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与处理技术选择

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城市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多数城市面临生活垃圾收运“最后一公里”效率低、处理技术与垃圾成分不匹配、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等问题，不仅增加环境承载压力，还造成资源浪费。科学优化收运系统可降低运输能耗与成本，合理选择处理技术是实现垃圾无害化与资源化的核心。因此，结合城市规模、垃圾成分、区域资源禀赋，探索收运系统与处理技术的协同优化路径，对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水平、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路径

1.1 优化收运路线与频次

收运路线规划需结合城市区域人口密度、垃圾产生量、交通路况等因素，采用“分区覆盖、就近转运”原则，减少无效运输里程。可借助 GIS 地理信息系统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时采集各区域垃圾产量数据，动态调整收运路线：对住宅区、商业区等垃圾高产区域，采用“早晚双次收运”模式，避免垃圾堆积；对郊区、工业园区等低产区域，优化为“隔日收运+集中转运”模式，降低运输能耗。同时，需避开城市交通高峰时段规划收运路线，减少运输延误，提升单位时间收运效率，从路径层面降低收运成本与碳排放。

1.2 升级收运设备与分类衔接

收运设备的适配性与先进性是提升收运效率的基础。一方面，需根据垃圾分类要求，配置“分类收运专用车辆”，如厨余垃圾密闭式运输车、可回收物专用厢式车、有害垃圾防渗漏运输车，避免不同类别垃圾混装运输，保障后续处理环节的资源化效率；另一方面，需逐步淘汰老旧高能耗车辆，推广新能源收运车，降低运输过程中的尾气排放。同时，需加强垃圾产生源头与收运环节的衔接，在社区、商场等场所合理布局分类垃圾收集点，配备智能称重与满溢预警设备，实时反馈收集点垃圾存量，确保收运车辆“按需上门”，避免空驶或超载运输。

1.3 完善收运运营管理机制

运营管理机制的规范化是收运系统长期高效运行的保障。需建立“责任明确、监管到位”的管理体系：明确环卫部门、收运企业、社区的权责边界，如社区负责源头分类引导，收运企业负责按标准完成收运任务，环卫部门负责全程监督；引入数字化监管平台，通过 GPS 定位、视频监控等技术，实时监控收运车辆的行驶轨迹、作业时间、垃圾清运量，避免“漏收、少收、违规倾倒”等问题。此外，需加强收运人员专业培训，提升其分类收运操作规范与安全意识，确保收运过程符合环保与安全标准。

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科学选

2.1 基于垃圾成分的技术适配

垃圾成分是决定处理技术的核心因素。对于厨余垃圾占比高、含水率高的城市，优先选择生物处理技术，通过微生物分解将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或沼气，实现资源化利用，同时降低后续处理的能耗与污染；对于可回收物含量高的城市，需强化“分类回收+资源再生”体系，通过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将废纸、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物输送至专业再生企业，减少进入终端处理环节的垃圾量；对于可燃物含量高、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可选择焚烧发电技术，通过高温焚烧实现垃圾减量化，同时回收热能发电，实现能源化利用，但需配套完善的烟气净化与飞灰处理设施，避免二次污染。

2.2 兼顾环境影响与经济成本

处理技术选择需平衡环境效益与经济成本，避免片面追求“低成本”或“高环保”。卫生填埋技术初期投资低、操作简单，但占用大量土地资源，且易产生渗滤液与填埋气，长期环境风险高，仅适用于土地资源丰富、垃圾产量小的中小城市或作为应急备用处理方式；焚烧发电技术减量化与能源化效益显著，但初期设备投资高，且需配套严格的环保设施，适用于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紧张的大城市；生物处理技术资源化效益突出，但处理周期长，且受垃圾含水率、有机质含量影响大，适用于厨余垃圾集中、农业需求大的区域。在技术选择中，需通过生命周期评价（LCA），综合测算不同技术的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全周期成本，选择“环境友好、经济可行”的最优方案。

2.3 推动处理技术的协同融合

单一处理技术难以满足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综合目标，需推动多技术协同融合。可构建“分类回收-生物处理-焚烧发电-卫生填埋”的阶梯式处理体系：首先通过分类回收提取可回收物，实现资源再生；其次对厨余垃圾采用生物处理，生产有机肥或沼 ∵ ；再次对剩余可燃物采用焚烧发电，回收能源；最后将焚烧残渣与不可降解垃圾进行卫生填埋，实现垃圾全量无害化处理。这种协同模式可最大化发挥各技术优势，降低单一技术的局限性，提升垃圾处理的整体效益，同时适应垃圾成分动态变化的需求，增强处理系统的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三、收运系统与处理技术的协同发展策略

3.1 强化规划层面的统筹衔接

在城市总体规划与环境卫生专项规划中，需将收运系统与处理技术作为整体统筹布局。一方面，根据处理终端的位置与处理能力，规划收运路线与转运站布局，如将转运站设置在处理终端与垃圾高产区域之间的交通节点，缩短收运距离；另一方面，根据收运系统的分类收运能力，确定处理技术的规模与类型，如若收运系统可实现厨余垃圾单独收运，则需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生物处理设施，避免“分类收运与混合处理”的脱节。

3.2 完善政策与标准支撑体系

政策与标准是推动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需出台“分类收运与分类处理”联动政策，明确分类收运率与处理技术适配的考核指标，如要求厨余垃圾分类收运率达到 60% 以上的城市，必须配套建设厨余垃圾生物处理设施；完善垃圾处理技术标准与收运作业规范，统一分类垃圾的运输、储存、处理技术参数，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协同不畅。此外，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收运设备升级与处理技术研发，降低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成本压力，激发协同发展的积极性。

3.3 推动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融合

技术创新是提升协同效率的核心动力。需加强收运与处理环节的技术研发，如研发“分类垃圾智能识别系统”，实现收运过程中垃圾类别的自动检测，确保分类收运质量；开发“收运-处理数据共享平台”，将收运系统的垃圾产量、类别数据与处理系统的处理能力、能耗数据实时互通，实现“以处理需求指导收运调度，以收运数据优化处理方案”的动态协同。同时，推广“互联网+”模式，提升公众参与度，从源头推动收运与处理的协同优化。

结论：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与处理技术选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摒弃“单一环节优化”的思路，从收运路线、设备、管理多维度提升收运效率，结合垃圾成分、环境成本科学选择处理技术，并通过规划统筹、政策支撑、技术创新推动二者协同发展。在实践中，需充分考虑城市的差异性，避免同质化方案，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垃圾成分的城市制定适配策略。

参考文献：

[1]李兴然.垃圾分类：政策法规大力推进资源化利用是趋势[J].股市动态分析,2021(22):42-43.

[2]李浓.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与对策分析[J].环境卫生工程,2022,(0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