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中的称谓词“沐恩”

称谓词是用来称述人与事物的词语，从狭义上来说，仅指人的称呼。因此，称谓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在语言上的表达形式，尤其能反映交际双方的身份、所处地位、相互关系等信息。受特定社会制度与军营文化的影响，明代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反映官职层级关系的敬谦称谓词，又为清代所继承下来，这在《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1]里体现得较为集中。

《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共68 册，下称《边务档案》）是由四川省档案馆整理、巴蜀书社于2023 年9 月出版的文书影印汇编，是钦差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人于1906 年至1911 年间，在川边处理的公务以及各机关间所传递文书的真实记录。这些未被后人修改过的文书，为我们探讨晚清军营中的语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翻看《边务档案》的文书，“沐恩”一词以其不同于使用官衔、职位等方式的称谓，而显得较为特殊。“沐恩”为动宾结构，是“沐浴恩泽、蒙受恩惠”的意思，却常被发文者用作自称。用例如下：

（1）《宣统三年二月·程凤翔禀》：沐恩曾于去年秋间在鸡贡冲要地方修卡栏，两处凡往来货物及放空骡马䭾牛，均令挂号登记，年终综核出货若干，进货若干，而米粮盐茶出入之数，即可得其大概，至今将近半年，容俟查明，即行具报。（40/410）

（2）《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尤梦贤禀》：我恩帅手持虎节，甲胄需人，驾出龙城，驰驱纳士，沐恩性质至愚，每以实心徒自矢，而应酬见短，久为世俗所难容，非恩帅无以用沐恩，故沐恩讵能负恩帅倘得葑菲无遗蘋蘩见采，愿执鞭镫以追随，感岂立功异域，得荷干戈而前导。（《边务档案》7/477）

（3）《宣统二年十月·吴秉钧禀》：沐恩于初七日在喜达同刘帮带筱亭开拔，因张占标所坐囚笼拖山难行至十

四日方至贡嘎岭，十五日奉统领谕将夺回快枪三杆、骡马二十七匹，理合缴案，以归画一。（《边务档案》27/440）（4）《宣统元年五月·谢安邦禀》：窃沐恩一介微员，浅鲜知识，屡受知遇之恩，未报捐埃之忱。兹因沐恩代病，陈恳赏号回省就医，禀辞起程，于端午前抵里，虽经延医调治，而里塘药材不全，服之总未见效。（33/275）

在明代以前，“沐恩”并未延伸出其他用法，人们普遍使用的是其字面之义，如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有：“沐恩命于尧阶，泛光辉于阮巷。”且“沐”与“恩”之间的联系还不那么紧密，“恩”通常与下文的名词构成偏正结构。然作为自称的“沐恩”，用例于《边务档案》中俯拾皆是。事实上，其语义发展与指称范围，背后牵涉制度、文化和社会风气的深层变迁，渊源可追溯至明代军营。

“沐恩”自称的这一用法，首先由明朝的武臣开始。明《万历野获编》卷十七的“武臣自称”对此有所提及：“江陵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2]戚继光、李成梁皆为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们自称“沐恩”，虽被视为“异礼”，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明代武臣当中已出现通过自称“沐恩”来表达效忠与依附的用法。不过，这种自称仍是特例，并未被普遍使用。

降至清代，“沐恩”之称已相沿成习，发展成为军营中普遍通行的自称惯例，即所谓“营例”。清人陈昌辑在《霆军纪略》第十四卷里，记录了太平天国捻军投降清阵营后，所使用的称呼之情形：“其带队之降人，又以渐更换变化于无形，待降将以恩，并令本部将士推诚相与，以杜猜嫌。顾于体制，则稍靳之，不令降军与本部将官齿，虽已奏给三四品崇衔，统领数千之众，而谒见本部敌体以下将官，犹领堂属，礼沿营例，自称沐恩，谓沐不杀之恩也。”[3]“沐恩”在清军营中已经成为了为军兵所默认的“营例”，足可说明其使用的普遍情况。按照《霆军纪略》中的说法，降军自称“沐恩”，是视为“沐不杀之恩”之义。然此语境是有其特定的时代和语境的，不能笼统地说清士兵自称“沐恩”都为此义。我们认为，其本质仍从“沐浴恩泽”义引申而来，表明是在不对等的等级关系中确认身份和归属。

清代武官自称“沐恩”多数仍泛指蒙受上司提拔之恩，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已有明确的解释：“武官对于受辖之官，……又有称沐恩者，谓效力军中官职之迁擢，皆受其恩于上官也。”[4]这一解释揭示出“沐恩”之自称，其实重在强调武官的官职升迁皆源自上司的恩典与提拔。在《官场现形记》中，有一个典型例证：“到了第二天，冒得官请了三天假，一直到第四天，才上去叩谢提台，口称沐恩自不小心走滑了脚，倒呌老帅操心。沐恩实在感激得很。沐恩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孩子年纪小，都不会挣饭吃。沐恩跌下去的时候，自己也还明白。”[5]江阴砲船管带冒得官，其名谐音“冒得官”，颇具反讽意味。根据小说当中的描述，该职实为冒得官通过银钱购得他人奖札、冒名顶替而来，继而假借长官提拔之名获得委任。正因如此，为凸显“蒙恩受荐”之假象，巩固其本不合法的职位，冒得官在面见上司时屡称“沐恩”，是其刻意强调所谓“恩遇”关系，有谄媚逢迎的意味。

