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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突破与政策创新

作者

谢永生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404120

一、理论贡献:完成从宏观概念到中观机制的范式转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被视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童洪志等首次将新质生产力系统导入乡村旅游研究,构建“业态融合—人才培育—绿色理念—科技驱动”四维赋能框架,填补了该议题的中层理论空白。童洪志等的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实现了新质生产力从“政策话语”到“学术概念”再到“操作工具”的三级跳。作者将新质生产力操作化为“新业态、新智能、新理念、新科技”四项可观测子机制,再以“底层—价值—生态—实践”四维逻辑串联,形成闭合因果链,使抽象概念在乡村旅游场景变得可测量、可比较、可干预,突破了以往研究“喊口号、缺工具”的困境。底层逻辑回答“生产什么”,价值逻辑明确“谁来生产”,生态逻辑规范“怎么生产”,实践逻辑提供“用什么生产”,不仅整合了技术、制度与主体要素,也避免了单向度技术决定论的偏颇。这一框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可检验的理论假设,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落地的干预路径,完成了从宏观叙事到中观机制的范式转换。

二、方法创新:多源数据与混合方法协同验证

研究在方法设计上同样可圈可点。作者同时整合统计年鉴、政策文本、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通过川渝、三峡库区等多案例比较,提炼出产业结构固化、人才短板、绿色理念缺位、数字生态受阻四类共性堵点,兼顾外部效度与内部效度,为后续大样本实证奠定先验框架。案例选择覆盖高原景观型、徽派文化型、民族村寨型三种典型场景,使研究结论具备跨情境的普适性。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团队与地方政府、平台企业、村民理事会建立三方协同机制,确保信息获取的及时性与真实性,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公共关怀与价值中立。

更为可贵的是,童文将质性资料与量化证据进行交叉验证。在质性层面,研究团队对村干部、返乡创业者、景区运营者和游客开展半结构式访谈,累计时长超过三百小时,形成二十余万字的文本记录;在量化层面,论文利用 2019—2024 的县域统计年鉴、文旅部门业务报表及平台企业运营数据,对案例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使结论具备趋势解释力。混合方法的运用不仅弥补了单一数据来源的局限,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为旅游管理领域树立了方法学标杆。

三、政策价值:提供直达基层的工具箱

作者提出的“农文旅深度融合”“学校—市场双轮驱动”“绿色旅游教育体系”“互联网加乡村旅游平台”等路径,每项都配有具体载体;首创的“跳跃风险准备金”“治理耦合债”“村民技术陪练制度”等工具,为财政、金融、教育等部门协同发力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板,直接回应地方政府“想做不会做”的现实痛点。

以“跳跃风险准备金”为例,该机制按项目总投资三个百分点提取,专门用于摩擦成本超支、治理诉讼、主体补偿,形成风险缓冲池,既减轻了企业后顾之忧,也保障了村民权益。再如“村民技术陪练制度”,通过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认证,将“陪练”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让“数字排斥”可标价、可购买、可报销,有效降低了技术嵌入的摩擦成本。

此外,童文对政策工具的落地场景进行了细致描绘。例如“绿色旅游教育体系”不仅提出设立虚拟现实体验、环保挑战赛等具体活动,还明确由县级文旅部门牵头,联合生态环境、教育、共青团组织共同实施,确保多部门协同;“互联网加乡村旅游平台”则强调打破数据孤岛,推动跨区域数据互联互通,为游客提供信息检索、预订、支付一站式服务,同时提升行业在运营监测、网络营销、市场动态分析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处理能力。这些政策设计不仅具有创新性,也具有可操作性,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拿来即用”的制度蓝图,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

四、面向未来的深化方向:从示范走向普惠的路线图

童洪志等的研究为国家试点提供了可复制的雏形,但要实现从“点上开花”到“面上结果”,仍需在三方面持续用力。其一,技术梯度适配。当前方案多以 5G、北斗、云算力等前沿设施为支撑,对中西部财力薄弱县域而言,一次性投入门槛过高。未来可开发“轻量级”技术包,利用低成本物联网模组、开源大数据平台和共享无人机服务,降低硬件依赖,让更多小县小镇也能“抬脚上车”。其二,制度弹性扩容。文章提出的“确权—颁证—仲裁”三同步机制,在集体产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的地区仍显刚性。下一步可引入“弹性确权”理念:对产权边界一时难以厘清的资源,先通过“预期收益权”托管方式纳入运营,再设置 3~5 年缓冲期,边运营边确界,既避免项目搁置,也减少治理摩擦。其三,主体能力迭代。研究强调“新质人才”回流,但乡村老龄化、空心化趋势短期难以逆转。可建立“双循环”能力体系:在外循环端,依托城市职业院校和平台企业,把课堂搬到田间,实行“季节式、工单式”培训;在内循环端,挖掘留守老人、妇女的传统技艺与乡土知识,将其转化为沉浸式体验产品,实现“老手艺”与“新场景”的嫁接,让技术梯度与人力梯度同频演进,避免“技术单兵突进”导致的二次边缘化。只有当技术、制度与主体三者同步下沉,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从示范走向普惠,成为广大乡村“抬脚可用、伸手可及”的日常生产要素,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最广阔的底层基础。

五、研究展望

童洪志等的研究实现了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旅游的首次系统嫁接,具有显著的理论整合价值。然而,技术嵌入并非平滑过程,治理碎片化与主体脆弱性可能引致“结构性跳跃”失败。本文提出的三维诊断矩阵与三本账核算体系,可为后续政策实验提供可检验、可复制的度量工具。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验证矩阵的跨区位适用性;引入随机对照试验,评估治理补丁与主体增权的净效应;并探讨数字平台企业的算法让渡机制,以深化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协同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林, 蒲清平 .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23,29(6): 137-148.

[2] 童洪志, 宋琳琳, 吴玉清, 彭湛礼.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实践堵点与推进路径 . 学报 , 2025,41(4): 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