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当代再审视

1 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要义与逻辑构架

1.1 历史唯物论视域下妇女地位演变的经济动因

恩格斯理论的革命性首先在于，他坚决摒弃了将性别压迫归因于生理差异或超历史“天性”的唯心主义观点，而是将其牢牢锚定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之中。他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分工是理解妇女地位变迁的根本钥匙。

在史前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母权制。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妇女在采集、原始农业以及管理共同家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劳动对氏族生存至关重要，因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和农业的进步，引发了恩格斯所说的“三次社会大分工”。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积累，私有财产开始萌芽，财富逐渐集中到从事畜牧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男性手中。

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动，直接导致了家庭权力结构的颠覆。为了确保新增的私有财富能够由“确凿的亲生子女”继承，男性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性父系继承需求。这一需求最终摧毁了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权制氏族公社，确立了以男性为绝对统治者的父权制个体家庭。恩格斯将此变革称为“女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并强调这并非个体间的权力斗争，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必然产物。

1.2 压迫性结构的生成：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共谋

在恩格斯看来，伴随私有制而生的专偶制家庭，在其历史起点上并非基于爱情的自由结合，而是服务于财产继承的经济单位。因此，这种家庭形式的诞生，标志着女性被彻底置于男性的统治之下。

恩格斯用极为犀利的语言揭示了这种家庭的压迫本质：“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在这种结构中，妻子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其角色被简化为两重功能：一是生育来源确凿的后代，成为“生育工具”；二是在家庭内部从事无偿的、不被社会承认的劳动，沦为“家庭奴仆”。

家庭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形式”，其存在和稳固需要外部力量的保障。这一力量便是国家。国家并非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公意”代表，而是作为维护占统治地位的财产所有者利益的工具而出现。它通过法律、道德和暴力机器，将以男性为中心的财产继承权和家庭统治权固定下来，从而完成了家庭、私有制与国家在压迫女性问题上的“共谋”结构。

1.3 解放的路径设计：经济参与、废除私有制与家务社会化

既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那么解放的最终目标必然指向对这一制度的彻底颠覆。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基础。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全体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女性必须大规模地、社会化地参与公共生产，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摆脱对男性的依附。

同时，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仅仅让妇女参加公共生产是不够的，因为她们仍会被家庭内部的私人劳动所拖累。正如许多研究指出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核心是将家庭内部的劳动转变为由社会组织或外部服务来提供。通过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厂等社会化服务机构，将女性从“家务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与男性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社会生活。[2] 这一设想在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集体食堂、托儿所建设中曾有过初步实践。[3]

2 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内在局限：经济决定论倾向与历史资

料的时代性

理论中存在显著的经济决定论倾向，恩格斯将性别压迫几乎完全归结为经济因素的派生物，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妇女就能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便批评这种模式忽视了父权制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结构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这些非经济因素并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瞬间消失，它们拥有自身的顽固逻辑和再生能力。 [4]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构想过于理想化与笼统，尽管这一构想极具前瞻性，但恩格斯并未对其具体实现方式、组织形式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探讨。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关于“照料经济”和“情感劳动”的讨论，揭示了家务劳动——尤其是育儿和照料老人——所包含的复杂情感、伦理和人际互动维度。这些维度难以被简单地“工业化”或“社会化”所完全替代。

3 当代审视：恩格斯理论与女性主义新议题的对话与挑战

3.1 与“家务劳动”争论的延伸：从无偿劳动到情感劳动

恩格斯对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奴隶制”的定性，启发了 20 世纪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著名论战。玛利亚罗莎 ·达拉·科斯塔和西尔维娅 ·费德里奇等人正是沿着恩格斯的思路，进一步论证了无偿家务劳动如何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基础，并因此要求对其进行经济补偿。

然而，今天的讨论已远超“是否有偿”的范畴。当代女性主义经济学致力于对无酬照料劳动的经济价值进行精确测算，并倡导将其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体系，以彰显其对社会经济的巨大贡献。此外，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提出的 “情感劳动” 概念，则进一步揭示了家务和照料工作中管理和压抑自身情绪以满足他人需求的独特劳动形式，以及这种劳动不成比例地由女性承担所构成的深层剥削。

面对这些新议题，恩格斯的理论既是起点，也显现出不足。他天才地指出了家务劳动的压迫性，但他所设想的“社会化”方案，并未能充分预见到照料工作的情感属性和其在维系人类社会基本福祉中的核心地位。这表明，解决家务劳动问题不仅需要经济结构的变革，更需要一场深刻的价值观革命，重新评估“照料”的社会价值。

3.2 理论范围的延展：对结构性性别不平等解释力的边界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许多国家女性受教育水平已与男性相当甚至反超的背景下，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和隐蔽。这些新现象对恩格斯以“是否参与公共生产”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构成了严峻挑战。

例如，职业性别隔离、同工不同酬以及“玻璃天花板”现象，其根源并非女性被排斥在生产领域之外，而是在生产领域内部深嵌的性别偏见与结构性歧视。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尽管女性占全球劳动力的 42% ，但在高层领导岗位中的比例仅为31.7%。即使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公共生产，她们依然会因为性别而在薪酬、晋升和职业发展上遭遇系统性的不公。这些不公源于组织文化中的无意识偏见、对女性领导力的刻板印象、缺乏导师网络、以及社会对男女家庭角色的不同期望。这些复杂的文化、社会和心理因素，显然超出了恩格斯以经济为中心的单一解释框架。

参考文献：

[1] Engels F.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60,65, 70, 75, 80.

[2] 闫宇涵 , 聂诚训 .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J]. 西部学 刊 ,2024,(08):43-46.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4.08.014.

[3] 文 魁 . 家 务 劳 动 社 会 化 初 探 [J]. 经 济 科 学 ,1984,(01):51-54.DOI:10.19523/j.jjkx.1984.01.012.

[4] 杨凤 .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阶级范畴的批评与拓展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9,(02):22-24.

作者简介：崔婧婕（2004—），女，汉族，河北省唐山市本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