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公共领域”的萎缩与宠物作为情感“避难所”的悖论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行动”作为最具政治性的人类活动，需在由言说、辩论、共同决策构成的“公共领域”展开，个体借此参与世界构建、赋予存在意义。但 20 世纪以来，资本扩张、技术理性渗透与社会个体化加剧，导致公共领域系统性萎缩——公共话语娱乐化、政治参与形式化、社交媒体表达碎片化，个体逐渐退缩至私人领域。

与之反差的是全球“宠物热”： ⟨2023 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城镇宠物犬猫超 1.1 亿只，消费规模 2706 亿元；美国超 60% 家庭养宠，年均支出超 1360 亿美元。宠物不仅是“伴侣动物”，更成情感核心——人们为其购保险、定制葬礼、纳入遗产继承。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反思性与不确定性使“纯粹关系”难维系，宠物的“无条件情感反馈”填补了人际信任缺口。

二者的关联值得探究：公共领域萎缩使个体失去通过公共行动确证自我的渠道，宠物构建的情感“避难所”成为应对异化的替代选择。但当情感重心完全转向宠物，是否会削弱公共参与意愿？这种“避难”是否本质是对公共责任的逃避？阿伦特曾警告，私人领域过度膨胀会导致“平庸之恶”——个体因放弃公共判断沦为制度附庸。因此，解析这一悖论，既是对现代性困境的诊断，也是对人类如何重获“行动”能力的追问。

二、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意涵与现代挑战

（一）公共领域的本质：行动、复数性与共同世界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源于对古希腊城邦（polis）的理想化重构。在雅典，这是自由人通过言说与行动展现卓越的空间，核心有三：复数性（承认“人是复数的存在”，个体差异经辩论形成共识，避免同质化）；行动的不可逆性与新生性（后果不可预测却打破秩序，构成历史动力，为“开创”提供舞台）；共同世界（人类共同行动塑造的“显现空间”，以建筑、传说等物与叙事为载体）。与之相对的私人领域（oikos）是满足生存需求的“必然性”空间，具有“隐蔽性”。阿伦特指出，公私平衡是人性完整的前提：过度私人化沦为“劳动动物”，完全公共化则可能抹杀个体差异，走向极权。

（二）现代性对公共领域的侵蚀：从“行动”到“行为”的异化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现代社会困境是公共领域被“社会领域”吞噬——这一非公非私的领域将个体原子化、同质化，核心是可预测、符规则的“行为”（behavior），而非独特、创造性的“行动”。公共领域萎缩表现为三重异化：其一，公共话语工具化。现代政治中，言说从“揭示真理的辩论”沦为宣传、公关与利益博弈工具，社交媒体算法切割讨论为“信息茧房”，个体困于同质化观点，“人人发声却无人倾听”。其二，行动私人化转向。公共领域无法提供意义确证时，行动重心从“共同世界构建”转向“私人情感表达”（如“晒娃”“晒宠物”），公共空间被私人生活占据，缺乏真正公共议题讨论。其三，共同世界消解。公共领域的“共同世界”依赖持久物与稳定叙事，而现代性的流动性使物日益短暂（如一次性用品），叙事被碎片化信息取代，个体不再相信“共同未来”，公共领域失却精神内核，沦为空洞形式。

三、宠物作为情感“避难所”的社会成因与表现形态

（一）公共领域萎缩下的情感真空

公共领域核心功能“承认”（个体获理解尊重、形成身份认同）衰退引发“承认危机”：职场工具化（KPI 至上）、人际功利化（“有用性”优先），致真诚情感联结稀缺。宠物的“非功利性”恰好填补此真空——其对主人的无条件依赖与喜爱，提供稳固情感锚点。心理学家鲍尔比的依恋理论指出，现代个体对“安全基地”需求上升，宠物正扮演此角色；面对宠物时，个体可卸下“表演性自我”（戈夫曼语）的伪装、展现脆弱，这种“去社会化”互动成为缓解现代性焦虑的重要方式。

（二）宠物情感寄托的表现形态

宠物作为情感“避难所”的形态已从“陪伴”升级为“情感共同体”构建，具体表现为：其一，身份认同的宠物化。许多主人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甚至“父母”（如“猫爸”“狗妈”），本质是对公共领域身份失落的补偿——无法在公共领域实现的“照顾者”“保护者”角色，在与宠物关系中得以完成（ 30% 城市青年认为“宠物比人更可靠”）。其二，情感叙事的宠物中心化。社交媒体中，宠物日常、健康甚至“情感变化”被细致记录分享，这种微观叙事与公共领域的宏大叙事（如“国家命运”“社会正义”）形成对比，体现“微观叙事崛起、宏观叙事衰落”趋势（布鲁诺·拉图尔观点）。其三，伦理实践的私人化。照顾宠物的行为（喂食、遛弯、医疗）被赋予强烈伦理意义，许多人将“对宠物好”视为道德高尚的证明，但此伦理仅局限于私人领域，对公共伦理（如贫困、生态正义）的关注度下降，印证阿伦特批判的“私人美德取代公共责任”——个体可能为宠物买进口食品，却对社区流浪人口漠不关心。

