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符号学视角下的德语教材文化呈现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公民”身份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外语教材作为文化呈现的重要载体，其多模态符号互动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研究以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采用Weninger & Kiss的符号学分析框架，对国内新出版的德语教材《新经典德语1》的图像、文本与任务组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作为新编德语专业教材，《新经典德语1》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产出导向法”作为教材编写核心理念，注重语言能力和交流能力的双向提升。本研究结合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发现教材文化内容主要以“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为主。地域文化聚焦于目标语国家文化与学习者母语文化，其中德国文化在目标语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母语文化中革命文化的缺失较为显著。符号关系中指代关系的占比高达87.7%，主导了文化意义的呈现方式，但过度依赖此类关系可能导致教材文化呈现的动态性不足。教材通过中德文化对比促进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但符号互动的单一性限制了文化意义潜势的充分挖掘。

研究结论表明，教材在文化呈现上具有创新性，也具有一定局限。创新性体现在双文化结构的设计，为学习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局限性则在于符号关系的不平衡，指代关系占比过高限制了文化意义的深度解读。未来教材开发应优化符号关系设计，平衡符号互动类型，以提升文化教学的动态性，为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关键词：符号学；文化呈现；德语教材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语言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认知与理解的核心载体。在外语教学中，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媒介，不仅传递语言知识，还承担着文化呈现与传播的重要功能。

然而，当前外语教材的文化呈现研究多集中于静态内容分析，对教材中多模态符号互动的动态性及其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研究仍显不足。本文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多模态符号学分析框架，探讨德语教材《新经典德语1》中文化内容的呈现特征及其符号关系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旨在弥补国内德语教材符号学研究的不足，并为德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通过引入符号学视角，改变了传统研究的静态分析框架，为德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实践意义来看，本研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为教材编写者与教师提供了优化建议。

一、文献综述：符号学视角下的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

（一）文化定义与演变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定义与理解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模态到多模态的演变。皮尔斯（Peirce， 1980）的符号学理论提出，文化意义的生成是符号（如图像、文本、行为）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这种互动通过象似性、指示性和象征性三种符号关系实现。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对文化的静态认知，为理解文化呈现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与流动性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定义的扩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01）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的总和”，强调了文化的动态性和包容性。这些定义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功能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功能经历了从附属到核心的转变。早期的外语教学以语法和词汇为中心，文化被视为语言学习的背景知识。然而，随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兴起，文化逐渐成为语言教学的核心内容。Byram（1989）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应从单纯的语言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意识、批判性思维和文化适应能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并成为外语教材设计的重要指导原则。

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求学习者掌握目标语国家的文化知识，还需通过文化比较与反思，发展批判性文化意识。Kramsch（2009）指出，语言学习本质上是学习者与目标文化之间的意义协商过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符号互动实现文化意义的动态生成。这种从知识传递到能力培养的转变，为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三）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内容分析到多模态符号学分析的演变。早期研究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关注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分布与分类（Kachru & Nelson， 1996；周小兵， 2019；Moran， 2009）。这种方法通过量化统计揭示了教材中文化元素的分布特征，但未能深入探讨符号互动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

近年来，多模态符号学分析逐渐成为主流。Weninger & Kiss（2013）提出，教材中的图像、文本和任务通过符号互动共同生成文化意义，任务设计直接影响文化意义的深度与广度。Xiong & Peng（2021）进一步将符号关系分为指代关系、教学关系和语言关系三类，指出不同符号关系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这些研究为理解教材文化呈现的动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研究多集中于英语教材，对德语等其他语种教材的关注较少（葛囡囡， 2022）。国内德语教材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教材使用情况（杜荣， 2019）、中外教材对比（薛娟， 2017）及基于语料库的文化元素分析（郑峻， 2021）。其次，研究方法多局限于静态分析，缺乏对符号互动动态性的深入探讨。例如，指代关系在教材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抑制文化意义的深度解读。

