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发展与协同作用

摘要：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协同作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本文通过梳理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发展历程，剖析其协同作用机制与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协同机制是技术赋能与制度反哺的双向互动，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则通过制度创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二者的协同关系呈现动态性、非线性和系统性特征。

关键词：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协同作用

一、引言

数字经济凭借其迅猛的发展态势、广泛的辐射范畴以及深刻的影响维度，已然跃升为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以及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驱动力量。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质量和效果。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为数字经济提供政策支持、法律法规保障和市场监管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在当前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主要探讨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双向互动的动态机制与特征，拓展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交叉研究视野，也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化治理与营商环境改革协同推进的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字经济发展历程

数字经济是当下主要经济形态，其发展历程反映了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结构演变的深刻互动。纵观数字经济演进轨迹，可将其划分为四个关键发展阶段：

1.数字化萌芽期：技术基础与经济理念的形成（20世纪60-90年代）

数字经济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60-7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初步普及与应用。这一时期，数字化技术开始从军事和科研领域向商业领域渗透，大型计算机和小型机的出现使数据处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唐·泰普斯科特在1996年首次系统提出“数字经济”概念，该阶段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数字化，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等工业应用，以及银行自动化系统等服务业变革。

2.网络化成长期：互联网革命与全球连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标志着数字经济进入网络化阶段，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和经济活动的时空约束。万维网的发明和浏览器技术的普及催生了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新型商业模式。这一时期，平台企业如亚马逊、eBay、阿里巴巴相继成立，构建了连接全球供需的数字化市场网络。中国在2000年后大力推进“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三网融合”政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支持。

3.智能化加速期：技术融合与产业渗透（2010-2020年）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突破，数字经济进入智能化发展阶段（庄洪艳，2024；尚晓茜和刘衍，2023）。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互联网接入从固定走向移动，全球网民数量从2010年的20亿激增至2020年的46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G20杭州峰会将数字经济明确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石聪颖和潘悦，2022）。这一时期的数据完成了从资产到资本属性的跃迁。

4.数据化与深度融合期：要素市场化与治理挑战（2020年至今）

当前，数字经济已进入以数据要素市场化和数实深度融合为标志的新阶段。中国于2020年将数据明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将数字经济定义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据要素的”三权分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制度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纳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等创新实践，正在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难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标志着数字经济进入认知智能新纪元。这些技术不仅提升自动化水平，更通过生成式AI（AIGC）创造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三、营商环境发展历程

营商环境作为影响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活动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总和，其发展历程反映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营商环境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1.市场准入便利化阶段：制度基础的奠定（20世纪70年代至2012年）

营商环境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论坛（WEF）首次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构建了面向全球经济体的早期营商环境评价框架，重点关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安排，将营商环境视为“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在活动中所面临的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强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对激发经济活力的基础性作用（彭刚，2022）。2002年，世界银行正式启动“营商环境评价项目”（Doing Business），并于2003年首次发布《营商环境报告》，建立了包含10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的标准化评估体系。该体系以“开办企业”为核心指标，重点关注企业设立环节的行政壁垒，包括所需时间、费用和程序数量等。这一阶段各国改革主要聚焦于商事登记制度简化。在中国，这一阶段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局部试验特征。2012年广东省率先开展“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系统研究，并出台五年行动计划，成为全国营商环境改革的先行者。

2.全生命周期服务优化阶段：系统性改革的推进（2013-2019年）

2013年是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目标，标志着改革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改革范围从单一的市场准入扩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世界银行评价指标也从最初的5项逐步扩充至11项，覆盖了获取信贷、跨境贸易、纳税、执行合同等企业经营各环节。2014年，中国启动全国性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先照后证”、“多证合一”等创新举措。201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论断；2016年G20杭州峰会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2017年起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包含18个一级指标和87个二级指标，全面对接并拓展世界银行标准。

3.高质量发展导向阶段：制度创新的深化（2020年至今）

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营商环境建设进入法治化、标准化新阶段。该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界定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彭刚，2022），确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大原则，并构建了包含市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和法治保障的“五位一体”制度框架。这一阶段的改革呈现三个显著特征：问题导向的精准改革、、法治化程度提升、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四、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协同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重要作用。

1.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营商环境的优化

数字经济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对生产函数进行创新性重构，使得生产过程发生重大变革，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地，电子政务平台等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政务服务的全面在线化与智能化，有效缩短了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交易链条，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营造了更加便捷、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

2.营商环境通过制度创新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

营商环境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坚实保障。优质的营商环境依托于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高效的政府服务机制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等关键制度性要素，这些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优质的营商环境可以实现对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调节，进而吸引各类资源向数字经济领域加速集聚。此外，完善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制度通过明确数字技术成果的产权归属，为企业和创新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有效的激励，使其能积极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中。

3.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协同关系呈现动态性、非线性和系统性的特征

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营商环境激励数字技术的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之间协同作用形成了“技术—制度”的良性循环。在此过程中，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协同关系体现出的动态性、非线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动态性体现在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进步和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不断演进与深化；非线性体现在二者之间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一个微小的数字技术创新或制度变革，可能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市场网络的传导，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放大或溢出效应，带来超出预期的经济效果；系统性体现在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营商环境中政策、法律、市场等要素的支持，而营商环境的优化也需要数字技术的赋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经济系统的发展。

五、结语

数字技术推动营商环境的优化，良好的营商环境反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形成了“技术—制度”的良性循环机制，不仅显著提升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还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彭刚.国际比较视角下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探索[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08）：51-60.

崔荣国.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新智造”新飞跃[J].群众，2022，（08）：12-13.

尚晓茜，刘衍.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价值侧重与法治保障——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公平观[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S1）：1-11.

石聪颖，潘悦.数字经济时代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2，（22）：58-61.

庄洪艳.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中国商论，2024，（08）：49-52.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成果（2024B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