四、“避难所”的悖论：情感慰藉与公共性消解的张力

宠物构建的情感“避难所”看似是现代性困境的解药，实则暗藏深刻悖论：它在缓解公共领域萎缩之痛时，亦可能成为公共性消解的催化剂。这一悖论具体表现为三重张力。

其一，主体性的萎缩。阿伦特指出，“行动”（发起新开端、承担不可预测后果）是确证主体性的核心，人因此成为“历史的作者”。而在宠物关系中，个体角色退化为“照顾者”，行动核心是“维持生存”（喂食、治病），本质属于满足生物必然性的“劳动”，而非“行动”。精力过度投入宠物照料（如遛狗、就医）会挤压参与社区议事、公益服务的时间；宠物关系的“单向性”（仅需情感付出）更削弱公共判断，使人习惯“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难以应对复杂公共事务。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及的“体验取代行动”危机，宠物热正是缩影——人们从“改变世界”退缩至“安慰自我”，主体性在温柔依赖中渐消。

其二，公共责任的逃避。阿伦特批判的“平庸之恶”（因“不思考”推卸责任）因宠物“避难所”加剧：当阶层固化、生态危机等社会矛盾引发焦虑时，宠物陪伴成为情绪出口，使人逃避对问题根源的追问；对宠物的“爱”被简化为“道德捷径”，许多人以“对宠物友善”自诩“好人”，却忽视公共伦理中的“结构性责任”（如反对算法歧视、支持弱势群体）。疫情期间，“宠物能否进方舱”的讨论热度远超隔离政策公平性反思，恰是公共责任弱化的注脚。

其三，共同体的虚假构建。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共同体”以“复数性”（差异共存）为基——不同背景者通过辩论形成共识，此为活力源泉。而宠物构建的“情感共同体”（如“铲屎官社群”）本质是“同质化”的：联结基础是“共同爱好”而非“世界关切”，互动多围绕养护技巧，鲜有公共议题的分歧讨论；社群内部更易形成“情感暴政”——质疑宠物至上者被贴“冷血”标签，道德绑架压制异见，与公共领域“包容差异”的精神背道而驰。更值得警惕的是，宠物社群的“温暖”可能强化个体对“真实共同体”的失望：当人们在虚拟社群中获得廉价情感共鸣后，更难忍受现实公共领域的冲突与妥协，最终陷入“小圈子”自我封闭，加速真实公共领域的空心化。

五、超越悖论：公共领域与私人情感的平衡路径

宠物作为情感“避难所”的悖论，本质是现代性中“公共性”与“私人性”失衡的产物。破解关键在于重建私人情感与公共行动的平衡，推动公共领域复兴。

（一）重拾“判断”能力：从情感依赖到公共反思

阿伦特提出，“判断”是连接私人体验与公共世界的桥梁——通过“扩大的心智”，个体可将私人感受置于公共视角审视。对宠物主人而言，需反思宠物情感寄托的限度（警惕将其绝对化），并从宠物伦理延伸至公共伦理（如从关注宠物福利到参与动物保护立法）。社会可通过“宠物+公共”活动（社区公益、动物保护政策讨论会），引导私人情感转化为公共关怀，使宠物成为公共参与的“催化剂”。

（二）重构公共领域的“显现空间”：从虚拟到实体

公共领域复兴需具体的“显现空间”（物理与精神空间），需具备平等性与开放性。物理空间可借鉴北欧“宠物友好型”社区设计，将宠物活动区与公共议事空间结合；精神空间需媒体减少私人叙事渲染，增加公共议题深度讨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想正需此类空间重建，从理论走向实践。

（三）培育“脆弱的共担”：超越宠物的“无条件爱”

宠物提供“无条件爱”是“非脆弱性联结”，而公共联结本质“脆弱”（需承担误解风险却更具韧性）。培育需教育强化“公共理性”（学会差异中求共识），制度建立包容参与机制（协商民主、社区自治），重建对“共同世界”的信心。正如阿伦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这启明，包含私人温暖，更需公共领域中个体照亮共同世界的勇气。

六、结论

阿伦特“公共领域”萎缩与宠物作为情感“避难所”的悖论，折射现代性困境：个体在公共领域失行动舞台与意义锚点，转向私人寻求慰藉，反致公共活力削弱。宠物热非简单社会现象，是文明危机情感表征——暴露公共领域价值真空，亦显个体应对异化的创造性适应。

破解悖论关键不在否定宠物情感价值，而在重建公私平衡：培育个体公共判断、重构公共“显现空间”、培育真实公共联结，使个体私生活得情感滋养，公共行动确证自我价值。唯此，避免宠物“避难所”沦为公共责任“逃避所”，让公共领域重成展现卓越、构建共同未来的舞台。

参考文献：

[1]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 [M]. 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齐格蒙特·鲍曼。液态现代性 [M]. 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 [M]. 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5]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 [M]. 刘鹏，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王嘉宝，女，1989 年生，助理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