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探赜兼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革命逻辑

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以“第二次革命”指称改革开放，绝非修辞上的渲染，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整体性再定位。当中国 GDP 突破 120 万亿元、人均 GDP 迈上 1.2万美元台阶之际，重访这一命题，不仅关乎思想史，更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在百年变局中如何以革命精神自我更新。本文尝试回答：改革为何是“革命”而非“改良”？其革命逻辑如何塑形中国式现代化？在共同富裕、数字—绿色转型与全球治理新挑战下，这一逻辑怎样获得新的历史形式？

一、改革的根本性：社会主义形态的整体重塑

1、从“继续革命”到“发展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逻辑，是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一逻辑在实践上导致了两重悖论：第一，社会主要矛盾被人为地纳入“敌我矛盾”框架，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被削弱，结果是生产力长期停滞。第二，政治斗争的扩大化不仅耗散了党和国家的组织资源，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日益依赖“革命话语”而非“发展绩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危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以“社会主义本质论”把革命动力重新锚定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三大转换：革命动力由政治斗争转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革命主体由单一先锋队扩展到广大人民群众与多元市场主体；革命目标由夺取政权—改造所有制升华为“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转换，使改革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依据。

2、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有制内部的产权革命

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产权结构：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的完整“产权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包干到户”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权仍归集体，从而坚持了土地公有制底线；经营权让渡给农户，农户获得剩余索取权，从而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到1984 年，全国农村基本完成了“大包干”，粮食总产从1978 年的3.05亿吨增至4.07 亿吨。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在公有制内部引入了“准私有”的激励结构，为后来城市改革提供了产权范式。

城市层面，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长期实行“预算软约束”，导致投资饥渴和效率低下。改革“放权让利—承包经营—公司化—股份制”四步曲，将国有资产由“实物占有”变为“可交易资本”，在公有制框架内嵌入现代法人产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创造性结合。从 1984 年起推行“利改税”起的一系列变革不仅改变了国有资产的运行逻辑，而且在公有制框架内嵌入了市场机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法人产权”的创造性结合。

3、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重构

在经典计划经济中，国家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和资源配置者，导致“国家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改革使国家职能从“全能经营者”转向“制度供给 + 宏观调控 + 公共服务”。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从“辅助手段”上升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国家与市场由“替代关系”转向“互补关系”。全国90% 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社会组织由 1988 年的 4446家增至 2022 年的 90 万家，互联网平台经济吸纳 2 亿人就业，国家—市场—社会三元互动格局为协商民主奠定结构基础。

4、人的存在方式跃迁：从“单位人”到“全面发展的个人”

改革前，“单位”垄断身份、福利、政治归属。改革后，就业由“统包统配”转向“双向选择”，福利由“单位保障”转向“社会保障”，身份由“户籍身份”转向“公民身份”。2022 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5 亿人，医疗保险覆盖 13.6 亿人； 70% 以上城镇新增就业由私营个体经济吸纳。这一系列转变使个体获得前所未有的职业流动、地域流动与身份流动自由。人的价值实现从单一政治维度扩展为经济—社会—公共多重维度，为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主体条件。

二、 改革的突破性：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四重跳

1、意识形态突破：市场从制度属性到资源配置手段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中，“计划经济”被界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而“市场经济”则被视为资本主义专利。邓小平的突破性贡献在于，以实践标准破除了“姓社姓资”的形而上学对立。真理标准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市场机制提供历史合法性；南方谈话将市场还原为“手段”，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计划与市场不再姓“社”姓“资”，而成为不同技术工具，完成了意识形态硬核的突破。

2、资源配置突破：价格闯关—并轨—要素市场化

传统计划体制下，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导致“短缺经济”与“投资饥渴”并存。改革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转换。1985 年双轨制引入边际调节；1994 年渐进并轨后 90% 以上价格由市场决定；劳动力、资本、土地市场次第开放。资源配置由行政指令转向价格信号，短缺经济终结，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3、资本形成突破：财政拨款—多元融资体系

在传统体制下，固定资产投资高度依赖财政拨款，企业缺乏自主融资权，导致“投资饥渴症”与“资金软约束”并存。改革通过金融体系再造与资本市场培育，实现了资本形成机制的根本性转换。通过拨改贷、债券市场、交易所、科创板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财政—银行—证券—保险—外资—自筹多元并存的融资格局。2022年直接融资占比 29.5% ，资本市场总市值 80 万亿元，全球第二。资本社会化突破了国家垄断，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持续动能。

