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政策调整对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

一、研究背景

(⟶) 全球关税政策调整趋势

当前全球关税政策呈现多元化调整特征：美国全面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贸易危机；发达国家以产业保护为目标，通过"301 调查"等手段提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重塑全球供应链；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钢铁、铝等高碳排放产品加征关税，推动全球产业低碳转型；新兴经济体则通过关税减免吸引技术与资本，优化产业结构。这种复杂调整对中国边境贸易结构产生直接冲击[1]。

（二）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的战略地位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西南地区依托云南、广西边境口岸，承担着连接东盟与国内市场的枢纽功能。2019年 8 月国家出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规划》，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西南诸省市区的重视程度，除了它的经济基础较好以及生态承载力较强以外，还和与西南地区毗邻的东南亚地区（即东盟地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密切相关。RCEP 生效后，其作为中国—东盟前沿合作区的地位更加凸显，成为双循环格局中实现资源互补、产业链融合的关键区域，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从而提升了西南地区和东南亚整个区域的重要发展潜力和战略地位。研究其贸易结构变化，对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税政策调整对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结构的多维度影响及成因

（一）贸易结构多元化与产业链重构

1.影响

关税政策调整推动了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链的重构。出口方面，西南地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如四川、重庆的电子制造企业通过西南边境口岸向东南亚市场出口智能手机等产品[2]。进口方面，西南地区增加了从周边国家进口的资源型产品和高端原材料，如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和机械设备。产业链重构方面，全球供应链碎片化趋势促使一些产业向西南地区转移，带动了当地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

2.成因

（1）政策导向。我国政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不断调整关税政策，聚焦绿色低碳与科技创新领域。一方面，对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设备、高新技术产品等实行较低的进口关税，鼓励相关产业的技术引进和发展；另一方面，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提高出口关税，倒逼国内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西南地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依托当地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和科技创新产业，从而推动了贸易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2）外部冲击。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引发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由于美国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为降低成本，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西南地区凭借其靠近东南亚市场的区位优势、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支持，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这些产业的转移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促使西南地区的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提高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3）模式单一。西南地区边境贸易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单一模式，比如云南与周边各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依靠边境贸易模式维系，这种单一的模式导致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与潜在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西南地区采取了多元发展战略，包括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债权换股权，贸易与对外工程承包相结合以发展补偿贸易，以及“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策略，以消除支付能力困难，促进资产增值和销售渠道稳定，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

（二）区域合作深化与市场替代风险并存

1.影响

RCEP 关税减让政策为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贸易合作带来新机遇，推动了云南、广西等地对东盟电子、汽车产品出口[3]。RCEP 实施后，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电子元件、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关税降低，西南地区企业扩大对东盟市场出口，促进了当地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发展。但美国限制第三国过境贸易，增加了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物流成本。美国限制政策导致西南地区产品物流时间延长、成本上升，部分企业利润空间受压。

2.成因

（1）区域经济一体化。RCEP 作为一个大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制定了一系列统一的贸易规则和标准，对成员国的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西南地区各区域协调发展存在很多短板，基础设施“跨区域”交通物流网络尚需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度和关联度还不够高，部分口岸在数字化水平、通关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与 RCEP 规则的匹配度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潜力的充分释放。例如，在原产地证书的申请和审核过程中，由于数字化系统的不完善，导致通关时间较长，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2）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考虑，施压墨西哥等国家限制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墨西哥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对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部分商品采取了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措施。这种地缘政治博弈间接冲击了西南地区的边境通道，使得企业在拓展北美市场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绿色壁垒与低碳转型压力

1.影响

欧盟碳关税（CBAM）的实施威胁到西南地区钢铁、铝制品等高耗能产业的出口。为满足欧盟对碳排放证明的要求，当地企业需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以核算和减少碳排放，这提升了生产成本，削弱了欧盟市场的竞争力[4]。从出口端看，2023 年西南地区钢铁制品对欧盟出口额约120 亿欧元，占该区域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23%，碳关税实施后，预计相关企业需为每吨钢铁额外支付30-50 欧元的碳排放成本，直接导致利润率压缩4-7 个百分点。企业不仅需投入资金建设碳排放监测系统（单套系统成本约500-800 万元），还需雇佣专业团队进行碳足迹核算，仅 2024 年上半年，四川、云南等地已有 37 家企业因未能及时提交符合要求的碳证明文件遭遇欧盟海关滞留，涉及货值超2.8 亿欧元。

但挑战中亦孕育转型机遇，西南地区在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方面具有优势，这为低碳转型提供了机会。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还能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的区域出口，推动低碳合作。

2.成因

（1）国际规则演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增加，导致欧盟等地区实施严格的碳边境税政策，这反映了国际规则的变化。该政策迫使全球高耗能产业进行碳排放核算和低碳转型。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构是核心外部推力。欧盟 CBAM 过渡期（2026-2034 年）要求进口商申报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2035 年后将直接按碳价征收关税，这种“边境调节机制”实质形成技术-标准-市场的三重壁垒。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同步推出的“清洁电力税收抵免”，要求电池组件关键矿物 40%以上来自美国盟友，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绿色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西南地区传统高耗能产业长期依赖“资源-能源-规模”粗放模式，以钢铁行业为例，电炉钢占比仅17%（欧盟平均 65%) ，吨钢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12% ，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普遍滞后 3-5 年，导致应对国际规则时成本传导效应显著。西南地区的钢铁、铝制品等产业，由于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方式，碳排放管理较弱，因此面

