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方志纂修与清代地方社会治理

一、桐城派的基本情况及其学术特点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崛起于清初，以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的籍贯均为江南安庆府桐城（包括今安徽省县级桐城市、铜陵市枞阳县及安庆市宜秀区一带）得名，其四人被称为桐城派“四祖”。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 200 余年，这也使得素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桐城获得了“文都”的美誉。桐城派一般以康熙年间的方苞为初祖，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桐城派以活动于康熙至嘉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主要代表；中期主要活动于晚清时期，主要代表有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黎庶昌、吴汝纶等人；后期主要活动于辛亥革命以后，其遗老林纾、马其昶等人固守桐城派古文与程朱义理。桐城派作为清代重要的学术流派，其方志纂修活动贯穿整个清代，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学者，在方志编纂中秉持“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理念，有着独特的编纂范式，提升方志的可读性与传播力。这一理念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清代方志学发展，梁启超评价其使志书既“为信史”且“成美文” 。当代方志编纂仍可借鉴桐城派" 三者不可偏废" 的辩证思维。

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主张文章内容与形式统一；刘大櫆师承方苞，提出“神气音节”论，注重散文气韵与声律表达；姚鼐创立“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的理论体系，最终完成桐城派理论整合。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风靡全国，成为清代文坛的主流学派。

注重方志的资治功能与教化作用。例如，方宗诚在编纂《枣强县志补正》时，提出“修志为用”的观点，强调方志应“使官斯土者得有所据，以敷因地制宜之政”，直接服务于地方治理实践。这种理念在清代方志编纂中具有普遍性，如贾恩绂在《盐山新志》中通过“四略十六篇”的体例创新，系统梳理地方政典、文献与风土，为基层治理提供制度参考。

二、清代方志纂修的特点及其制度化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编修方志的全盛期。清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为大规模广泛修志提供了条件。康、乾、嘉三代为纂修一统志下发的诏令及省发修志檄文，促进了各地普遍修志。清代皇帝对修志高度重视，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规定方志修成后要报上司审定，各府、州、县志修成后，先由各省学政初审，再送督抚裁定；各省通志修成后，须送礼部审核，有的须经皇帝钦定；全国总志必须由皇帝审阅批准才能刻印。

清代志书的另一特色是更加注重编纂边疆地志，涉及范围广，包括西北、东北、蒙古、西藏、台湾等地区；编纂数量大，仅西北地区志书就有300 余种5。除省、府、县志外，还有州志、厅志、道志、边关志、卫所志、乡镇志等。南方省份所编乡镇志中，江苏有 200余种，占明清两代江苏所修乡镇志总数的 88% 以上。清代私家撰修志书之风盛行，例如存世的 66 种扬州清代志书中，近 30% 为私撰。以章学诚、戴震、钱大昕、李文藻、全祖望、孙星衍、洪亮吉等为代表的文人学者，在编纂体例、内容详略、材料取舍、编修方法等方面展开探讨，尤其是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已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

三、桐城派方志纂修与清代地方治理的互动关系

（一）桐城派方志纂修的具体实践

桐城派学者不仅在文学上建树卓著，而且在方志事业上亦颇有成就。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担任《新修江宁府志》的总纂，该书由江宁知府吕燕昭主持官修，历时三年完成编纂，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清嘉庆十六年 (1811 年 ) 官刻原版。姚鼐的参与体现了桐城派学者在方志纂修中的重要作用，其文学理论与史学功底为方志的体例和内容提供了学术支撑。

方东树作为桐城派中期的代表人物，曾受聘担任《江宁府志》《广东通志》的分纂，参与方志编纂，并撰写《新修江宁府志·序》《连山绥猺厅志·序》两篇序文，亦为他人代写《安徽通志·序》和《重修太湖县志 ·序》。方东树的方志编纂实践，反映了桐城派学者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参与，其序文不仅体现了桐城派的文风，还蕴含了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思考。

此外，桐城方氏家族因清初部分成员被流放边城，据实地见闻撰成著作，对黑龙江省的方志事业贡献尤为突出。这种因政治流放而带来的文化传播，意外地促进了边疆地区方志编纂的发展，体现了桐城派学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担当。

（二）桐城派方志纂修在清代基层治理中的功能

1. 方志作为治理工具的资治功能

桐城派方志通过系统记录基层政制、民情与地理，为官员提供治理参考。例如，方宗诚在《续天津县志叙》中详述海道、盐法、水利等“义举之规制”，旨在引导官员“体恤民情，保国安邦”。此类记载直接服务于清代基层治理的“因地制宜”需求。

2. 方志编纂对治理实践的规范作用

桐城派学者在方志中强调“教化”与“法治”结合。如贾恩绂在《定县志》中增设“列女传”“孝友传”等类目，通过表彰节烈、忠义行为，强化基层社会的道德约束。这种编纂理念与清代“礼法合治”的治理策略高度契合。桐城派方志通过语言风格与体例选择，塑造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成为治理话语的载体。

（三）桐城派方志纂修对清代基层治理的深层影响

1. 制度文本的保存与传承

桐城派学者参与编纂的《大清一统志》《江宁府志》等方志，系统记录了清代基层政区分等（如“冲繁疲难”四类划分）、赋税制度与司法程序，为后世研究清代治理提供第一手资料。

2. 治理理念的传播与渗透

通过方志中的“宦绩传”“循吏传”等类目，桐城派学者塑造了“清官廉吏”的治理典范，间接推动了清代基层官员的行为规范。例如，方宗诚在《柏堂集》中记载的“循吏张君传”，即通过表彰地方官的惠政，传播儒家德治理念。

3. 乡村社会控制的文本实践

在清代基层治理中，方志与保甲、乡约等制度形成互补。桐城派方志通过记录宗族谱系、乡约条规，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例如，《周庄镇志》记载巡检袁钟琳“招生童为文会”，以教化手段配合官方治理，体现了方志在基层文化控制中的作用。

四、桐城派方志纂修对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贡献

桐城派学者参与方志纂修，不仅在实践中贡献了力量，还在理论上提升了方志的学术价值。方苞的“义法”说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一理论被应用于方志编纂中，使得志书既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又讲究叙述的文采和结构的严谨。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的理论，为方志编纂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使得志书在记录地方历史的同时，也能体现编纂者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立场。

方东树在方志序文中，常常借题发挥，阐述其对地方治理的见解。例如，他在《新修江宁府志 ·序》中强调方志的教化功能，认为志书不仅记录历史，还应引导社会风尚，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这种将文学理论与方志实践相结合的做法，体现了桐城派学者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独特贡献。

五、结语

桐城派方志纂修不仅是学术活动，更是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通过资治功能、规范作用与话语建构，桐城派学者以方志为载体，深度参与了清代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这种互动关系揭示了清代“文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特征，也为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控制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简介：胡晗，1992 年，女，汉族，思政教师，硕士研究生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