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视角下红色遗址保护运用机制研究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需弘扬革命文化，红色遗址是重要物质载体，但面临资源辨识度低、保护可持续性不足等困境。湖北作为近代革命核心区域，拥有 74 个老区县，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强调其需担当文化保护创新使命。“多元共治”理论为破解困局提供新视角，本研究以湖北五市 145 处红色遗存为样本，构建“四力融合”机制，回应国家治理要求，为老区提供可复制方案。

（二）研究目的

立足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与红色资源可持续发展需求，解析多元主体互动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治框架，基于湖北五市红色遗存特征，探索差异化保护路径，提出兼具政策适配性与市场可行性的机制，为国家政策体系提供区域样本。

（三）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丰富红色文化遗产研究体系，弥补多主体协同机制研究不足；完善文化治理理论在红色遗址领域的应用，明确各主体角色与行动逻辑。

2. 实践意义：为全国红色遗址保护提供操作模式，助力文化治理现代化；推动老区红色资源向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转化，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增强社会凝聚力。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综述

1. 多元共治理论：核心是突破单一主体治理，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为红色遗址活化提供理论框架。

2. 红色遗址：概念源于 1950 年代“革命文物”保护，1961 年获法律地位。研究从 2008-2019 年缓慢增长到 2020 年后快速发展，2023 年达峰值，内容从保护转向活化利用（如文旅融合、数字化）。

3. 保护运用现状：研究呈增长趋势，聚焦红色旅游、遗产保护等，但存在聚焦单一案例、多元共治探讨不足等问题。

（二）实证调研

1. 调研地点：选取湖北黄冈、武汉、荆州、十堰、襄阳 145 处红色遗址，覆盖土地革命至解放战争时期，兼顾中心城市、老区等地理分布，包含战役旧址、纪念馆等类型，涵盖成熟区、转型区、闲置区，确保样本代表性。

2. 调研对象：行政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公众主体（革命后代、居民、游客等）。

3. 调研方法：实地观察法、问卷调研、深度访谈、新媒体数据挖掘等。

三、湖北红色遗址保护的历程与治理特征

（一）保护治理三阶段

1. 政府单一主导阶段（1982-2005 年）：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政府主导修缮核心遗址（如红安七里坪旧址），形成“认定—审批—拨款”流程，但存在财政依赖、边缘遗址维护不足等问题。

2. 社会参与破冰阶段（2005-2018 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如红安获企业捐资、武昌农讲所联合高校开发课程，但存在企业浅层参与、高校价值未释放等形式化问题。

3. 协同治理制度化阶段（2018 年至今）：以国家相关意见为指导，明确政府、企业、社区权责，如武昌区形成“线下动员 + 线上辐射”传播网络，实现范式升级。

（二）保护运用特征

1. 主体多元化。政府主导规划，企业开发文旅产品，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协同初显成效。

2. 文化与价值并重。挖掘历史故事，结合地方文化（如武汉昙

华林红色文化与汉派文化融合），打造特色品牌（如“洪湖赤卫队”）。

3. 产业融合。构建“红色 + 生态”“红色 + 民俗”等体系，开发研学课程、文创产品，实现“可参与、可消费”转化。

4. 数字化广泛应用。三维扫描、VR/AR 技术用于保护与展示，线上展厅、短视频传播提升年轻群体参与度。

四、成功范例与现存难题

（一）成功案例

1. 武汉昙华林“五区共治”：建立三级保护网络，引入商户参与建筑维护，打造 “艺术沙龙 + 文创消费”模式，年办展览60 余场，形成“景区—街区—社区—园区—校区”协同格局。

2. 红安“剧本杀”式研学：政企联动开发红色剧本与精品线路，年接待研学 20 万人次；纪监联动建立四级责任体系；校馆合作覆盖全学段，开发数字化系统；全民参与培育“小小讲解员”，激活保护活力。

（二）问题与挑战

1. 政府主导力不足，制度性统筹与长效监管机制待完善。跨部门“条块分割”，资源集中于核心遗址，基层人才匮乏，政策细则缺位。

2. 市场配置力薄弱，产业创新与市场化运营能力双重滞后。产品开发浅层化（如简单纪念品），产业融合链条短，企业依赖补贴，新媒体内容同质化。

3. 社会协同力分散，多元主体联动存在机制性壁垒。社会组织参与专业领域少，公众缺乏决策渠道，区域资源整合不足。

4. 公众参与力匮乏，多元参与体系尚未形成有效闭环。首要公众史料未充分利用，次要公众参与渠道单一，边缘公众传播触达率低。

五、“四力融合”保护运用机制

1. 强化政府主导力，筑牢保护利用根基。政府作为红色遗址保护的核心主体，需通过制度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党政机关应主导制定红色遗址相关保护专项条例，明确与红色遗址保护相关联的各部门法定职责，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解决重大事项。文化部门应牵头组建多学科的专家智库团队，深入挖掘红色遗迹的文化内涵；文物管理部门聚焦技术创新与文物修复规范制定，建立文物健康档案动态管理系统。

2. 激活市场配置力，拓展保护利用空间。市场主体作为红色遗址保护与开发的重要参与者，在资金引入与项目运作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推动产业融合创新方面，市场主体积极挖掘红色遗址的多元价值。在文化创意领域，深入研究红安革命遗址等所承载的历史，将革命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并与知名文创企业合作打造特色品牌。在旅游开发上，借助VR、AR 等技术打造沉浸式红色旅游体验，推出复合型旅游线路。在教育板块，市场主体与高校、中小学合作，开发红色研学课程，开展调研与实践活动。

3. 凝聚社会协同力，厚植保护利用优势。鼓励成立红色文化保护协会、志愿者团队等社会组织，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引导其参与红色遗址的保护运用工作。社会组织可定期组织志愿者对红色遗址进行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报告遗址的损坏情况。在讲解宣传方面，培训专业的志愿者讲解员，为游客提供免费的讲解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各类红色文化活动。

4. 激发公众参与力，夯实保护利用基础。革命后代及亲属群体通过建立“家族记忆档案库”，系统采集家书、老照片、口述记忆等资料，将其转化为遗址展陈的叙事素材。组织后代参与遗址日常维护、纪念活动策划及义务讲解，通过“祖辈故事会”“红色家书诵读”等活动，将个人家族史与公共历史空间深度融合。建立口述史传承人才培养体系，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专业培训，提升口述史传承人的业务能力。举办以红色遗址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大赛，助力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红色遗址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参考文献

[1] 林健强等。鄂豫陕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保护和利用 [J]. 中国民族博览，2023.

[2] 刘林凤等。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

[3] 周全明。基于大遗址保护视角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

[4] 邱国勇等。武汉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J]. 武汉学研究，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