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与“生”的双向审视

在韩愈的时代，唐朝的政治逐渐走向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界亦显得颇为混乱。韩愈深感传统儒学的价值和师道的重要性被严重忽视，这促使他立志恢复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并力图振兴教育，弘扬师道精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愈创作了《师说》，文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经典定义，以及“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振聋发聩之论深入人心，被奉为论述师生关系的圭臬。这篇文章从“师”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以“道”为终极目标的师道传承体系。然而，若将《师说》视为韩愈教育思想的全部，则不免有失偏颇。大约作于其国子博士任上的《进学解》，假托与学生对话，通过学生的诘难和先生的自我解嘲，展现了一幅更为复杂、矛盾甚至沉重的学术图景。在此，光辉的“师道”理想遭遇了现实的坎坷与诘问。《师说》庄严正大，《进学解》诙诡深沉，一者向外宣示，一者向内自省。

因此，本文从“师”与“生”的“双向审视”出发，解读韩愈教育理念下为师者与为生者如何自持。所谓“双向”，即一方面从“师”的视角审视“教”的责任、内容与境界（《师说》），另一方面从“生”的视角审视“学”的艰辛、方法和目的（《进学解》）。这两重审视并非割裂，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辩证，共同勾勒出韩愈眼中一个动态的、充满活力的治学体系。本文将首先分别剖析两篇文章的核心要义，继而探讨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与思想张力，最终总结出韩愈辩证统一的治学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师说》：“师”之尊严与道的至高无上

《师说》系韩愈于长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期间所作，是一篇旗帜鲜明的论说文，其写作带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彼时科场风气颓靡，教育体系弊端丛生，朝政亦腐败日盛，诸多学子渐失“学而优则仕”之志，学业为之懈怠。士大夫阶层中不仅轻视求学，更“耻学于师”甚至“群聚而笑之”，韩愈对这种现象感到怪诞和不解，字里行间不仅仅是他对社会风气日渐恶化的担忧，也是对国家命运和教育的深深痛心。此种风气严重阻碍国子监教育职能的发挥，于是借应答李蟠请益之机，撰就此文，从“师”的视角出发，力矫时人在“求师”与“为师”观念上的谬误，同时匡正时弊，重塑师道的尊严。

（一）明确师职：传道、授业、解惑

文章开篇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为“师”下了定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定义将教师的职责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老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甚至不仅仅是解答疑难，其最核心、最根本的任务在于“传道”。此“道”为儒家之道，韩愈揭示的“道”在《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已无侍于外之谓德。”以爱人之心叫仁，行为适宜仁叫义，从仁义出发的就是道，以仁义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原则。将“传道”置于首位，意味着教师不再是普通的职业，而是文化道统的承载者与延续者，被赋予了神圣的文化使命。这使得师道与儒家道统紧密相连，师的尊严源于道的尊严。

（二）确立标准：道存师存，唯道是从

在明确了师之职责后，韩愈进一步颠覆了当时以地位、年龄论尊卑的世俗师道观。他提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的资格唯一取决于其对“道”的把握。它打破了身份、年龄的壁垒，赋予了“师”的资格极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师，只要他能更多的掌握了“道”；任何人都应该从师，因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每个人都会有疑惑，有疑惑就要请教师者。

接下来，韩愈直面时弊，运用三组鲜明对比，层层深入地批判了当时“耻学于师”风气的荒谬与愚昧。首先从“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出发，韩愈指出古代的圣人尚且从师求教的同时，批评了当时的一般人，既不能做到“世事洞明练达而无惑”，又“耻于学师”，所以愈加驽钝。“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今人若不从师求学，就会导致“圣益圣， 愚益愚”。然后点出“为子择师”而“已则耻师”的怪异现象，“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实在是糊涂。其次列举“士大夫之族”与“百工之人”的对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拿巫医、乐师、工匠和士大夫作对比，巫医、乐师、工匠相互学习，而士大夫却耻笑请教的师生，认为年纪差不多，向官位低的人请教为耻，向官职高的人请教就是献媚，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士大夫不肯学习请教，士大夫的见识还不如被瞧不起的巫医、乐师、工匠，这一现象真叫人讶异。

