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权理论建构的角度看加洛林文艺复兴

加洛林势力的崛起代表着宫相对往昔王权的僭越，作为墨洛温王朝的继任者，自矮子丕平起的加洛林诸王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抛开墨洛温时代的旧俗，为新的王权争取最大程度的认同。加洛林史家们大力构建“墨洛温懒王”形象的行动就是在为新王权鼓吹，他们指出，在墨洛温王朝后期，墨洛温的“懒王”们空有国王之名，而无国王之权，而加洛林的宫相们则在实际上拥有国王权力，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墨洛温王朝中后期的诸王们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权势，并对觊觎王权的势力做了大量斗争，只不过最终因为墨洛温王权虚弱的问题积重难返没有成功。不过，摧毁之后便是重建，将国王名号同国王权力分割开来的行为让加洛林的诸王登位有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让加洛林的统治者们意识到，必须摆脱此种理论上的不利情况，将“名”与“实”以更好的方式连接起来，确认作为国王的实际表征。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新的理论体系支撑。我们可以由此设想，8 世纪加洛林王朝出现教育、文化复兴，不仅有统治者本人热心文教的原因，还包含明晰“名实之分”、构建新型王权理论的考量。

1、构建新型王权理论的需要

加洛林宫相势力的崛起改变了法兰克王国的政治面貌，墨洛温国王势力渐微，在王朝后期，教务会议更是常年未召开。最为重要的是，加洛林的宫相们行的是僭越之举，是不合法的行为。这就提出了难题，怎样才能表明此种僭越行径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行呢？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加洛林宫相夺取国王权力的路径。加洛林势力的兴起是地方贵族势力加强的表现，来自奥斯达拉西亚这一二级王国的宫相最终使得法兰克地区改朝换代。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将宫相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看成从始至终截然对立的两面，此二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宫相本身也是贵族出身，起初也发挥了辅弼政治、匡扶幼主的职能，这一职位可以近似地看做国王与贵族之间进行沟通、妥协的桥梁、渠道。但宫相身居高位，本就容易被其他贵族群起攻之，据《法兰克人史纪》所载，权倾一时的宫相埃布罗安就曾遭受伏击，并被迫“削去了头发”，送往隐修院。

宫相们攫取权力，在政治斗争中走到前线，虽然成为了漩涡中心的焦点人物，但也获得了不小的政治关注度，拥有了主动的战略地位，得以同墨洛温的诸王分庭抗礼。而加洛林王系在走向权力顶峰的路上，遇到的不仅仅是墨洛温诸王的阻碍，还有法兰克王国下另一个二级王国纽斯特里亚- 勃艮第的诸多贵族，他们同样以宫相的形式同加洛林宫相们进行斗争。赫斯塔尔的丕平本人就连同奥斯特拉西亚的另一位贵族共同讨伐过埃布罗安。所以，加洛林的宫相们并不是作为贵族的代表同国王进行斗争，而是作为地方势力同国王们、贵族们进行斗争。赫斯塔尔的丕平最终成为法兰克地区唯一的宫相，也是因为他首先击败了瓦拉托的儿子吉斯勒马尔，又在泰尔特利战役中击败了宫相贝尔卡尔后才终于做到。但就算如此，在赫斯塔尔的丕平去世过后，法兰克内部也很快陷入了内战。只有在查理·马特以刀剑重新征服这片土地后，他才得以继承赫斯塔尔的丕平的荣光，坐实了“元首”的名号，得到史家的称赞。这条夺权途径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可操作性强，却也埋下隐患。后继的加洛林诸王们想要安稳统治，必然要对此打上补丁。

在最终夺得权力之后，“朝廷开始变天，但丕平王位的合法性却未必得到‘全体法兰克人’的承认”，加洛林诸王开始修补自身王权的合法性。除开召开宗教会议，利用宗教会议重订《萨利克法典》，“强化法兰克内部围绕新王朝的政治认同”外，“懒王”形象的塑造也是他们所做的尝试，不过区分名实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当宫相们尚在潜邸之时，强调王权之“实”掌控在加洛林一系对其有利，但凭内战起家篡位后，再将国王之“名”与“实”分开便不太明智了。

