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理论与酷儿视角下的《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

引言

《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是越南裔美国诗人、作家王鸥行（Ocean Vuong）于 2019 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简体中文版于 2023 年夏天上市。小说以书信形式写给他母亲，讲述了一个名叫小狗（Little Dog）的越南裔美国男孩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与母亲、外婆和男友的关系。"王鸥行的创作深受其个人经历影响，作为 1.5 代越南裔移民，他的作品以亲身经历为叙事原型，将家族记忆与历史创伤交织。小说采用书信体形式，是一封永远不会被母亲理解的家书'(张英雪，2022)。

一、创伤理论的核心观点

创伤理论是 20 世纪后期逐渐形成的跨学科理论体系，结合了精神分析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社会学和后殖民研究等领域的成果，旨在揭示创伤对个体和集体的心理、文化及历史影响。

文化创伤理论以杰弗里·亚历山大、罗恩·艾尔曼为代表，强调创伤不仅是个人经历，更是社会建构的"文化过程"，需通过集体叙事赋予意义。小说揭示了美国'系统性、有组织的历史遗忘机制'(Ha & Tompkins, 2021)，通过将越南难民边缘化为“被排除的他者”，掩盖其在越南战争中的责任。小说生动刻画了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美国，越南移民有色族裔被系统地、有组织地迫害或歧视，反映了美国在战后通过社会集体建构对越南裔移民的歧视文化机制，以此来消解战争对本国的创伤。

后殖民创伤理论强调，集体性创伤（如战争、殖民、种族迫害）会通过文化记忆、家庭关系或生理遗传传递给后代，形成"幽灵般的在场"。在小说中，上一代未解决的创伤通过"沉默的遗产"或后代的无意识行为显现。这些创伤经由母亲，作用到“我”身上。代际创伤在小说中表现为'历史的幽灵与身体的铭刻。兰的战争闪回和萝丝的暴力倾向都是'未解决的创伤通过家族叙事、行为模式传递给后代'(Ha & Tompkins, 2021)的明证。

二、酷儿视角下的创伤与身份

酷儿身份在小说中呈现出双重边缘性：既是种族意义上的他者，又是性别认同上的少数。这种双重边缘位置通过“小狗”与崔福的关系得到深刻展现。崔福符合“支配性和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Diep, 2021)，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明显的权力差异——“在崔福的掌控中，我终于能够选择自己将被如何拆解”(Vuong, 2019:119)。这种受控中的自主选择，反映了酷儿群体在创伤环境下的生存策略。

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揭示了越南传统文化对酷儿身份的压抑。当“小狗”出柜时，他刻意避免使用越南语中的“Pê-dê”(源自法语 pédéraste)，因为这一词汇本身就承载着殖民历史(Dierp, 2021)。萝丝的反应——提醒同性恋者会因穿裙子被杀——体现了“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固有观念”(Diep, 2021)。这种文化冲突使得酷儿身份成为代际创伤的新场域。

三、叙事作为疗愈：重构破碎的自我

叙事疗愈理论以阿瑟·弗兰克、苏·格兰德为代表，强调通过叙事重构破碎的自我，将创伤整合为连贯的生命故事。文学与艺术创作是"替代性疗愈"手段，提供象征性宣泄的通道。通过将创伤经验转化为叙事，受创者可以重新整合分裂的自我，赋予混乱以意义。在书的扉页，作者已经落笔“献给我的母亲”，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同样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家书。伍尔夫说：“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作者在这里写信的意味，不正是宽慰自己与母亲吗？作者将碎片化的记忆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编排，从而与过去达成和解。

四、文化记忆与身份重构

越南战争是塑造越南裔美国人文化记忆的核心事件。小说通过语言、歌谣和民俗等多重记忆媒介，展现了文化记忆在身份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语言作为记忆载体呈现出矛盾性：越南语对萝丝而言是“与快乐有着永恒联系”的母语(Vuong, 2019:31)，却也是战争的象征——“使用我们的母语，是部分使用越南语，但完全是在谈论战争”(Vuong, 2019:32)。这种语言困境反映了 1.5 代移民的文化撕裂，正如张英雪(2022)指出，异国环境造成的疏离感让萝丝更加依赖母国语言，而“小狗”则通过担任家庭翻译“开始思考母语对个体的重要意义”。

越南歌谣中的死亡意象成为连接战争记忆的纽带。庆璃的歌曲描绘“一个女人在堆满尸体的乡野山上歌唱”(Vuong, 2019:49)，这种哥特式场景与小说开头的雄鹿标本形成互文，共同构建了“无法结束的死亡”(Vuong, 2019:1)意象。这些文化符号构成扬·阿斯曼所称的“凝聚性结构”，将过去与现在相连，形成族群认同基础。

五、结论

《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通过创伤理论、酷儿视角和文化记忆的多维交织，构建了一部关于生存与抵抗的复杂叙事。小说不仅揭示了“所有战争都要打两次，第一次在战场，第二次在记忆中”(Nguyen, 2016:4)的真理，更通过“小狗”的书写实践，展现了叙事作为疗愈和政治行动的双重可能。

王鸥行的创新在于将个人创伤经验转化为集体记忆的载体。正如他通过蝴蝶迁徙的隐喻所表达的：“只有未来会重访过去”(Vuong, 2019:8)。这种以未来视角重构历史的努力，打破了线性时间逻辑，为创伤叙事提供了新的美学形式。小说最终表明，尽管“暴力穿过了果实，却未能将其腐坏”(Vuong, 2019:231)——这种在创伤中绽放的生命韧性，正是作品标题所喻示的“转瞬即逝的绚烂”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