（三）辩证关系：弟子不必不如师

在强调了师的重要性之后，韩愈又极具辩证眼光地论述了师生关系的相对性。“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由此自然引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著名论断。这并非削弱师道，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强化了它。因为师生优劣的比较，其标准依然是“闻道”的先后与专业的深浅，而非固定的身份等级。这意味着师生关系并非僵化的绝对服从，而是一个围绕“道”而展开的可循环的过程。学生可以且应该超越老师，这是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真正的老师也必然以学生之“青出于蓝”为荣。这便将师道的尊严，从个人的权威转向了对真理和学术本身无限追求的尊严。

综上所述，《师说》从“师”的立场，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教育范式。它高扬了师者的责任与尊严，力求破除了求师的心理障碍，并揭示了师生关系的辩证性。然而，这一范式更多地是单向的，是从“师”的角度出发的，而真正要实践“道”，还需“生”在求学过程中真正的“内化于心”，而这一劝诫，则由《进学解》承担了起来。

二、《进学解》：“生”之主体与学的艰苦实践

与《师说》正面立论的庄重风格截然不同，《进学解》借学生之口诘难，以先生自我嘲解的方式，完成了对治学之路另一面的深刻剖析。文章场景设定在太学，身为国子博士的韩愈（先生）正“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教诲学生“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番教诲几乎可以看作是《师说》理念的具体实践，强调勤奋与深思。然而，一位学生却站出来，以先生自身的境遇为例，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先生您自身于业“可谓勤矣”、于儒“可谓有劳矣”、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于人“可谓成矣”是勤且思的典范，却为何“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落得“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狼狈境地？这番质疑，将理想的师道拉回了冰冷的现实，迫使作者从“师”的训导者角色，切换到“生”般的被审视者角色，借学生的诘难之语叙述自身如何求学，这也是韩愈对“门下诸生”以及对整个社会隐忍又含蓄的劝诫。

（一） 学的艰辛：勤苦与广博

虽是学生的质问，但事实上是韩愈借学生之口具体而微地描绘了一个真正“进学”者所应有的状态。这可以看作是对“业精于勤”的极致阐释：“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这是一个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的苦读形象。进而，他阐述了自己的治学方法：“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强调提纲挈领、探幽发微的治学功夫。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学习内容的概括：“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其涉猎之广博，从儒家经典到百家之言，乃至《庄》《骚》辞赋，皆包容并蓄，主张“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这远比《师说》中抽象的“道”与更为具体，它展现了一条以艰苦卓绝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胸怀为基础的、实证性的治学路径。

（二）学的素养：态度与方法

治学之道，首重态度与方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愈在《进学解》中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句，深刻揭示了为学修身的原则。学业因勤奋而精进，因懈怠而荒废；德行因深思而成就，因苟且而败坏。这一观点不仅强调了勤奋与思考的重要性，更体现出一种多位一体、系统严谨的治学理念。韩愈所倡导的“勤”，是具有明确方法与层次的整体实践。他提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强调须以持之以恒、夜以继日的精神投入学习，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而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勤奋体现为“口勤”“手勤”与“脑勤”的有机结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是指须反复诵读儒家经典如《诗》《书》《礼》《易》等，不仅用目更须用口，直至熟读成诵，以深入体会其内涵；“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则强调广泛而持续地翻阅诸子百家之著作，做到手勤翻阅、广泛涉猎；而更为关键的是，在阅读过程中须做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即对史实类著作须提炼纲要，对理论性著作须探求其深意，做到脑勤思考、主动消化。唯有在三者协同之下，才能奠定坚实的学问基础，真正理解前人经典的精华所在。因此，勤奋的学习态度不仅是治学的起点，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支撑。

