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的劳动解放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引领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更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带领下实现了生产环节的本质性变革。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每个成员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生产力的发展会使人们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本文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来探究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关系。

一、马克思的分配思想

（一）劳动解放人

劳动对于人类有着多重意义，其根本意义在于劳动能解放人类。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阐述过劳动解放人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劳动使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当劳动把人类从动物界解放出来时，人的需求也通过劳动得到了满足。人类借助劳动让自然界不再神秘，在实践的审视下，过去所有凌驾于人与自然之上的神秘存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其二，劳动使人类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且全面发展的人。人类的劳动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的。一方面，人类劳动的进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劳动又不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所以，劳动在解放人类的同时，也在解放人类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人类的解放也可称为人类社会关系的解放。其三，劳动使人类从不合理的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所指的不合理的社会意识，既包含劳动者自身落后的意识，也涵盖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将人类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劳动。唯有通过人类的劳动才能消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唯有消除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使人类从不合理的社会意识中解放出来。[1]

（二）解放人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即解放人的劳动，这样人就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从事自己不愿做的劳动。所以，“无需劳动”也是解放人的劳动的题中之义。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阐述，在未来社会，“必须结束因外在目的规定所进行的劳动”，消除劳动或解放人的劳动是马克思劳动解放思想的关键部分，与劳动解放人一起构成了这一思想的核心 [1]。马克思觉得，人类通过劳动满足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不再是人类被迫从事的异化活动，而是成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有益活动。工人的劳动有两种形式，一是无用劳动，也就是没有创造出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成果的劳动，换句话说，劳动者付出了努力，却没有产出任何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在马克思眼中这是应当避免的劳动；二是有用劳动，也就是创造出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成果的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付出了努力，并且生产出了具备使用价值的产品，满足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显然，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削减无用劳动，增多有用劳动。

（三）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影响

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智能化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讨论人工智能在生产力层面如何助力劳动解放，实际上就是要阐释人工智能如何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如何增强人的劳动能力，以及如何使人们摆脱劳动束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现劳动解放的首要前提是拥有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若缺乏充足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就会陷入物质资料的缺乏状态；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将再次兴起，所有陈腐的东西都会卷土重来。”[2] 因此，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背景下，劳动解放根本无从谈起。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的技术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通过为劳动者和技术工具的赋能，使劳动对象更加多样化，从而改变了依赖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此外，人工智能的应用取代了大量无意义劳动，不仅减轻了劳动者的负担，还提高了劳动效率，使人的劳动更多聚焦于选择与决策。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还延伸了人的多种能力，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生产力得以逐步提升，为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产品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人工智能也改变了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分工方式，催生了新的就业岗位。曾经的无意义劳动逐渐被机器替代，人们转而从事对机器的监督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异化问题。人们不仅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还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3]

尽管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有助于劳动解放，但仅有生产力的条件，劳动解放的实现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真正实现劳动解放，还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条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本身并无社会属性，其本质是中性的。然而，一旦人工智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会被打上资本的烙印。此时，人工智能不再是推动劳动解放的力量，而是为了追逐更大利润成为劳动解放的障碍。[4]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加剧了劳动异化，挑战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与此同时，资本家会延长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创造更多价值，导致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并未增加，反而被延长的工作时间或提高的工作效率所占据。

二、人工智能的现实困境

（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者沦为“无用阶级”

机器适应了资本需求的历史性变革，让人类突破身体器官的局限，扩展、延伸并强化人类身体器官的作用。与工具不同，“机器取代工人具备技能和力量，它自身堪称能工巧匠，凭借在自身起作用的力学规律拥有自己的灵魂”。机器可独自进行生产活动，本应减轻工人每日的辛劳，然而机器被私人占有不但增加了工人的工作量，还把工人排除在外。机器高效的生产效率会对工人产生替代作用，将工人挤出劳动场所。“借助机器自行增殖的资本，与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数量成正比。”机器在资本主义下被异化为排挤工人的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被分离出来，形成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遵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则。”为了生计，工人得伺候机器，听从机器的“指令”，即便机器要求延长工作时长、加大工作强度，他们也会“欣然同意”，因为他们担忧失去工作。资本主义驱使人工智能“扼杀工人”，剥夺工人劳动权利，把工人从智能化生产流程中淘汰，逐出劳动市场，推向街头，于是部分工人阶级转化为过剩人口，成为劳动后备力量。[5]尤瓦尔·赫拉利觉得，未来仅有少数精英会从“智人”升级为“智神”，而那些被资本遗弃的大多数“多余之人”，最终沦为“毫无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与荣耀毫无贡献的无用阶级”。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工智能还未出现，但马克思早已洞察智能机器产生“无用阶级”的深层逻辑。马克思认为，工人的“无用”或者“有用”是针对资本增殖的需求来说的，“只要工人的行为不是［资本的］需求所要求的，工人就变成多余的了”，就“理应”被智能机器驱赶，所以“无用阶级”实质上是资本与人工智能共谋的特殊历史产物。智能机器之所以与雇佣劳动相矛盾且相对抗而成为排挤工人的力量，这并非智能机器本身的错误，根源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是为了剥削工人，夺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产生“无用阶级”是必然的。[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提出一般智力，随着一般智力发展、技术的持续更替，简单劳动所能容纳的空间愈发狭小，智力与知识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财富方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将会引发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而人工智能不仅“克服的是人在进行计算等单调乏味的信息处理活动时的低效和易错”[7]，更凭借其智能系统的自主性取代“人类劳动”。这一特性同时致使社会分工的加剧。工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人工智能成为当今社会具有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在此种意义上，劳动者自身主体性的保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事物的生成观而言，人工智能的产生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具体的人类实践基础上，但劳动异化的增强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为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的进一步强制。