4、社会结构突破：城乡二元壁垒瓦解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以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三位一体”机制固化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的断裂。改革通过制度松绑与要素流动，实现了城乡关系的重构。农村承包制释放剩余劳动力；1984 年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2014 年起户籍制度大松绑。2023 年城市化率 65.2% ，农民工总量2.96 亿。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09 年 3.33:1 降至 2.45:1 ，基尼系数由 0.491 回落至 0.466，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构基础加快形成。

三、改革的创新性：制度演化中的“中国方法论”

1、试点—扩散：渐进实验主义

渐进实验主义首先表现为“空间梯度实验”。1980 年设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方式，在局部区域内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规则。1984 年进一步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则把“政策特区”升级为“制度特区”，首次探索资本项下可兑换、土地批租等深层制度变革。2013 年以来，自贸试验区在此基础上升级为“制度集成创新区”，通过“负面清单 + 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实现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自贸试验区，空间梯度实验降低系统性风险；“五年不变—十五年不变—长期不变”的时间梯度实现制度渐进硬化。改革经验在“锦标赛”中扩散，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学。

2、增量—存量：时空错配的产权演化

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通过“时空错配”实现帕累托改进：先以增量改革做大蛋糕，再倒逼存量改革调整分蛋糕方式。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作为增量主体，绕开“三统”管制，倒逼国企“抓大放小”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渐进式产权变革避免了俄罗斯式资产流失与社会震荡，实现帕累托改进。

3、党—国家—市场：嵌入式自主性治理

“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原用于解释东亚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既嵌入社会网络又保持自主决策能力。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党”变量，形成“党—国家—市场”三元互动：党的组织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通过干部晋升锦标赛激发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中央以巡视、审计、法规纠偏，形成“集中统一领导 + 地方竞争 + 市场决定”的三元共治。法治化、透明化、程序化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2022 年负面清单缩减至 117 项，营商环境全球排名跃升至第 31 位。

4.、理论创新：初级阶段论—共同富裕论的辩证统一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核心论断包括：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完成经典资本主义阶段所未能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初级阶段论突破“过渡时期短暂论”，为市场机制提供历史合法性。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标志着共同富裕从“结果状态”提升为“制度目标”。共同富裕论与初级阶段论相互支撑：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价值目标，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历史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化的理论坐标。

四、改革革命论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1、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范式转换

经典革命观聚焦“政权 + 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进一步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暴力革命 + 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模式。然而，经典革命观主要聚焦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长期发展生产力、如何自我更新生产关系”着墨有限。斯大林模式则把革命话语凝固为“国家统制 + 指令计划”，导致制度僵化与效率递减。

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把革命动力从“阶级斗争”拓展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把革命主体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单一主体”扩展为“人民 + 市场主体”，革命目标从“夺取政权—改造所有制”升华为“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了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范式跃迁。

2、 社会主义制度史的自我革命基因

回顾 20 世纪社会主义史，苏联、东欧的剧变表明：当制度无法通过自我革命解决内部矛盾时，便只能通过外部替代走向制度崩溃。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自我革命”机制，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

自我革命的制度机制包含：价值导向机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制度变革始终服从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动力生成机制。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互促共进，党通过“批评—团结—再批评”的整风传统与“巡视—问责—改革”的制度链条，保持肌体健康；制度更新机制。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 试点推广”，使制度在渐进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纠错容错机制。设立改革特区、容错清单、干部能上能下等制度，降低改革试错成本。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生活力，形成了超越传统“革命—停滞—再革命”循环的制度基因。

3、全球现代化理论的多元现代性样本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工业化 + 城市化 + 民主化”为线性模式，预设后发国家必然重复西方经验。然而，20 世纪下半叶的实践表明，照搬西方模式往往带来经济依附、政治动荡与社会撕裂。反而，中国样本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特征：时空压缩型现代化：中国用40 余年走完发达国家数百年工业化历程，体现了“并联式”而非“串联式”发展；政党中心型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整合国家与社会资源，避免了利益集团俘获与民粹主义陷阱；发展共享型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制度安排，在高速增长中实现大规模减贫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张；文明互鉴型现代化：以“一带一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为全球现代化提供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叙事。

由此，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在全球现代化谱系中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特征，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单线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选择的现代化路径。

4、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升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判断标志着改革革命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跃迁。新时代改革革命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共同富裕由“终极目标”转化为“渐进过程”。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标志改革革命论进入“强起来”阶段：创新驱动、制度型开放、数字治理、共同富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永续动力。

结语

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论断以生产力解放为根基，以制度创新为路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完成了社会主义形态的整体重塑，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永续的革命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这一革命性逻辑，必将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年。

[4] 刘卓红：《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大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2 期。

作者简介：李挺，男，1974 年 9 月 -，重庆人，博士，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