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摘要：表演艺术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演员与角色之间的融合统一，在舞台表演中，演员要想使自己的表演符合特定的人物性格，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除了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高超的表演技巧外，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在此基础上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才更加吸引观众的目光，受到喜爱。

关键词：表演、塑造、剧本、角色、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血冤》这出戏，剧情讲述的是：中秋之夜，玉匠刘庆昌远途销货归来，病倒城外关帝庙中，哀求卖花线的老人赵庆送信给妻子韩素娘救援。途中赵庆被刘的妹婿吴诚道骗开。吴为赌债所逼，抢走妻兄银包，并将其谋害致死。刘翠娥见兄暴死，痛不欲生，听信丈夫吴诚道诬陷，误认嫂子与人通奸杀夫，悲愤交加，进衙告嫂。吴诚道呈状司房。贿赂县衙令史肖仁，将韩素娘定成死罪。韩素娘不甘蒙冤而死，狱中血书冤帕。刘翠娥在姑母陪同下抱侄探监，见到韩素娘抚孤哭夫，肝肠寸断，又听姑母辩解，方知错告了嫂嫂，愧悔之余，决定寻找原凶。经查访送信人赵庆，又在家中发现哥哥被劫银两包袱，通过盘问斗智，终于真相大白，杀兄真凶乃自己丈夫吴诚道！吴诚道面纱被揭，急于肖仁谋划，星夜将韩素娘送到府衙问斩。刘翠娥不顾身怀有孕，拦路鸣冤，惨遭毒打。在刘庆帮助下，闯府衙告亲夫伸冤屈，替嫂翻案。然而河南府尹彭威凭经验、重呈文，不信申诉，待发觉错判时，清白无辜的韩素娘已经人头落地。刘翠娥悔恨交加，公堂之上触柱而亡，一腔热血为嫂洗冤……

《血冤》上演数百场，成为湖北省荆州花鼓戏剧院的当家戏，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演出，效果强烈，好评如潮。《血冤》的演出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健康的主题——颂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是在当今社会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这出戏还因为它有一条贯穿全剧的主干线——原告为被告翻案，凭着这一中心事件，决定了剧情的起承转合；决定人物关系的转化与人物命运的转折；也决定舞台节奏的起伏波澜。

《血冤》的戏剧结构，表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有发人深思的思想内涵和生动传神的表演功力。剧中展现了郎舅之间、姑嫂之间、夫妻之间的纠葛，虽矛盾重重，但线条清晰、脉络分明，戏剧冲突一环扣一环，戏剧高潮一浪高一浪。尤其是在“探监”一场，那“死囚形象”的魅力感染观众，也深入到观众的内心世界，或叹息、或怜悯、感悲愤、或陷入深深地沉思……

2022年，剧院排演青春版《血冤》，决定由我担任吴诚道一角，自己感到十分欣慰。演出中，有一点浅薄的表演这一人物体会，现呈现给大家。

一、熟读剧本、理解剧本

理解剧本是演好作品的关键，剧本是一剧之本，演员表演更是对剧本创作的再创造。剧本结构基本元素包括：首先是角色——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的性格、行为推动故事发展；其次是情节——故事的主要事件和冲突，构成剧本的主体；再就是场景——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为情节提供背景。舞台表演者要塑造好剧中的人物形象，首先就要充分熟悉剧本，熟悉剧本中的情节、情境与人物。

任何一个演员要想取得表演艺术的提高，在塑造人物时，就必需按照剧本所赋予角色的思想与行动，去恰到好处的完成表演，而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脱离剧本内容的规定与制约演员自身的创造。首先要在深刻理解剧本和剧中人物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个性与创造，如果抛开剧本直接表演形象，其表演结果势必会导致虚假过火，难以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反之，如果仅仅停留在剧本当中，不从自身的基础上去探索角色、创造角色，也一定会造成自我展览式的表演，就无法谈得艺术创造。所以，作为演员，一定要处理好剧本内容与角色塑造之间的关系，而是否能深刻的理解剧本的内涵，实现演员最完美的艺术创造，既是决定角色成败的关键，又是衡量演员艺术修养的重要标准。

《血冤》中吴诚道这个角色归类，在我初接触这个人物时，存有模糊的立场，很难评价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生，还是“小花脸”的行当？

在剧院前辈老师的指导下，我渐渐的好象找到了一点感觉，由朦胧而清晰。从剧本的字里行间，首先认识到：“丧尽天良，谋财害命”才是吴诚道的主要个性基调。人物特征抓住后，就必须考虑表演手段，于是，我把吴诚道这个角色除了用小生的表演形式外，为了更好的刻化这一人物，我也用到了荆州花鼓戏“三小”中的“小花脸”行当，交叉起来去演绎，去塑造出吴诚道真实的形象。