我们观察《边务档案》中的用例，“沐恩”的使用者几乎均为军营中的管带级军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武官在文牍中并非仅使用“沐恩”一词自称，他们还常根据语境在文书当中交替使用“标下”“管带”等其他谦称。这说明，“沐恩”其实也是特定语境下有选择性的自称方式之一，这一点在《边务档案》所涉历史背景体现出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廷在川滇边务地区推行军队改革，赵尔丰作为钦差边务大臣及最高军事统帅，掌握武职人事任免大权，许多军官确实是由其直接提拔的。此类“沐恩”自称文书，集中出现于宣统元年及之后，时间上与晚清军制改革后的新军官体系的确立时间契合。例如，在例（4）谢安邦呈赵尔丰的禀文中有“屡受知遇之恩”之语，可与之互证，即军官们使用“沐恩”，实际上也正是他们出于对赵尔丰个人知遇、提拔之恩的自觉回应。

由此看来，“沐恩”确系在军营当中较为普遍使用。《汉语称谓词典》对“沐恩”的解释加上了“军营”的限定词，将其解释为“明清时军官对官长自称”。在《边务档案》当中，使用者的确以军官居多，但似乎还有例外。我们将《边务档案》当中使用过“沐恩”者的职位做了一个统计，见下表：

《边务档案》中所见“沐恩”的使用者虽以武职官员为主，但范围似乎有所扩大，不乏文职身份人员，如委员、教习等也使用此自称。这一现象表明，“沐恩”一词的适用场域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军营，而是扩展至具有军政合一性质的边务行政机构之中。此类文职人员亦循“营例”自称“沐恩”，很有可能是这些官员都是赵尔丰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赵尔丰所领导的本就具备军营性质，故而沿用营例以强调人身依附与恩惠关系。

此外，“沐恩”作为自称谦辞，其情感色彩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显著变迁。在明代，该称谓虽已见于武官文书，却多被时人视为谄媚逾礼之举，甚至遭致讥讽，例如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当中，谈到了各类称谓以及对于“沐恩”这一称谓的态度：

“余初于西曹见谈旧事，投刺有异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书太监刘瑾，云：门下小厮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仪部郎谒翊国公勛，则云渺渺小学生某。皆极卑謟可笑。然至余所亲见，复有怪诞不经者……一曰门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呕秽，不堪捧腹。”

样，在上文提到过的明《万历野获编》的“武臣自称”当中，关于“沐恩”的使用是这样记载的：

“往时浙弁牛姓者，官副总兵，上揭张永嘉相公，自称走狗爬见。其甥屠谕德应峻耻之，至不与交。然此右列常事耳。江陵当国，文武皆以异礼礼之，边将如戚继光之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称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又何怪于副将之走狗耶？”

所谓“右列常事”，是指明代武官群体中普遍存在以极度卑谄的称谓自称的风气，时人往往鄙夷视之。沈德符将“沐恩”与“走狗爬见”相提并论，反映出该称谓在明代士大夫眼中所具有的显著贬义色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明代被讥为谄媚的称呼，至清代却逐渐演变为军营中常规的谦称“营例”，并在《边务档案》中广泛使用，其情感色彩经历了从贬斥到中性的显著变迁。我们推测，这一转变或与明清时期文武统属关系之深化有关。上文中的“江陵”即首辅张居正，他虽为文臣，却实际统摄兵事，威权极重。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虽战功赫赫，亦皆出于其提拔，故皆以“门下沐恩”自称，以表示谦卑与依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沐恩”一词在语用上具有明显的语义及词性转变路径，它既表示“蒙受恩惠”的动作或状态，又隐喻着“蒙恩之人”的身份认同。二者构成顺承——正因有“沐恩”之实，乃有“沐恩”之称。从动宾短语到身份指称，实际上是语境作用下词义功能转化的结果，体现出称谓使用中对上下级恩遇关系的有意强调。这也是汉语称谓词所具有的社会性的具体呈现。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共68 册）[M].巴蜀书社，2023 年。

[2]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M].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第35 页。

[3] （清）陈昌辑.霆军纪略[M].清光绪八年刻本，第13 页。

[4] （民国）徐珂辑.清稗类钞[M].民国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12 页。

[5] （清）李伯元撰.官场现形记[M].清光绪上海世界繁华报馆排印本，第5 页。

作者简介：梁沅玙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黄英，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古及近代汉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