而在勤奋积累的基础之上，韩愈进一步提出“由统要中”的学习方法。他反对“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散漫之学，指出若不能从整体系统把握知识，缺乏结构性和层次性，则难以真正理解学问的深奥；若不能抓住关键、切中核心，则即使言论丰富仍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因此，他提倡“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即须深入浸润于醇厚的经典之中，细细品味和思考其中的精粹。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学者广泛阅读、系统梳理前人成果，更须在其中保持独立的批判意识。韩愈在《进学解》中以自谦之语“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道出治学之大忌——即仅止步于因循旧途、机械抄录，而无自己的发明与创见。实际上，他正是以反语方式强调，真正的治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推陈出新。学者须在勤奋阅读与系统整理之中，形成个人的见解与思考，最终迈向学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唯有如此，学问才能焕发生命力，否则便只是重复旧知、徒劳无功。

（三）学的目的：继承与发扬

韩愈十分推崇儒家文化，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同时也是儒家道统谱系的首倡者。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该内容表明了韩愈自身阅读学习的经典典籍的内容，同时又对各个经典著作进行了简扼的评价，可见其对于经典典籍的了解，显示出他博览群书、深研经典的学术素养。然而其根本立场始终坚定于儒家范畴，因此对于治学的目的既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儒家的学说，也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而产生的目的，即治学的目的必须要具有治世的社会实践作用。治学成果必须对于现实产生实际意义、韩愈十分看重治学的实用性。

韩愈治学的首要目的，在于继承与发扬儒家学说。在《进学解》中，他借学生之口道出“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表明自己致力于在纷繁悠远的儒家传统中厘清脉络、远继圣贤，以实现对儒家根本精神的承接与延续。这种方式并非机械重复，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指出“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意在填补儒家学说中的缺漏之处，阐发其中幽微精深的义理，从而使儒学体系更为完善。这也正是学生称赞他“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韩愈极为强调治学必须发挥治世的现实作用，这是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影响的结果。他所处的时代佛老盛行，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韩愈因此格外重视学术与文字的实际效用。在《进学解》中，他以自贬之辞反向申明其立场：“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所谓“不要其中”，是指言论未能切中正道；“不济于用”，则指文章虽辞采斐然却无益于世事。这种看似自责的表达，实则深刻揭示了韩愈的治学观：学问若不能服务于社会现实，不能有助于治国安民，则即便形式再美，亦为空谈。他真正推崇的是能够“济于用”“要其中”的学术——即符合儒家义理、具有实践价值的学问。

综上，韩愈在《进学解》中从“生”的视角，为自己辩白，也道出了学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真正做到有所学要端正学习的态度，掌握学习方法，才能达到治学的目的——继承与发扬儒家学说，发挥学问的现实作用。《进学解》通过师生对话，凸显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告诉我们，真正的“进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意志的磨砺和儒学的继承和发扬。

三、结论：历久弥新的治学箴言

通过对《师说》与《进学解》的对读与互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韩愈的治学理念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辩证统一体。它既包含了对教育终极价值的坚定执着，也包含了对实现这一价值所需付出的艰苦实践与所面临现实困境的清醒认知；既强调了教师在传承文化、引导方向上的核心职责，又注重学生在学术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劝诫学生自身应该如何学习。其核心精神，是师与生在共同追求“道”的路上，相互砥砺、相互成就的关系。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了其产生的具体时代，对于当今的教育与学术研究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愈. 韩愈诗文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2] 陈晶晶.从《师说》《劝学》看中国古代教学思想[J].教师教育论坛，2022，35（6）：42-43.

[3] 刘幸. 韩愈《师说》“传道、授业、解惑”概念新探[J]. 教育史研究， 2025， 7 （02）： 143-149.

[4]袁丽. 浅析《进学解》中的学习观及其现代启示［J］. 商业文化：下半月，2012（11）.

[5]王庆堂 . 满纸辛酸泪一片干谒情——韩愈《进学解》浅析 [J]. 渭南师专学报，1987（1）.

作者简介：毕沁烨，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