分析剧本与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才能真正认识剧本文字的核心实质和艺术风格。只有认真分析剧本、仔细体验剧情，捕捉贯穿整个人物思想行动的形象思维逻辑，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而结合唱、念、做、打等基本功的科学运用，才能达到理想完美的塑造人物之目的。

二、剖析人物、展现自我

演员的最高任务是依据剧本创造角色，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自我，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只有牢牢把握住人物性格，才能找到角色的行为特征，才能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构成，特别是吴诚道这个人物，其性格典型化，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往往是多侧面的性格特点，有好的一面，更多的是坏的一面。

吴诚道两面三刀，心毒手狠，如此复杂的人物性格，从他所做的具体事件逐步展现出来，我也是从这些情节事件中逐步去认识、去感受的。他为还赌债，断送了妻子及亲人三条人命，看到他的手段毒辣、罪恶滔天，其内心也是复杂的。人物性格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清楚地理解角色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应该触发的情感，达到合乎常情、恰如其分。我除了注重外部动作的强烈和形式美，也不忽视动作的性格依据和情感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的性格生动地塑造出来，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准确细腻地表现出来。

吴诚道这一人物的情感表达，是通过声音、动作和表情等方式，将剧中的情感与角色的内心世界传递给观众，这种深刻的情感表达，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也让观众在情感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比如，吴诚道在面对肖令使时，可能是一个坚韧不拔、敢于担当的勇士，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也从不退缩；面对自己的妻子及亲人时，也可能是一个内心细腻、情感丰富的普通人，他对亲情、友情和爱情，有着深刻的感悟和体验。这些鲜明的性格特点，使得角色在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观众记忆中的亮点。

与此同时，台词也是演员与观众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桥梁。语言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必须做到性格化。语言的性格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台词的内容，也就是人物说的话要符合人物性格，体现人物的个性特征，表演时更不能浮泛。

演员要饰演好一个角色，塑造好一个人物，还必须充分把握人物的各个方面的多种特征。吴诚道身上既能看到反面角色的特征，也会体现出正面角色的特征，在他的行动中，具有多变的反差变化，以至他的妻子刘翠娥，也认为他是个行医救世的“好人”，并不相信他是杀害刘庆昌凶手，这就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通过反复琢磨，认真分析这种人物的心理行为以及情感历程，努力让自己将丰富细腻的表演表现出来。

演员表演与塑造人物时，尤其要处理好与其他角色间的配合。表演中，只有让角色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发生性格碰撞和感情交流，才能够吸引观众的观赏兴趣，使剧情引人入胜，才能使剧中的人物关系更有悬念，更加具体生动，从而塑造好剧中的人物形象。吴诚道与韩素娘、刘翠娥等人物的矛盾冲突，也衍生出许多精彩的剧情来。

“嫁祸”是韩素娘蒙冤的一场戏。在这场戏里，欠下赌债急借无门的郎中吴诚道，从带口信的卖花线老人赵庆的口中得知妻兄，即韩素娘的丈夫玉匠刘庆昌销货携银归来病在庙中的消息，抢得银包欲置刘于死地未遂后，潜入刘家，在碗中投毒，借韩素娘之手将刘毒死。案发后，吴利用妻子刘翠娥与刘庆昌的兄妹感情，通过假象进行挑拨、煽动，嫁祸于韩素娘，使得刘翠娥感情冲动，一怒之下将嫂嫂扭送公堂问罪。在这场戏中的排演过程中，我牢牢把握角色个性的脉搏，即吴诚道别有用心地提问，有分寸地把这个人物的假意殷勤与县衙恶吏肖仁的相互勾结的罪恶性格，展现在观众面前，也反衬出刘翠娥这个人物善良、贤惠、宽厚与软弱的性格。

剖析人物还要认真分析剧本中设置的特殊情境。情境是制造戏剧冲突的重要因素，没有特定的情境，便不会很快的产生人物之间的矛盾。从刻画人物的角度看，无论是演员本身还是其他角色，人物性格的变化需要有特定情境进行推波助澜，这是性格体现和性格发展的客观条件，是表演艺术的魅力所在，只有在特定情境下，展现出独特人物关系和行为变化，人物才精彩，戏才有看头。

总之，演员要塑造出有血有肉、有性格、有思想、有灵魂的艺术形象，决非轻而易举，特别是要塑造性格各异的系列形象，并使其富有征服人的魅力，那就更难。不但需要基本功正确的方法技巧，还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修养及各种生活积累，演员表演与角色塑造的深度与魅力，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三、唱做兼顾、表演创新