教材文化呈现的研究方法从内容分析扩展到多模态符号学分析。然而，现有研究在语种覆盖和动态性分析方面仍存在不足。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统计部分基于张虹的文化呈现分析框架（2022）和Xiong & Peng的符号关系分类框架（2021），对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和图文关系类型进行编码，分析其分布特征。定性分析部分则采用Weninger & Kiss的符号学框架（2013），探讨符号关系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经典德语1》。该教材作为国内新编德语教材，其创新性在于采用“产出导向法”，注重语言学习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分析素材。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1.教材中的图像-文本-任务组合呈现了哪些文化内容？

2.这些文化内容的符号关系具有哪些特征？

3.符号关系如何影响教材的文化呈现？

（二）研究过程

研究首先对《新经典德语1》中的所有文化内容进行系统编码，采用张虹（2022）的文化呈现分析框架，从“目标语国家文化”“母语文化”“其他国家文化”、“国际文化”和“文化产品”、“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文化社群”、“文化人物”两大维度对文化内容进行分类，并结合显性与隐性呈现形式分析其分布特征。采用Xiong & Peng（2021）的图文关系分类框架，对教材练习中的符号关系进行识别和编码。其次，基于Weninger & Kiss的符号学框架，对教材中的图像、文本与任务组合进行符号关系分析，探讨其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影响。研究重点关注符号关系的类型（如指代关系、教学关系、语言关系）及其在文化呈现中的作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教材文化内容的分布特征

研究发现，《新经典德语1》的文化呈现呈现显著的“双核心”结构，即以目标语国家文化（德语区）与学习者母语文化（中国）为主导，两者分别占文化内容总量的39.6%与37.1%。其中，目标语文化高度聚焦德国本土文化（83%），瑞士与奥地利文化仅占8.3%与8.7%。这一分布虽强化了学习者对德国文化的系统性认知，却也导致对德语区文化多样性的片面呈现。

母语文化方面，教材以中国传统（64.2%）与现代文化（35.8%）为主轴，但革命文化完全缺失。例如，“中医药”等传统符号通过图文对照呈现，而“红色文化”“改革开放”等近现代议题未被纳入。母语文化的完整性是跨文化对比的基础，革命文化的缺位可能导致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动态性的认知断层。此外，国际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共23.2%）多呈现为孤立案例（如越南春节、葡萄牙医药），缺乏主题关联性，削弱了跨文化对话的深度。

从文化类别看，教材偏重“文化产品”（54%）与“文化实践”（33.1%），而“文化社群”（5.8%）、“文化观念”（5.2%）及“文化人物”（1.9%）严重不足。文化产品（如建筑、诗歌）多通过静态图文匹配呈现，如《诗经·桃夭》的德译版配以桃花插图，任务设计仅要求语音模仿，未引导学习者探究诗歌的隐喻内涵。文化实践虽尝试模拟真实场景，但任务多聚焦语言形式（填空、排序），忽视行为背后的价值逻辑，或者缺乏多模态资源匹配。例如，“圣诞节”单元中，学习者需将“圣诞树”、“礼物”等词汇与图片匹配，却未涉及节日背后的家庭伦理或宗教意义。

（二）符号关系的类型及其对文化意义生成的制约

符号学分析显示，教材中87.7%的图文任务采用“指代关系”，即图像仅作为词汇或语法的视觉辅助。Peirce（1931-1958）的符号三元模型强调，符号的意义生成依赖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的动态互动，而指代关系固化了“图像→词汇”的单向关联，使学习者难以触及文化深层结构。例如，“勃兰登堡门”图片仅用于标识柏林地理位置，未关联德国统一的历史叙事，导致符号的“国家认同”隐喻被遮蔽。

相比之下，“复合符号关系”（指代/教学关系、指代/语言关系、指代/教学/语言关系，共12.3%）虽占比低，却展现了文化意义生成的潜力。例如，“中瑞饮食习惯对比”活动中，柱状图可视化数据差异，任务要求学习者使用“瑞士人比中国人消费更多……”句型分析原因。此类设计通过多模态协同（图像+数据+语言框架），将文化差异从表象描述推向因果阐释。