临成本上升的压力。

（2）国内政策响应：为应对国际绿色壁垒和推动国内低碳发展，四川等地探索绿电认证体系，鼓励企业使用绿色电力以降低碳排放。但西南地区高耗能企业技术落后、资金不足，转型困难。政府需要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之力、央企国企之力、头部民营企业之力，全力打造承接产业转移新载体，加快建设“飞地经济”“园中园”等产业园区，尽快实现企业、项目满园。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更新设备、研发技术及培训人员，政府扶持和资金支持需加强。

三、差异化应对策略：基于“政策—区域—产业—竞争力—话语权”协同框架(-) 政策创新：构建数字化关税治理体系

整合海关、税务数据，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关税征管、原产地认证数字化，建立全球关税政策动态预警机制，提升企业合规效率与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多元化、技术升级、供应链调整和政策支持，加强战略定力和应变能力，有效对冲负面影响。在深化边境贸易的同时促进产业升级，在加强口岸建设的同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一系列金融创新工作。

面对关税的压力，要利用市场多元化布局对冲关税冲击，通过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合作，有效分散对美市场的依赖。通过境内外灵活布局和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有效缓冲关税的冲击，通过供应链重构以规避风险，通过优化库存和物流以降低成本。要打好沿边和跨境“两张牌”，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投资贸易自由、人员往来便利，加快跨境产能、跨境金融、跨境旅游、跨境电商、跨境农业、跨境能源、跨境物流、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合作，探索沿边地区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先行先试政策，不断提升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水平。要做好进出口结构升级与竞争力提升。让技术赋能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让高关税倒逼加速国内企业研发，加快国产替代进程，使国内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四要加快发展以数字经济为龙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继续打好政策指导、便利通关、技术标准服务等便企措施组合拳，指导企业充分运用 RCEP 原产地规则等关税政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将西南地区建设成为我国面对南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开放的前沿阵地、辐射中心。

（二）区域协同：深化东盟合作与风险对冲

西南地区边境贸易口岸大多位于沿边要冲，既是维护国门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强化与东盟在通关便利化、标准互认领域的合作，共建跨境产业园区，形成“中国西南—东盟”产业链闭环；同时开拓南亚、中东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依赖，通过区域协作对冲地缘政治风险[5]。要加强与东盟各国区域合作机制，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边境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重视次区域贸易与投资，积极推进境内产业园与境外工业园联动互补、双向发力、互利共赢的产能合作新优势，时刻关注全球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并逐步实现从成本优势向技术加品牌加供应链韧性的转型，全力打造跨境产能合作新模式。

当前，中老铁路、中越跨境公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2024 年西南地区对东盟进出口额达4200 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越南海防深圳产业园等12 个跨境园区已形成“前店后厂”模式，带动机电产品、新能源装备出口增长 27% 。对此，建议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跨境碳管理服务平台，推动云南—缅甸、广西—越南的绿电交易试点，2026 年前实现与东盟国家的碳足迹核算标准互认，预计可降低区域内企业认证成本 30%以上，同步开拓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光伏电站 EPC 市场，构建“清洁能源供给+低碳制造+跨境碳汇交易”的三维合作体系。

（三）产业升级：打造绿色低碳价值链

支持钢铁、铝产业引入节能减排技术，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创新研判各类组合式便利化措施，保障各生产节能环节“无缝对接”，提升节能产业链协作效能；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水电资源优势发展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构建"绿电生产—技术输出—低碳产品"产业链，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提升区域产业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区域内外节能环保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与市场活力。注重循环经济，做好大宗产业废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重点工程建设工作。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接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对具有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循环经济相关产业和项目给予优惠扶持政策。

(四）核心竞争力：外贸底气来自于高技术产品强势增长。

企业要有积极应对心态，加快将大众单一低端产品升级到优质高端特色产品、从贴牌代工升级到自主品牌创立，从单纯的价格厮杀升级到价值品质的竞争。随着中国创造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中国依靠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深厚的制造业基础，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正在加速出海，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2025 年前4 个月，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1.52 万亿元，增长 7.4% 。占出口总值的 18.1% 。其中，出口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增长 16.4% 、工业机器人增长 58.3% 、风力发电机组增长 45.5% 。这些数据表明，无论国际规则如何演变，提升自身的承载能力，扩大未来产业的增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才才是出路之所在。

(五）话语权和影响力：认知战和持久战的博弈。

在持续的经贸和产业投资合作中，要注意南亚东南亚国家整体水平偏低，对于部分高端产业的承接能力弱且经济体量小，过度的负债会造成严重财政负担，陷入“债务陷阱”，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把柄。我们一方面要用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互信互助，促进在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机制平台、具体项目方面的对接，深化利益融合，塑造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西部城市对外开放新优势，维护好周边安全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做好持续的宣传和互动交流，营造良好的贸易往来氛围，避免西方势力借环保和民生等方面挑起事端，阻碍、介入和干扰区域跨境贸易发展，维护我国在西南跨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小结

全球关税政策调整对西南边境贸易结构的影响呈现机遇与挑战交织的特征。通过政策创新、区域协同与产业升级的系统联动，西南地区有望在 RCEP 框架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通过低碳转型突破绿色壁垒，实现边境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变，为新时代沿边开放提供可复制的发展范式。

参考文献

[1]赵静,黄蕾,李丹.贸易自由化、制造业中心迁移及其稳定性[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1):115-122,131.

[2]岳子靖.碳中和背景下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中国方案[J].国际公关,2023(24):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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