《血冤》剧中，吴诚道的唱功较繁重，如何让自己的唱腔变得有感染力、有戏剧性、有个性、有风格性，我按前辈老师告诉我的诀窍，力求做到唱做兼顾、表演创新。

当《血冤》幕启，吴诚道出场就是一段唱：“天不从人交厄运，赌场败北神魂癫……我施计将他支得远，抢先到庙中借银钱。”这段唱词生动展现了吴诚道在绝境中的复杂心理和鲜明性格，展现了心理状态的戏剧性跌宕。首先是绝望与癫狂的交织，开篇“天不从人交厄运”的呼号，以天命不公的控诉为底色，配合“神魂癫”的生理性描述，呈现赌徒濒临崩溃的极端状态。对“阎王钱”的比喻，将债务恐惧，提升到生死层面，形成强烈的心理压迫感。然后是机变与恶念的滋生，“缓兵计”的失败，促使心理急剧转向。当发现老汉提及“舅兄携银”的偶然信息时，其思维立即完成“施计支开——抢先夺银”的犯罪链条，展现赌徒特有的机会主义思维模式。同时也是吴诚道性格特质的立体呈现，“斗蟋蟀欠百两银”的赌博行为与“施计支远”的诈骗手段，形成行为闭环，揭示其将人生视为赌局的根本认知，体现了投机性人格。对“送宝仙”的宗教化形容，暴露其将犯罪美化为天意的自我欺骗机制。在“病庙前”的特殊情境下，其关注点完全聚焦“借银钱”的掠夺目的，对病者处境毫无同情，甚至将他人危难视为机遇，体现彻底的工具理性思维，是极端利己主义。再就是社会隐喻的深层表达，“河阴爪牙吏”与“小鬼”的权力比喻，暴露出被压迫者的扭曲反抗——不敢挑战权力结构，转而欺凌更弱者。这种“爪牙——小鬼——平民”的压迫链条，折射出封建社会中畸形的权力生态。出场这段唱交待的吴诚道的形象，具有经典赌徒悲剧的现代性特征，其心理转变轨迹（崩溃——绝望——抓住救命稻草——犯罪决意）符合犯罪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理论。通过戏曲化的夸张表达，将吴诚道的生存策略转化为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人性寓言，其中，对机会主义心理的刻画尤为深刻。

接下来的独白与这段唱词“往日里有输有赢来去少，娘子她未曾察觉半分毫……自古事急无君子，度过难关我重做人。”进一步揭示了吴诚道在道德挣扎与生存危机之间的复杂心理，其性格中的矛盾性和悲剧性得到深化。首先是心理防线的溃败过程，自我合理化的崩塌，“往日里有输有赢来去少”暴露其长期用“可控赌博”的假象自我欺骗，“娘子未察觉”的侥幸心理与“露了陷”的恐惧形成强烈对冲，显示其伪善面具即将破碎的焦虑。“作茧自缚惹火烧”的比喻，表明其清醒认识到自身行为本质，却仍选择继续堕落，凸显赌徒认知失调的典型特征。然后是道德临界点的突破，更鼓声的听觉意象强化“死亡倒计时”效应（“天明怎去见肖仁”），促使他祭出“事急无君子”的混蛋逻辑，将犯罪动机归结为外部压力，完成自我赦免的心理仪式。“重做人”的虚幻承诺实为犯罪心理的最后一重自我欺骗，与后文急切呼唤“舅兄”的抢钱掠夺行为形成辛辣反讽。

这段唱词也是吴诚道性格本质的深度暴露。对妻子“视我行医守份”的愧疚，展现其尚存廉耻心，但仅停留在担忧“被怎样瞧”的虚荣层面，缺乏真正悔悟。这种“面子大于里子”的道德观，揭示其儒医身份下的精神空心化，是伪善与懦弱的共生体。相较于前段对陌生老汉的冷酷，此处对亲密关系的顾虑，说明其良知未泯，却无力自拔的矛盾状态。

“自古事急无君子”的引用，显示其将历史文化中的极端案例普遍化，以此建构犯罪合理性。这种“选择性继承”的思维方式，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堕落如何比愚者更危险，是为投机哲学的终极演绎。“度过难关”的临时性目标设定，延续赌徒特有的短视思维，其救赎承诺本质仍是下一场赌博的心理投注。

