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王风·君子阳阳》主旨新探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君子阳阳》）

一、《诗经》简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一共311 篇，其中有六篇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只有题目而无内容，《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约五百年间的思想面貌和真实情感。

关于《诗经》的分类，将其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是一直以来最为世人认可的一种分类方法。大致分为“风”160 篇，含十五国风，“雅”105 篇，包括“大雅”31 篇，“小雅”74 篇，“颂”40篇，包括“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风”、“雅”、“颂”三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 这里虽提及了“风”、“雅”、“颂”，但未明确将其对应为《诗经》的分类体系。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的典籍记载最早见于《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2] 荀子认为，《风》诗之所以能不流于放荡无度，就是选取了恰当的情感与内容来加以节制；《小雅》之所以被称为“小雅”，就是选取了合适的题材并加以文饰；《大雅》之所以被称为“大雅”，就是选取了更高层次的题材并使其更加光辉彰显；《颂》诗之所以能达到至高的境界，就是选取了最庄重盛大的内容并使之贯通融汇。这里是从诗歌的创作内涵与功能作用对《诗经》进行分类阐述的。认为“风”、“雅”、“颂”是依据主旨内容将《诗经》分类的观点见于《毛诗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 这里认为，将一个诸侯国里发生的事情，通过某个具体个人的经历来体现，这样的诗叫做“风”；谈论天下大事，展现各地风尚习俗的诗歌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朝政治之所以兴盛或衰败的缘由。政治事件有大小之分，所以有“小雅”，也有“大雅”。“颂”是用来赞美君主盛大功德的诗歌，是将功业成就禀告神明的作品。这为后来学者对《诗经》从内容主旨上的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

现当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诗经》中的诗歌内容更加细分。徐啸天的《分类诗经》[4] 打破常规，将《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主题分为家庭（37 篇）、宫廷（34 篇）、政治（143 篇）、军事（21 篇）、风俗（62 篇）以及杂篇（8 篇），这种基于诗歌内容与情感表达的分类，更贴合社会生活的实质。王宗石的《诗经分类诠释》[5] 将《诗经》分为三大类：国风、雅诗、三颂，并在每一个大类下进一步细分小类，总共分为二十二个小类。国风之下分为爱情诗（52 篇）、婚姻、嫁娶诗（20 篇）、家庭生活诗（25 篇）、征人、差役诗（9 篇）、征人家属诗（10 篇）、政治诗（12 篇）、感怀诗（10 篇）、狩猎诗（6篇）、农奴、奴隶生活诗（6 篇）以及其他杂类诗（10 篇）；雅诗之下分为周族发展史诗（8 篇）、军事、狩猎诗（10 篇）、祭祀、礼仪诗（6 篇）、颂美时王诗（6 篇）、宴饮、朝会诗（12 篇）、政治、国事诗（12 篇）、伤时、感怀诗（12 篇）、使臣、役夫、思妇诗（12 篇）以及婚姻、家庭诗（8 篇）；三颂则按历史顺序又分为周颂（31 篇）、鲁颂（4 篇）、商颂（5 篇）。在这二十二小类下又可细分，如国风之下的爱情诗又可分为初恋诗（10 篇）、失恋诗（9 篇）以及追求诗（23 篇），三颂之下的周颂可分为周朝初期的祭祀诗和农事祭祀诗。这些学者的重新分类打破了传统“风”、“雅”、“颂”的框架，基于内容主旨的分类方式使后人能从不同的主题角度深入剖析《诗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更清晰地展现《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全貌。今后学者对《诗经》中的具体诗篇作主旨剖析时，基本都在上述内容框架中进行。

二、《君子阳阳》各家说

关于《诗经·王风·君子阳阳》一诗的主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各一。现大致按出现时间之先后将其排列如下：

一是“闵周”说。《毛诗序》言：“《君子阳阳》，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孔颖达对此作出解释：“君子之人，遭此乱世，皆畏惧罪辜，招乎为禄仕，冀安全已身，远离祸害，已不复更求道行，故作诗以闵伤之，君子仕于朝廷欲求行己之道，非为禄食而仕，今言禄仕，则是君子止为求禄，故知苟得禄而己，不求道行也。”[6] 关于“禄仕”，郑玄笺：“禄仕者，苟得禄而已，不求道行。”[7] 大抵是为食俸禄而居官之人。苏辙同样发挥了《毛诗序》中的观点：“君子以贱为乐，则其言贵者不可居也。虽有贵位而君子不居，则周不可辅矣。此所以闵周也。” 此种说法大概是根据该诗写作背景而来，《王风》是东周王畿内的诗，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姬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东迁洛邑，在今洛阳城西北。它迁都以后，虽还是以天子自居，而真实的情形却是内忧外患，自身难保。在这种背景下，君子“招为禄仕”，官职虽贱，却既能自得其乐，又能保全自己。

