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发展进入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成为破解 “三农” 问题的总抓手，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治理体系不完善、资源投入不足、村民参与度低等。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在联系，识别影响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对于提升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相关理论与政策分析，系统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为完善治理策略提供思路。

1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导向

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与实施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涵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旨在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重构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一目标并非单一维度的提升，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协同进步。在实施路径上，需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差异，通过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以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发展短板，借助人才培育与引进强化智力支撑，同时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机制。此外，注重发挥乡村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外部力量的简单植入，确保振兴路径与乡村实际需求相契合，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2 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关联性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在政策设计上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二者同属国家乡村发展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将 “生态宜居” 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直接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政策导向与战略支撑，明确了治理的方向与标准。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能够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增强乡村吸引力，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等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从政策实施来看，二者在资源投入、项目布局等方面存在交叉协同，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既可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也可用于人居环境的整治提升，形成政策合力。

2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关键维度

2.1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度内涵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涵丰富且多元，涵盖生态、社会、文化三个关键维度。生态维度聚焦于乡村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包括水资源治理、垃圾处理、土壤修复等，旨在维护乡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居民提供健康的生存空间。社会维度关注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与参与机制，涉及村民的参与度、治理主体间的协作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其核心是构建公平、高效的社会治理格局。文化维度则强调乡村文化的传承与融入，通过保护传统建筑、民俗习惯等文化符号，将文化元素注入环境治理中，避免 “千村一面”，使人居环境既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承载乡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2.2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为核心支撑，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统一，要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如在垃圾处理中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既解决污染问题又实现资源的循环使用。公共治理理论则突破了传统政府单一治理的模式，主张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包括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企业等，通过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治理合力。此外，环境正义理论为治理的公平性提供了指导，要求在资源分配、治理成果共享等方面兼顾不同群体利益；而乡土中国理论则提醒治理需尊重乡村社会的熟人特性，注重传统习俗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制度与政策因素：政策执行效力与顶层设计适配性

制度与政策因素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根本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效力与顶层设计适配性两个方面。政策执行效力取决于基层政府的执行能力与积极性，若基层存在政策理解偏差、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即使顶层设计完善，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如部分地区农村垃圾处理政策因缺乏监督考核机制而流于形式。顶层设计的适配性则强调政策与乡村实际的契合度，不同地区乡村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统一化的政策可能难以适应地方需求，例如在经济薄弱地区推行高成本的污水处理技术，会因资金不足而难以持续。因此，制度与政策需兼具统一性与灵活性，既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又为地方留有余地。

3.2 经济与社会因素：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资本参与

经济与社会因素通过资源供给与参与机制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治理的资金保障能力，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可自主投入资金改善基础设施，而经济薄弱地区则依赖外部扶持，治理主动性与持续性较弱。社会资本参与是另一个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包括村民的信任、合作网络及社会组织的活力，较高的社会资本能促进村民主动参与治理，如自发组织环境整治活动、监督治理过程。反之，若村民缺乏合作意识，过度依赖政府，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此外，乡村集体经济的强弱也会影响治理能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可通过内部资源调配，更灵活地应对人居环境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3.3 文化与生态因素：传统观念约束与生态资源禀赋差异

文化与生态因素从深层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进程与效果，传统观念约束体现在部分村民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与现代环境要求存在冲突，如随意丢弃垃圾、污水随意排放等行为，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难以短期内改变，需要通过教育引导逐步转变。生态资源禀赋差异则导致不同地区治理的重点与难度不同，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治理更侧重生态保护，避免开发对环境的破坏；而生态脆弱地区，如黄土高原、石漠化地区，治理需优先解决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问题，治理成本更高。同时乡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方式，若能合理利用，可成为现代人居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

结语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效果受制度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梳理乡村振兴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关联，明确治理的多维度内涵与理论支撑，剖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可为优化治理实践提供清晰的思路。未来的治理工作需进一步强化政策的精准性与执行力，提升经济发展对治理的支撑能力，激发社会资本参与活力，同时注重文化传承与生态禀赋的差异化利用。只有多维度协同发力，才能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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