（二）人工智能社会化大生产扩大社会贫富差距

在人工智能的严密监控下，劳动与休闲的界限逐渐模糊，特别是在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等新兴领域，劳动者被束缚于大数据算法之中，即便在休闲时间，他们仍在为资本家无偿劳动，创造的财富却被资本家占为己有。资本家那种西西弗斯式的贪婪本性促使财富单向流入资本手中，结果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身却越加贫困。为了合理化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以“加班费”“工资福利”“提升工资”等方式声称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然而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穿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谎言。“劳动价格的上涨被控制在一定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被动摇，还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就是资本家“将工资压制在符合其需求的低水平”。[8] 工人所得工资与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攫取的剩余价值相比微不足道，而资本家此举意在强化对工人的剥削。总而言之，不管资本主义采用何种财富增值手段，最终都导致智能时代的资源和财富日益汇聚到资本拥有者手中，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人相对贫困、无助、卑微等异化现象愈发严重。

（三）人工智能在现实的应用存在伦理问题

现实中，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其一，算法内嵌的歧视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与算法是核心要素，算法本身并无歧视与伦理问题，然而算法系统却隐含着开发者十分隐蔽的价值取向。其二，智能系统的道德问题。人工智能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自我进化与自主学习能力，逐渐拥有“类人化”的部分决策能力，这便引发了相应的责任归属问题。智能机器的使用对传统家庭伦理关系造成冲击，在未来社会，人是否能够与智能人形机器人结婚将成为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9] 智能机器人的运用让人们追溯因果和问责变得棘手，进而产生诸多法律难题。其三，人的主体性问题。有部分学者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挑战人作为唯一道德主体的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升级与完善，人的主体性需求也不断地被忽略。技术本身存在异化向度，人工智能的异化向度便是会让人类主体性丧失。其四，人的本质问题。若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那么人在从劳动中解脱出来后将面临“人何以为人？”的现实质询。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从而削减了人的自主劳动能力，导致人的本质被消解。其五，后人类时代的伦理问题。后人类时代来临之际，技术革命让人类愈发超越生物身体的限制，脑机融合技术的进步促使人类产生新进化，发展出“新人类”，达成人与人工智能共生。人机融合技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赛博人是否为人、新人类能否被普遍认可、新人类的政治权力分配等伦理问题。在接受人工智能治疗的患者中出现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人格改变，谁应为此负责是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

三、当代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优化算法设计，发挥人的价值理性作用

要强化对算法的治理，需从技术层面入手。首要的是，技术人员应针对算法显现的漏洞进行修正，防范算法伦理风险。当前，智能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大多源于算法的相关联性。在人工智能的学习阶段，过滤带有歧视性的信息，定期检查算法是否存在不公正现象，是维护算法正义的重要手段。另外，黑箱问题是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决策工具时被大多数人担忧的问题。为应对算法黑箱带来的烦恼，加利福尼亚大学与马克斯普朗克信息研究所提出了一种可自我解释的算法，该系统指向决策背后的数据，并深入解析了使用此方法的原因，这让人对人工智能决策过程的理解更为明晰。再者，要加强技术人员、数据研发人员与伦理社会科学人员之间的协作。伦理学家在其专业领域能够敏锐洞察各类问题，这对算法工程师制定优质的算法设计大有裨益，智能社会中人的自由贯彻不可或缺。除了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上进行预防外，还应发挥人的价值理性功能。首先，要强化人的职业道德规范。政府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标准，要求在自主智能系统的研发与设计中遵循算法伦理原则，并回应算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10] 其次，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智能社会背景下，针对算法存在个人偏见、个人歧视等人工智能算法陷阱，为规避算法技术引发的风险与挑战，应发挥价值理性作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在构建人工智能行业规范时，要把我国社会主义理念融入职业规范中，使从业人员达成职业规范与价值引领的双向统一，引导智能社会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达成社会和谐状态。[11]

（二）突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引导智能社会良性发展

人作为社会主体，应提升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对人工智能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在智能化发展带来的冲击面前，社会主体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和认知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虽然能在低技能领域替代部分劳动者，但在社会交往、创新思维、价值判断等方面，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类。所以，人类应发挥人与机器各自的长处，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目前，在我国智能社会建设体系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治理策略。必须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以增加人民福祉为出发点，以满足人民多方面愿望为根本标准。在机器日益智能化的社会环境中，人应当与人工智能相互帮助、相互补充，达成增智与赋能的双重构建，加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在“人机”合理分工的情况下，由人工智能助力的智能生产体系能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让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体留出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全面发展自身的全面性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5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1.

[2] 康海轩 . 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探析 .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16（02）：15-17.

[3] 孙友晋. 智能经济背景下劳动工具的发展及其对劳动的影响［J］.贵州社会科学，2020（10）.

[4] 孙伟平. 智能系统的“劳动”及其社会后果［J］. 哲学研究，2021（8）.

[5] 余乃忠. 积极的“异化”：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南京社会科学 ，2018（05）：53-57.

[6] 都超飞 ， 袁健红 . 资本逻辑批判视域下的智能化生产方式探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5）：1-9.

[7] 肖峰.《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6）：48-57.

[8] 汪怀君 ， 刘卫东 . 智能社会中人的自由实现困境与出路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1）：48-56.

[9] 成素梅 . 智能社会的变革与展望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13.

[10] 李扬 . 人工智能对异化劳动的消解及其限度 [J]. 江汉论坛 ，2022（8）：34-38

[11] 王水兴 . 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新确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2）：9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