二是“夫妻自乐”说。出自朱熹《诗集传》：“此诗疑亦前篇妇人所作。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 [9] 所谓“前篇”，是指《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君子于役》）

这是一首写妻子怀念远出服役的丈夫的诗，每章开头是作者思念男主人的内心独白，而作者并没有将思念男主人的哀愁和幽怨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反而将笔触转向身边的事物：鸡儿纷纷进了窝，太阳也渐渐西落，牛羊也下了山坡回到家。所有的事物纷纷回到最开始的地方，但是这位妻子的丈夫却依然在远方，不知何时归家，留下她一人思断肠。朱熹联想到这首诗，便认为《君子阳阳》与其有上下关联之意。他将“君子阳阳”中的“阳阳”解释为得志之貌，“陶陶”解释为和乐之貌，以此为根据，推断出《君子阳阳》是写夫妇安于贫贱而自乐的诗。

三是“讽刺”说，持此说的有何楷、丰坊等。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言：“《君子阳阳》，刺王子颓也。”[10] 何楷引用《春秋左氏传》和《周语》中的记载：子颓攻打周惠王，进入王城称王后，宴请帮助他的五位大夫，演奏音乐并且遍舞各种舞蹈。郑厉公听说了这件事，去见虢公，说：“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颓歌舞不倦，乐祸也。”[11] 批判子颓歌舞不倦，以祸为乐。何楷认为，诗中的“君子”指的是子颓，“阳阳”是形容人得志的神态，“招”是用手招呼的意思，“我”指的是五位大夫这些人，这首诗是代替五位大夫说话，整句话意为招呼我们这些人到房中相聚。“其乐只且”是说看到五位大夫也把这件事当做快乐的事，这和“君子阳阳”相呼应，诗中讽刺的意味跃然纸上。丰坊则认为：“《君子阳阳》，景王好音而士遂习音，君子讽之而作是诗。”[12]“景王好音”这件事在《国语·周语下》中亦有记载：“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13] 周景王想要铸造两口巨型编钟，分别命名为“无射”和“大林”，单穆公和伶州鸠分别从民生礼法和政治与音乐的关系出发劝谏周景王，但景王并未采纳劝言，执意铸钟。《君子阳阳》则描绘了士人跟随周景王习音的场景，讽刺了周景王的昏庸和士人的盲目跟随。以上两家认为此诗是讽刺东周统治阶级人物的作品，虽没有充足的史料记载支撑“王子颓好歌舞”或“周景王好音”是此事之本事，但立足于此种主旨说去品读诗歌，从诗中描述也可感知周王室衰微之时，统治者颓靡误国，只知寻欢作乐，当有诗为之刺也。

四是“情人相约出游”说，现代学者袁愈认为此诗：“情人相约出游，感到乐趣无穷。”[14] 全诗以姑娘的口吻写出。两章诗的内容和写法都相同。前三句都详细而具体地描写相邀之状，第四句抒发姑娘的感受。大致是从诗中反映的情感基调而论。

三、《君子阳阳》文本分析

周代礼乐制度完备，在祭祀活动中，有一套完整的祭祀流程，而音乐舞蹈则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刘师培说：“乐舞之用，虽曰宣导其民，实则仍以降神为主。”[15] 也就是说，奏乐跳舞作为祭祀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宣导情志”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召集神灵，使神灵降世，将参与祭祀的人带入一种“入迷”或“出神”的状态，将祭祀人整合起来，从而完成祭祀的目标。根据《君子阳阳》文本本身来看，是一首描写统治阶级奏乐跳舞的诗，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言：“大抵乐必用诗，故作乐者亦作诗以摹写之。”[16] 笔者推测此诗所描写的奏乐跳舞之状应是祭祀之时。

