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作品中的美育教育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美育的最基本方式。关于这一点，纵观中国绘画史上，早在《历代名画记》开篇中已经有相当精辟的言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也就是说，张彦远认为，中国绘画可以帮助感化人，教化人，使人守伦常，甚至与学习《六经》有相同的功效，具有极强的政治教化功能。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中国绘画作品是心灵的教育，是性善教育的回归，是美育的教育，是锤炼完善人格的教育。

一、中国人物画——美好人性的诗意赞歌，规过劝善与见贤思齐的人性教化

众所周知，绘画与政治密不可分，而在人物画中表现犹为明显。画家往往通过隐秘、暗示、谐音等方式在看似单纯的绘画作品中寓以政治教化的内容。

宋李唐绢本墨笔纵27 厘米横90 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李唐的《伯夷叔齐采薇图》，创作于南宋初期。画家李唐描绘两位高士左中叔齐右侧伯夷，两人对坐石壁下，伯夷正面，面向观者。叔齐侧身窝坐腿上，视线朝向伯夷，四周左边松，柏居中，梧桐最右围绕，古树象征着义士的气节和忠心。画面中叔齐在努力地说着什么，伯夷则双手抱膝，面带忧愁，目光中流露出无奈、消极的情绪，表情显得稍有愁苦而心思重重掩饰不了内心的焦虑与紧张，他眼底稍稍斜视着叔齐。此刻正在静听叔齐谈话。画面上采野菜用的小锄、菜篮子置于地上，暗示了两位高士窘迫的生活，突出了画面的主题。远处的首阳山景构成了画面的远景，同时为人物描绘衬托了一种隐秘、安静的环境[1]。

画家李唐在南唐复杂政治的特殊时期，选择伯夷和叔齐，原因一方面在于伯夷和叔齐是被定位“古之贤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他们求仁得仁，得到世人的认可，以他们为绘画内容，更容易引起共鸣。关于这一点，在《论语》、《孟子》、《庄子》和《史记》等均有记载。以及另一方面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考虑。当时正值金军进犯中原，大片国土沦丧在金人的铁蹄之下，百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统治阶级依旧奢侈纵欲，家国破碎之际，人心惶恐，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士夫朝臣对朝政持观望态度，甚至有无数文人士大夫背信弃义、奴颜婢膝对敌军俯首称臣。画家李唐也是被俘的其中之一。画中的伯夷和叔齐不食周䅇，宁肯饿于首阳山，画家一则用来明志，二则用来讽刺南渡亡降之臣，没有气节，衬托出伯夷和叔齐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关键时刻，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画家希望通过绘画，能够唤醒南宋臣民，不忘故国，励精图治，匡扶南宋。此图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鼓舞了臣民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用来告诫世人，做堂堂正正的忠臣孝子，无愧天地的大丈夫，为复国中兴而奋斗。

二、中国山水画——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仁爱与智慧

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表明孔子的山水之乐与圣贤仁德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自然在圣人眼中，不是与人毫无关系的自然，而是同崇高的精神生活、人的修养和人的情感密切结合的自然。庄子认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主张借助逍遥游的精神绝对自由达到“无我”、“无功”的自然状态，非一般的凡夫可以通达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通过借助山水或自然，山水远离尘嚣，能够“乘天地之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种宜心的山水观对山水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作用[2]。

中国山水画在魏晋六朝时期，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在人物画中。此时期混乱复杂的政治，大批士人避开现实问题，从山川中寻求精神慰藉，开辟了寄托心性的“第二自然”，在其中畅神卧游。到了隋唐，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两宋已经发展成熟，元代文人士大夫绘画跃居重要地位，明清摹古之风明显。以郭熙的《早春图》和沈周的《庐山高图》为代表细品其中的美育价值。

北宋郭熙早春图绢本水墨纵158.3 厘米横 108.6 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早春图》是北宋画家郭熙的代表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绢本设色，画幅横108.1 厘米，纵 158.5 厘米。画面传达了刚刚经历严寒的冬季，山中早春时节的自然景象，画中大地回春，天气变暖，万物复苏，一派生机盎然准备蓄势待发的样子，使人感到“春山早见气如蒸”的豁达。山川间萦绕着淡淡的薄雾，一座主峰位于画面正中央，主峰下面大小不一的山峰紧紧簇拥在附近，凸显了一种高远之美和居高临下的优越。山间瀑布飞涧，一组气势恢宏的楼阁掩映于山崖丛树之间，依稀可见，山中典型的蟹爪树为画面增加了灵气。山中有旅人、渔人、行人等不同身份的人物赋予了画面浓郁的人文气息和生活气息。画面右上角有清代乾隆皇帝的题诗：“树才发叶溪开冻，楼阁仙居最上层。不藉柳桃闲点缀，春山早见气如蒸。已卯春月御题”。

三、中国花鸟画—— 自然生活的回归和文人画家的人格操守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根植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老子和庄子思想的渗透，中国人天性好亲近自然，对花木禽鸟的情感非常独特，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草和芦苇等，画家眼里，被当作与自己一样有生命的生灵看待，自然万物在画家笔下也被赋予了人的品格与气韵，具有美育的价值也就不难理解了。自然界中花鸟画的题材种类非常广泛，分类来逐一说明[3]。

一类以谐音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类的动植物有很多，如芙蓉与桂花一起，便成

了“富贵”；“鸡”与“吉”谐音，画家可以用来表达“吉星高照”，也有寓意加官进爵，“吉祥如意”之类的画面；石榴寓意“万子同苞”，有多子多孙、儿孙满堂的吉祥之意；鹿的谐音乃“禄”，是富贵吉祥的象征。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画芙蓉二枝、锦鸡一只，芙蓉花开，枝繁叶茂，双蝶飞舞，一派生机盎然；王渊的《桃竹锦鸡图》是一副吉祥题材的花鸟画。画中锦鸡栖于桃竹石间，形态生动，表现了恬静惬意悠闲的美好生活；恽寿平的《玉堂富贵图》用牡丹、紫藤和秋葵表现花卉的富贵之气；沈铨的《松鹿图》画面中的松树和鹿洋溢着恬静、悠闲的美好、浓郁细致而真实的生活气息。此类作品表达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一类是自然界中植物特有的生活习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有岁寒三友。具体指的是松、

竹、梅三种植物，因为这三种植物在严寒的冬季仍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象征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崇高的气节，坚贞的品性、高尚的人格。类似的还有花中四君子、石头等。四君子与岁寒三友有相似之处，石头则用来象征坚硬挺拔和永恒不变。文人画家素喜将其作为绘画对象，托物言志，寄托他们对君子品格的仰慕之情，代表了画家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