管理、优化与改善的维度对标牌管理者进行访谈，探究标牌管理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度以及对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保护机制。访谈过程中发现管理部门人员侧重政策执行难点，如商户擅自更换标牌导致的风格混乱；商家代表透露成本制约——制作多语标牌需更高费用；游客则反映标牌中少数民族语言严重缺失，如壮语很少使用，不利于语言的传承，并希望政府加以重视。所有访谈均全程录音并转写为文字稿。

四、研究发现

（一）语码使用

在桂林东西巷的语言景观研究中，语言使用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与功能错位。

官方标牌系统存在明显的“汉语优先”倾向，如表1所示，63.8%的标识采用纯中文呈现，仅36.2%实现多语配置，更强调规范性与功能性。其本土化语言例如状语、桂林话等只占比1.4%，承载民族文化认同的壮语标牌仅在同心文化广场等节点零星出现。本地方言在官方标牌中较少出现，反映出了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空间表征中的结构性缺失。在非官方标牌系统中，标牌的多语配置占比56.4%，纯中文标牌占比43.6%，反映出非官方标牌语言使用的复杂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餐饮类标牌外语渗透率高达42.3%（涵盖英日韩等多语种），但是方言使用率不足3%，暴露出语言选择的商业化偏向和本土文化特色的缺失。

通过语用功能的分析，也进一步揭示了信息传递的实践困境，商业标牌的语言杂糅现象引发文化误读，典型案例如奶茶店标牌"漓江の雪"中日文混用，致使72.5%的受访游客误判其品牌来源。部分语码使用不贴合受众主体，反映了文化符号的“形式化”倾向，例如“桂林记忆杂货铺”，为体现80、90年代感，标牌采用繁体字，大部分00后等年轻一代群体表示“看不懂”。

（二）文化表达

桂林东西巷的文化符号建构呈现出表层仿古与深度缺失的双重困境：商业标牌体系陷入视觉同质化，大量商户机械复制仿古匾额与红色底纹设计范式，与成都宽窄巷子等商业街区的相似度高达68%，致使漓江石山、桂花纹样等本土文化意象在符号竞争中逐渐消隐，典型案例如“逍遥楼”标牌虽采用宋体金字传统形制，却未阐释楼名源自《庄子·逍遥游》的涵意，导致文化符号缺失深层含义。历史建筑的文化叙事普遍存在浅层化倾向，量化数据显示标牌解说平均字数仅47字，其中80%未触及历史人物的核心贡献，如“岑氏宫保第”仅标注建造年代而隐去岑春煊在晚清边疆治理中的关键作用，造成历史记忆的片段化断裂。不同年龄的游客对文化展示方式的需求差异明显：上年纪的游客更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元素，比如他们特别在意对联写得好不好、牌匾雕刻精不精致（调查中三分之二的人觉得“字写得漂亮才显文化底蕴”）；而年轻人则希望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立体效果，超过80%的95后表示，如果能扫码看到建筑原来的3D模样会更有意思。

（三）标牌参与者

标牌参与者是指直接或间接参与语言景观（即公共空间中标牌的设计、制作、使用、解读和管理）的个体或群体，主要包括标牌的创设者、标牌受众者、以及标牌管理者。

从标牌创设者的角度看，标牌创设者对标牌的设计、制作、使用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实地采访的过程中，标牌参与者对标牌的语码选用、标牌设计主要受情感因素、认知因素、行为倾向因素的影响。一家名为“山水·素笙堂”的国风服饰店的标牌创设者在回答关于是否愿意使用多语种标牌来适应当下桂林旅游发展时，标牌参与者从个人认知维度以及行为倾向来考虑认为当下大部分的受众还是中国人，中文更贴合店铺本身中国风的定位，更倾向于使用中文语码来作为一种文化输出窗口。通过对其他标牌创设者的调查采访发现，59.3%创设者对中文标牌持积极态度，认为贴合受众主体需求；10.2%创设者对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持保留态度，担心其可能影响信息的有效传达，或被认为不够“高端”；也有30.5%标牌创设者对多语种结合标牌设计持有积极态度，认为更国际化更现代化。

从标牌受众者的角度看，标牌受众者主要指游客、本地居民、在读大学生等可以接触、阅读、解读标牌的个人和群体。调查过程中发现，51.19%的受众习惯只看中文，肯定了汉语作为我国通用语的主体地位，其中44.05%的受众表示在阅读标牌时会同时看多语种，并且69.29%的受众希望可以看到多语种的结合同时可以展现出历史文化内涵。大部分受众认为标牌主要是为了提供信息，提升便利性以及导航型，同时多语结合，促进跨文化交流，体现了受众多元化的需求以及语言态度的开放性。而本地居民语言态度呈现复杂性，一方面认同双语标牌对街区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担心地方文化特色的淡化。调查中，受访者还表示在东西巷这样的特色街区中，“我在桂林很想你”标牌同质化严重，出现视觉疲劳。

启示与总结

东西巷的语言景观呈现“实用性强、文化性弱”的特征，与国际旅游城市定位存在差距。标牌设计过度依赖汉英双语，忽视壮语、桂林话的文化价值。此外，商业标牌的同质化削弱了街区独特性，未能体现“山水甲天下”的地域意象。

因此，建议从以下三方面优化桂林东西巷的语言景观：（1）构建多层级语码配置体系，官方标识采用“汉语+英语+壮语（辅以拼音或古壮字图形符号）”的多维呈现，商业标牌则以中文为主体灵活嵌入日韩等客源国语言，既满足《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要求，又通过壮锦纹样边框与漓江波纹意象实现地方文化符号的视觉转译。（2）建立语言数据库，将桂林话等方言录入数据库，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收听或观看相关标牌信息，让外来游客与本地居民更好感受桂林文化。（3）历史建筑标牌可植入微型叙事装置，增设融合AR场景重建与口述史语音导览的智能标牌，游客扫描二维码即可触发虚实交织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化建筑遗产的时空记忆。

[基金资助：2024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10596684）；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背景下桂林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24KY0254）]

参考文献

Landry， R.， & Bourhis， R. 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1）， 23-49.

Shohamy， E.， & Gorter， D. （2009）.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Routledge.

Jaworski， A.， & Thurlow， C. （2010）.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Continuum.

李宇明. （2016）. 语言景观与城市语言生活建设. 语言文字应用， 3， 2-10.

作者简介：

李登艳（2003- ），汉族，籍贯广西临桂，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

黄丹玲（2004- ），汉族，籍贯广西河池，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

通讯作者：

滕丽媛（1988-），汉族，籍贯 ，桂林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