“往日里有输有赢来去少，娘子她为曾察觉半分毫……自古事急无君子，度过难关我重做人。”也揭示了悲剧性的社会隐喻。更鼓声象征的封建时间秩序与“肖仁”代表的暴力权力形成双重压迫，而吴诚道选择向更弱者转嫁危机（掠夺舅兄），完整呈现专制社会“压力传导链”的运作机制。其“重做人”的幻想，恰是对“吃人社会”中个体救赎可能性的根本性质疑。这段唱让角色自揭伪善（“品行好”的自我嘲讽）与自毁承诺（“重做人”的即时背叛），达成戏剧性反讽效果。使得人物塑造具有突破性，这种让角色在清醒中沉沦的写法，比单纯描写恶人更震撼，其心理真实度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自我辩解场景，具有超越时代的警示意义。

四、《妻审》一折、用心演绎

荆州花鼓戏流传的以折子戏多，不少剧目久演而不衰。折子戏是从全本戏中选取情节相对完整、表演精彩的场次单独演出，也有创作之初就编为折子戏。折子戏有“戏核（hu）”之誉，三四出文、武折子戏组成整场戏，精彩纷呈，好角众多，因而大受欢迎。

《妻审》是《血冤》中的一场经典戏，它不仅展现了演员精湛的表演技艺，也传递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妻审》中“只因为偷斗蟋蟀欠下债……切莫告状到公庭。”唱词开篇直白交代犯罪动机——“偷斗蟋蟀欠下债”，表明其恶行并非蓄谋已久，而是因赌债逼迫下的“一时糊涂”。这种从娱乐性赌博（“往日有输有赢”）到倾家荡产，再到铤而走险的演变，符合赌徒心理的典型异化过程。“债台高筑借无门”的绝望感，使其从“投机取巧”升级为“谋财害命”，道德底线彻底崩塌，展现人性在极端压力下的扭曲。前文尚有对妻子的愧疚（“她视我行医守份品行好”），但此刻只剩求生本能。“求娘子高抬贵手饶我一命”的哀求，并非真心悔过，而是恐惧法律制裁，凸显其极端利己主义。“切莫告状到公庭”的恳求，进一步暴露其虚伪——他关心的不是赎罪，而是如何逃避惩罚，与之前“重做人”的承诺形成强烈反差。

《妻审》心理外化的唱腔设计“我谋财害命我罪非轻”的重复强调，通过自白式唱词将内心恐惧直接呈现，强化角色的罪恶感和慌乱心理。“娘子哎”的拖腔和哀求语气，使舞台表演更具感染力，演员可通过肢体语言（如跪地、颤抖）进一步表现其卑怯。戏剧冲突的集中爆发，吴诚道的罪行败露，面对妻子的质问，情绪从狡辩到崩溃再到哀求，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舞台可配合灯光变化（如渐暗或蓝色光影）渲染罪恶感，或加入象征性道具（如蟋蟀罐、赌具）强化前因后果。吴诚道的哀求充满讽刺——他谋财害命时毫无顾忌，但面对惩罚时却胆小如鼠，凸显其懦弱本性。若舞台采用“戏中戏”手法（如让受害者的幻影出现），可增强道德审判的意味，使观众在厌恶之余，亦对人性弱点产生反思。

《妻审》这折戏矛盾冲突激烈，人物情感复杂，将情与法的较量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员与导演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如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角色内心的复杂情感；通过生动的场景刻画，营造角色所处的环境氛围；通过与其他角色的互动，凸显角色的性格特点和人际关系等。吴诚道一角在作品中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更是为了深化和拓展作品的主题。

用“心”演绎，通过折子戏《妻审》表演，使我认识到，剧目无大小，只要演得好。如果只是对自己饰演的角色照搬前人不误，那是不行的，得有自己的思考和创见。我演的《妻审》一折，当然有对前辈艺术家技巧的继承，也有自己的“体验”和“表现”。

结语：吴诚道一角在《血冤》中的艺术总结，可以归纳为：立体性的角色塑造、鲜明性的性格特点、深刻性的情感表达、对主题的深化与拓展以及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角色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得他在全剧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者简介

1988年2月出生，2006年毕业于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音乐表演系，现为湖北省荆州花鼓戏剧院青年演员，主工小生，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文联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潜江市“青年岗位能手”。先后在《推车赶会》《酒楼晾衣》《红娘》《宝莲灯》《国君与太后》《梁祝》《春草闯堂》《何文秀》《赵氏孤儿》等10余台剧目中担任主演。主演的《生命童话》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获中国文华优秀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主演的《五女拜寿》参加湖北省第二届地方戏曲艺术节获优秀演出奖。主演的《碧玉簪》参加湖北省第三届地方戏曲艺术节（未设奖）受到专家与业内外一致好评。主演的《站花墙》参加第九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获“朱槿花奖”优秀剧目。主演的《血冤》获国家级非遗专项资金资助，在剧中饰演吴诚道受到业内外一致好评。参演的《河西村的故事》获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提名剧目，《红荷》获第四届湖北艺术节“楚天”文华剧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