《君子阳阳》一诗开头即言“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诗中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君子”，一个是“我”，关于这两个人物的具体身份，各家意见不一。《毛诗序》以“相招为禄仕”将“君子”和“我”的身份等同，认为“君子”和“我”的身份都是乐官。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六云：“我，我僚友也。王燕用房中之乐，而君子位在乐官，故得相招呼其僚友也。”[17] 陈子展也认为：“此诗盖为君子之僚友所作。《诗序》可不谓误。”[18] 这种观点将“君子”和“我”分开，认为“君子”是乐官，“我”则是与乐官同僚的贤人君子。由作此诗的祭祀背景来看，笔者认为“君子”的身份确为乐官，而“我”则没有代指一个具体的人或群体，是虚指，无实义，是为表达舞者“招”这个舞蹈动作而存在。“君子阳阳”是一句描写乐官奏乐时神态的诗句，这里的“阳阳”，朱熹解释为是“得志之貌”，[19] 有快乐、得意的样子，《毛传》则认为“阳阳，无所用其心也。”[20]，突出乐官在演奏时心无旁骛、全神贯注于演奏音乐的状态。笔者认为“阳阳”按照《毛序》的解释较为妥当。而后在诗中又描写了乐官的肢体动作状态：“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中的“簧”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簧，笙也”[21]。周代祭祀仪式需要众多乐器合奏，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 作为吹管乐器的“笙”有没有在周代祭祀仪式中被使用呢？“笙”作为一种古老的乐器，在古籍中有多处记载。《尚书·益稷》中记载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22] 夔是尧舜时期的乐官，此处描写了祭祀的情境，“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注明了奏乐中所使用的乐器：鼗、柷、敔、笙、镛等，这说明，早在尧舜时期，笙作为一种乐器已经被应用于祭祀。而笙在《诗经》中也多次出现，比如《诗经· 小雅· 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此诗所描写的是一支大型钟鼓乐队的演奏，乐队由钟鼓和编磬及管弦乐器笙、瑟、排箫等多种配合组成，塑造了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又如《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匡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同行。” 这是周王宴会群臣宾客时所作的一首乐歌，在这种重要场合，笙承担了活跃场面、渲染气氛的作用。可见，到西周时，乐器间的配合使用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笙作为一种乐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还形成以“六艺”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周礼·春秋·大司乐》记 ：“笙师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篪、笛、管、舂牍、应雅，以教诫乐，祭祀乡射，共其钟笙之乐，燕乐亦如之，大丧，钦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则诗之”。[23] 凡举行祭祀、飨礼或食礼，都需要供给所需的与钟声相应和的笙乐，而且还有笙师掌管教授。《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龠舞笙鼓，乐既和奏，承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这句诗更直接表明祭祀时笙乐的存在和使用，甚至只有各种乐器都齐备，祖宗才会显灵，才会赐予子孙福气。可见，在周代的祭祀仪式中，“簧”，也就是“笙”这种乐器，是必不可少的。而“左执簧，右招我由房”中的“由房”的概念也必须作一个合理的解释。《毛传》：“由，用也。国君有房中之乐。”[24]，他认为由房是一种房中乐，房中乐是一种由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演唱，用琴、瑟伴奏的乐歌。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则将其解释为游放：“由、游，古同声通用。由敖，犹游遨也。由房与由敖亦当同义，皆谓相招为游戏耳……房与放，古音亦相近，由房当读为游放。”[25] 笔者较赞同后者的说法。依本诗为描写祭祀之场面的背景来看，乐师左执簧，右做出一些相应的动作以求祖先降临，伴随着和乐悠扬的乐声到子民处纵意游览，降福于子民，表现了周人诚心实意祭祀的情状。

诗歌的第二段同第一段结构体例相同，描述祭祀中舞者的活动。在周代祭祀场合中，不仅需要配备相应的音乐，舞蹈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如被认为是祭祖祈雨诗的《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描绘了祭祀前万舞将要开场时的盛大场面：鼓声擂得震天响，烈阳的红日当空照起，精神抖擞的舞师站在领队正前方。乐与舞相互配合，构成祭祀的重要环节。《君子阳阳》第二段的第一句“君子陶陶”中的君子应是指舞师，关于“陶陶”，《毛传》解释为：“陶陶，和乐貌。”[26] 描述的是舞者跳舞时和乐舒畅的样子。《礼记·祭仪》：“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復入然。”[27]其中的“陶陶”解释为相随行貌，笔者认为用此意来解释“君子陶陶”中“陶陶”的意思更为合理一些，表现舞者在跳舞时相随行的舞蹈动线。此后两句便描述舞师的具体动作：“左执翿，右招我由敖”。“翿”，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是“舞者所持羽旄之属”[28]，是古代羽舞或葬礼所用的旌旗，即羽葆幢。应该与《诗经·邶风·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翟”中的“龠”、“翟”一样是舞师跳舞时手上所执的物品。“由敖”这个词历来也有争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周官 · 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29] 这种说法认为“由敖”当为古乐章名，但无根据。陆德明释文中则认为“敖，游也”[30]，“由敖”应是遨游的意思。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或许更有道理。“由敖”与上一段中的“由房”相对，乐师奏乐邀请先灵降下游放，舞师起舞邀约先灵人世遨游，这即描绘了祭祀时奏乐歌舞的情景，更透露出周人对祖先的尊敬以及迫切希望祖先保佑的心情。

