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清官辈出的文化基因探析

古代寿春的清廉文化形成既得益于朝廷法律支持，更源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风传统。淮河流域的钟灵毓秀孕育了重义轻利的民间风气，而历代清官廉士的示范作用则构建了道德传承体系。现有研究多聚焦个案或单一因素，缺乏对地理、民风、人物三者互动机制的系统考察。本文通过整合这些要素，揭示寿春清廉文化特有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基因。

一、地理塑形：寿春自然环境对清廉文化的孕育

楚寿春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三说：楚寿春即今县治说，这一说法始见于《史记》：“楚东徙寿春，命曰郢”（《史记正义》按“寿春在南寿州，寿春县是也。”）第二种则是楚寿春在今寿县西四十里，这一说法始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中引《明一统志》：“州西四十里有寿春故城，相传楚寿春盖治此。”另有楚寿春在今寿县西南四十里之丰庄铺说，见于《凤台县志》卷十“古迹志”，“以今地考之，废西寿春县当在今寿州境距城西南四十里之丰庄铺，值淮水东北曲处。《水经注》所谓烽水受淮于烽村南即此，丰或即烽之讹，今其城亦无迹矣。”近年来，随着安徽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进行，在寿县城东南发现并证实了寿春城遗址，为探索寿春之清廉文化产生揭开了幕布。

古寿春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其清廉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作为淮河流域的重要节点，其" 控扼淮颍，襟带江沱" 的战略地位（《光绪寿州志》），既连接中原与江淮，又兼具平原文化的开放特质。肥沃的淮河平原孕育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这种经济形态促使官员必须关注民生，清廉自然成为评价官员的核心标准。

平原地理塑造了特定的文化品格：开放流动的环境培养了务实、勤劳的民风；农耕经济强化了集体主义精神；肥沃土地则维系着深厚的伦理传统。这种文化生态使清廉成为官民共识，形成独特的廉洁评价体系。

类似案例印证地理对廉政文化的影响：南阳、苏州等地同样依托平原优势，培育出杜诗、范仲淹等清官群体。这些地区共有的地理特征——平坦土地、便利交通、独立区位，共同构成了清廉文化生长的土壤。寿春的案例表明，地理环境通过塑造经济形态和文化品格，间接影响着地方廉政生态的形成。

二、民风与清廉：寿春民众观念对清廉文化的塑造

寿春民风与清廉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片淮河之滨的土地，孕育了刚健质朴、崇文尚武的独特民风，为清廉文化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丰厚土壤。

从历史记载来看，寿春民风经历了从尚武到崇文的演变过程。北宋《寿州图经》记载当地 " 尚武勤农 "，《太平寰宇记》更形容其" 刚劲尚朴 "。这种特质在太平天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苗沛霖的暴行，寿春百姓 " 徒手冒白刃 " 的壮举令人动容。随着时代发展，南宋时已演变为 " 俗慕学问 " 的文教兴盛之地，清代更形成" 怀诗、寿字、定文章 " 的文化格局。但刚劲质朴的本色始终未变，清代知州朱士达仍评价" 寿民悍而喜争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寿春民风中蕴含着深厚的孝义传统。唐代隐士董邵南 " 昼耕夜读 " 侍奉双亲的事迹，以及李兴 " 割肉奉亲 "的至孝行为，都成为教化乡里的典范。这种孝悌精神从家庭伦理延伸到社会治理，形成了" 存孝心胜过敬神" 的价值观念。

这种刚健质朴、崇孝尚义的民风，与清廉文化的形成息息相关。一方面，尚武传统培养了重气节、轻生死的品格；另一方面，孝义观念塑造了重伦理、讲操守的价值观。二者共同作用，使得清廉成为当地评价官员的核心标准，也为清官廉吏的涌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廉范垂世：寿春清官群像与清廉文化的传承

寿春清廉文化的千年传承，凝聚着历代贤臣廉吏的浩然正气。从" 廉者，清也" 的本质诠释，到" 临大利而不易其义" 的实践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将廉洁奉公视为为官者的核心准则。寿春作为清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两千六百余年的文明史中涌现出诸多垂范千古的清官典范。

楚国令尹 孙叔敖 堪称中国廉吏第一人。《韩非子》载其 " 栈车牝马，粝饼菜羹 " 的简朴生活，司马迁更在《史记》中详述其身后凄凉：一代名相之子竟 " 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 "，令优孟假扮其形谏楚王，终使楚庄王封赏其后人。孙叔敖 " 尽忠为廉 " 的精神开启了寿春清廉文化的先河。

汉代 召信臣 任南阳太守时 " 视民如子，躬劝耕稼 "，百姓尊称 "召父"；东汉 杜诗 继任后造水排、修水利，被誉 " 杜母"，从此 " 父母官 " 成为清官代名词。东汉末年 时苗 任寿春令，离任时将官舍所生牛犊留予当地，坦言 " 令来时本无此犊 "，其 " 留犊 " 佳话化作寿春永恒的廉政符号，至今留犊池畔的时公祠仍传扬着这份清白守节的精神。

宋代寿州 吕氏家族 将清廉文化推向理论高峰。吕本中所著《官箴》提出 " 当官三法：清、慎、勤 "，被誉为 " 居官者龟鉴 "。此三字经康熙钦定为官箴，梁启超赞其 " 私德之高尚者 "，成为贯穿宋明清的为官准则。

晚清重臣 孙家鼐 则延续着寿春仕宦传统。这位帝师以 " 轻车简从返故里 " 著称，立家规 " 子弟十六岁前禁穿丝绸皮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称其为 " 最具绅士风度的中国官员 "。其家族 " 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的佳话，正是寿春仕宦群体自觉践行清廉的缩影。

这种传承使清廉超越制度约束，升华为深入血脉的文化基因。当官员视廉洁为家族荣耀，当百姓以清官为乡土骄傲，当 " 存一点孝心胜过敬神 " 的民谚将孝义与廉洁相通，寿春便在中国廉政文化史上刻下了独特的印记——这里不仅有制度性的防腐堤坝，更有一座由道德自觉与历史传统共同构筑的精神丰碑。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古代寿春的清廉文化凸显了古今相通的廉洁价值观。从春秋到晚清再到今天，历代清官的廉洁品行成为士人竞相效法的楷模，也在寿县百姓心中根植下了崇廉尚德的价值观。寿春清廉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由诸多支撑因素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塑造了当地人民坚韧务实的品格，而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长期形成的民俗观念，则使得廉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历史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但历史文献、文化经典中的清廉思想，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依然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寿春的清廉文化不仅在古代得以传承，更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提供范式。

参考文献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北京：团结出版社，2022 年，第 951 页

[2] 曾道唯修，葛荫南纂：《光绪寿州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2 页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7 页

[4] 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22 页

[5]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241 页

作者简介： 王家衡（2002，07——），男，汉，河北邢台人安徽合肥，硕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