所以为了解决“得国不正”的问题，丕平回应了教宗斯提芬的请求，出兵伦巴第，并以此为契机，借教宗之口，在贝尔尼—里维耶尔召集王国内大小贵族，以召集者的身份完成了属于法兰克人传统的“三月校场”的活动，由此利用宗教的权威再度构建了属于加洛林王系的王权合法性。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加洛林诸王十分热忱地利用宗教带来的王权神圣性加固自己的权威，但掌握着世俗权力的诸王们不会甘于成为事实意义上“天主的奴仆”。加洛林的统治者们不是政教合作的发起者，而是接受者、利用者。早在查理 ·马特时期，罗马的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就向法兰克人送来圣彼得墓的钥匙等圣遗物作为礼物，期望同法兰克人结成同盟。丕平在称王的祝圣程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查理曼称帝虽借用了立奥三世作为教皇的权威，却并不会直接臣服于教宗本人。更不用说，在教皇本人都在呼吁法兰克人救援的情况下，在教宗立奥三世本人私德有亏的情况下，丕平、查理曼更不可能对罗马的教会有足够的崇敬。哪里的主教能够更好地侍奉查理曼，那个主教便能得到他赐予的地产。而主教要是有僭越犯上或者蔑视他亲族的举动，查理曼也会对其进行惩罚。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法兰克族群在数百年繁衍生息之后，已不能视作简单的蛮族，他们早已接续、融合曾经的高卢罗马文化，而后化为己用，却又毫不迂腐，可以说的上是“拿来主义”的典例。

2、王权理论构建视野中的加洛林文艺复兴

在这一次文艺复兴中，查理曼大帝尤其重视提高王朝内行政人员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加强古典文化特别是文法、计算等科目的教育。原有的基层广大教士们文化水平低下，查理曼痛斥他们为不学无术之徒，期望培养出新的基层人员在广袤的国土上实行教化。查理曼还主张兴建学校，在修道院和教堂里建立图书馆，不仅在宫廷中对自己的后代进行“文艺诸科”的教育，甚至还将教育推向民间，让乡村牧师教导穷人的孩子。这些措施推广了和古典文化联系紧密的“七艺”，提高了王朝的整体文化水平，无疑为帝国的统治提供了优质的人才，这一新兴阶层必将成为王权的新支柱。

在这一基础之上，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掘使得人们重新熟悉了亚里士多德的谓词学说，这更是为查理曼的王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古典文化的加持下，国王之“实”终于同国王之“名”相结合，《法兰克王家年代记》这一成书于九世纪中前期的官修史书如此记载“向丕平发出指示说，对于手握王权之人和没有王权之人，还是把前者称为国王为好”，“他……发出指令：应该让丕平称王”。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加洛林诸王完成了对国王权力的重新构建，很好的区分了名号与实质，并将二者在加洛林王室的身上统合起来。加洛林的史家在经过思想上的革新后，又再次为矮子丕平称王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在《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叙述中，法兰克人以理所当然的语气最终确认，加洛林宫相们取代墨洛温王室自己称王的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丕平、查理曼既是拥有实质国王权力的人，也因此获得了国王的名号，其权力受到贵族们的认可，沐浴在普世光芒的照耀之中。

3、总结

总而言之，查理曼大帝治下出现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虽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查理曼大帝本人的推动，但究其原因却有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考量。一方面，教育、古典文化的复兴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构建起新的王权。另一方面，加洛林文艺复兴还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王权的存在，“形”与“实”的分辨让国王们能够构建出一套围绕王权服务的理论体系。到此为止，自查理马特开始，经由丕平、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权构建历程终于圆满结束，加洛林的诸王们终于可以摆脱墨洛温血缘的名头，晋升为新的王室血脉，大大增强了其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