四、《君子阳阳》的时代背景

《君子阳阳》是《诗经·国风·王风》中的第三首诗，《王风》是平王东迁洛邑之后的作品。《史记·封禅书》记载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洛邑。”[31] 西周末年，王室内部矛盾重重，周幽王之后，周王朝已经无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加之诸侯因利需求，争相拥护，周平王亦无力驱逐外患，不得不放弃祖宗基业，东迁洛邑。东迁之后周王朝也无力回天，世风日下，王权衰微，社会动荡不安。《诗经·王风》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诗经·王城谱》记载：“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王国之变风。”“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32] 在世道衰乱、王命衰微、列国内乱、诸侯兼并的情况下的东周子民必定徭役繁重、伤乱离别、民不聊生，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必定有着相同的伤感的情感基调。《文选·谢瞻》评论说：“《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33] 作为亡国之音，《王风》的作品是悲哀思念的，寄托了当时人民的无限哀伤。

纵观《诗经·王风》中的作品，《黍离》是周王室衰微后蕴含着主人公绵绵不尽的故国之思和凄怆无已之情的怀古之作，《君子于役》和《扬之水》是分别用妻子和戍边战士的角度来反映东周徭役繁重、人民思念亲人却无法团聚的哀思之作，《中谷有蓷》、《葛藟》、《采葛》和《大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世风日下、世道衰乱的伤离之作，《兔爰》则是伤时感事、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的愤慨之作。在这种政治背景和社会氛围下，《君子阳阳》也必定表现了当时人民的某种情绪。《诗经》中有许多祭祀祖先的诗歌，这表明周人对祖先有着尊敬的崇拜心理，认为祭祖可以可以求得祖宗保佑，为自己求得一些福祉。周人祭祖有着一些现实的功利目的，如《小雅·信南山》：“曾孙寿考，受天之祜。”意思是后代福寿无疆，都是依赖上天的赐福；又如《大雅·凫鹥》：“公尸燕饮，无有后艰。”意思是祭祀祖先请其赴宴享受美酒美食后，祈求祖先庇佑后人无灾无患、平平安安。可见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祭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保佑后人平安康健、福禄吉祥。除此之外，周人的祭祀是在宗庙中以血缘关系而连接的、以维护宗族的团结，巩固宗族的统治为直接目的的活动，《周颂·我将》说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这是一首写武王出兵伐殷，祭祀上帝和文王，望神灵赐福、保佑的诗歌。文王英名远扬、永垂不朽，周人奉上丰厚的祭品，祈求文王保佑周邦，凭借祖先的保佑来维系周王朝的统治，使周王朝长治不衰，政治权力绵延永存。可见，周人祭祀的目的不仅在于求得安稳和平，更是为了凝聚宗族团结、维护政权的长久。所以，当东周王朝动荡不安时，周人的祭祀就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宗族意义。在王道衰微、内忧外患、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的东周王朝，周人通过祭祖来祈求祖先保佑后人平平安安，保佑周王朝能够经久不衰，《君子阳阳》就是一首描写周人祭祀的场景以及表达周人希望周朝能够再现往日雄风、恢复太平盛世的强烈愿望的诗歌。

五、结语

《诗经·王风·君子阳阳》的主旨争议，本质上是文学阐释与历史语境的碰撞。通过文本细读与先秦礼乐制度的互证，本文认为该诗既非单纯的“禄仕招纳”之讽，亦非纯粹的“男女私情”之咏，而是东周礼崩乐坏背景下，乐官群体以歌舞维系文化记忆的缩影。当代对《君子阳阳》的多元阐释表明，经典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中。无论是被解读为“乐官精神的挽歌”，还是“个体情感的抒发”，其核心均指向对历史洪流中“人”的生存状态的观照。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正是《诗经》作为文化经典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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