（三）教材文化呈现的双重性：创新与局限

《新经典德语1》的创新性体现于“双文化结构”与“多模态整合”。首先，教材通过中德文化并置（如“中德诗歌互译”），为学习者提供跨文化比较的情景。其次，部分任务尝试融合图文符号的动态交互，如“外国留学生博客”单元中，广场舞与面条图片搭配留学生日记文本，暗示中国社群文化的活力。这种设计突破了传统教材对母语文化的“博物馆式”陈列，赋予其当代生命力。

然而，教材的局限性同样显著，符号关系失衡导致文化意义表层化，指代关系的高频使用使文化沦为语言训练的附庸。如“中医四季养生”任务中，自然景观图片仅用于指代四季概念，未关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四）符号互动对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启示

研究发现，符号关系的设计直接影响跨文化意义的生成效能。当任务停留于指代关系时，文化符号的“厚度”被稀释为孤立知识点；而当复合关系介入时，符号成为意义协商的媒介。例如，“礼物选择”任务中，学习者需结合礼物图片与情境（生日、婚礼），分析礼物背后的文化逻辑。此类设计呼应Byram（2020）的“跨文化公民教育”理念，将文化学习从知识积累转向批判参与。

然而，教材中此类高阶任务占比不足。多数活动仍受限于“正确性”导向（如填空、翻译），未给学习者留出意义重构的空间。这种“引导性过强、开放性不足”的设计，与Weninger & Kiss（2013）倡导的“符号开放性”背道而驰，亟待通过任务优化（如增设文化辩论、多媒体分析）实现突破。

四、结论

（一）教材在文化呈现上的创新性

研究发现，《新经典德语1》在文化呈现上采用了双文化结构，通过对比目标语国家文化和学习者母语文化，为学习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点。此外，教材还通过显性文化板块（如“Landeskunde”）和隐性文化设计（如文化产品与实践的结合），系统地呈现了目标语国家和母语文化的多样性，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

（二）教材在文化呈现上的局限性

尽管《新经典德语1》在文化呈现上具有创新性，但其符号关系的分布存在明显不平衡。研究显示，教材中87.7%的符号关系为指代关系，这种高度依赖指代关系的符号互动限制了文化意义的深度生成。此外，教材在文化内容的呈现上也存在不足，文化社群、文化观念和文化人物的呈现比例较低，未能充分展现文化的动态性和主体性。

（三）实践建议

针对教材在文化呈现上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优化符号关系设计：增加教学类型的符号关系比例，通过设计开放性任务激活符号的多维互动。例如，在文化对比任务中，可以要求学习者分析中德文化现象的深层逻辑，而不仅仅是识别表面差异。

2. 挖掘图像的象征性：通过任务设计激活图像的符号功能，使其从语言学习的辅助工具转变为文化意义的核心媒介。例如，在涉及德国建筑的图像时，可以设计任务引导学习者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文化象征意义，从而将图像的象征性功能与语言学习有机结合。

3. 丰富文化内容维度：增加文化社群、文化观念和文化人物的呈现，以展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例如，可以通过引入移民群体的生活场景或当代文化人物的案例，帮助学习者理解文化的复杂性和流动性，从而培养其批判性文化意识（Risager， 2018）。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以单一教材为研究对象，虽然能够深入分析其文化呈现特征，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不同类型教材的共性。此外，研究主要关注教材的静态符号资源，未涉及课堂实践中符号关系的动态解读与应用。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范围，结合课堂观察与学习者反馈，验证符号关系设计的优化效果。例如，可以通过实验设计对比不同符号关系设计对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影响，从而为教材开发和教学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此外，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符号关系设计在不同语言水平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提升其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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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霏（2001—），女，汉族，山东，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