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少数民族鼓乐文化研究

一、贵州少数民族鼓文化的应用场景

（一）重要文化仪式中的鼓乐使用

贵州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善用铜鼓，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文化仪式上。据民国《贵州通志》载，苗人盛大的牯脏节上，除了“椎牛歌舞”“兼以赛神”外，还会“间击铜鼓，名曰‘调鼓’”。[1]401 舒位《黔苗竹枝词》歌咏红苗的诗歌就云：“织就斑丝不赠人，调来铜鼓赛山神。”[2]131 而居于定番、广顺间的补笼狆家也会以“以十二月为岁首，……击铜鼓为欢”。 [3]381

（二）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鼓乐表现

除了节日，也有日常生产时配以鼓乐的做法。吴振槭《黔语》云：“安化、务川农人，薅苗用钲鼓、杂歌，名曰‘打闹’，以作其气，使用力勤也。”[4]318 在劳动生产时配以鼓乐，类似于其他地方的“劳动号子”，一方面可振作精神，提升士气；另一方面也可统一节奏，提升劳动效率。 此外，宴会娱乐之时，也常会运用鼓乐。如《黔苗风俗纪》载：“八番在定番州，其俗，男逸女劳。……燕会之时，群击长腰鼓，以供笑乐打。”[5]354

（三）祈福禳灾中的鼓乐运用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多信巫觋，凡遇灾害疾病等常请端公跳神禳灾，其间鼓乐作为重要乐器，发挥着沟通神人、驱除邪魅的作用，且这种习俗相延已久。早在《宋氏》中就曾记载：“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病疾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以祀神。”[6]14223又据《仁怀厅志》载：“五月，扎草龙，沿乡鸣锣击鼓，跳跃田间，以驱壕虫，又建醮驱虫，谓之‘虫蝗醮’”。[1]401

二、铜鼓来源的传说与民族文化认同

（一）铜鼓源自诸葛武侯的传说

关于铜鼓的来历，当地人多认为源自诸葛武侯所传。如田雯《苗俗序》曾言：苗人“醉鼓诸葛之铜”。相传，诸葛武侯在世时确曾铸铜鼓，如清薛福成《振百工说》：“诸葛亮在伊尹伯仲之间，所制有木牛流马，有诸葛灯，有诸葛铜鼓，无不精巧绝伦。”[7]225

另外，贵州许多地方都有关于武侯南征时遗鼓于当地的说法。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阳治城东有铜鼓山“高百余仞，山半崆峒，每阴雨，闻其中有声如铜鼓，相传为诸葛武侯所藏者”，贵阳八景曰“铜鼓遗爱”即此。[8]126 嘉靖《贵州通志》载，威清卫西有铜鼓山，曰：“铜鼓山，在卫治西四十五里。相传蜀汉诸葛亮征南，于此获铜鼓，因以此名。又父老云：山有洞，洞藏武侯盔甲在内，先代有可入处，今石门榛芜，人或临之，蛇蜂交集不可复入，每值阴雨，闻者如铜鼓铿然作声。”[9]412《清一统志•安顺府》也载：“铜鼓山 ，相传汉诸葛亮南征，获铜鼓于此。山半有洞，每阴雨，闻洞中有声。”[10]136 乾隆《贵州通志》称，古州城东三江合流处有诸葛洞，相传诸葛武侯南征时斩蛮帅首藏于此，洞中最高一窟藏有孔明所遗旗鼓什物。光绪《黎平府志》记，黎平府城东120 里有石鼓峰，“有石如鼓，击之有声，相传诸葛武侯遣军驻此，遗铜鼓，年久变石，知府胡林翼书武侯遗迹四字刻石。”

所以，贵州少数民族各类文化仪式中所使用的铜鼓，普遍认为源自诸葛武侯。如贵阳地区的仲家苗相传曾有族人“掘地得鼓，即以为诸葛所遗，富者不吝价值争购之”[11]1607。《姑妄言》认为铜鼓为汉伏波将军马援和诸葛武侯所制，其言“铜鼓马伏波及武侯所制，故称曰诸葛鼓，大羁峒方能有之”。

（二）传说背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这种自认为“得鼓于武侯”的说法，实际上基于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对诸葛武侯的崇拜和对汉文化的认同，这种情况无独有偶，不仅体现在铜鼓和芦笙等器物方面，还体现在族称和族源等其他文化层面。如有的少数民族有较强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其自认为同于汉人，《贵阳府志》称仲家人“习华风，有呼为苗者，反唇相诟厉”[11]1607。还有部分则自诩为汉族名门后裔，如民国《贵州通志》言，“今郡苗多祝岑彭（东汉开国元勋），且自以为岑彭后也”[12]310。又有宋家苗、蔡家苗，民国《志》引《炎徼纪闻》曰：“宋家、蔡家盖中国人，相传春秋时，楚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微，遂流为夷。”[12]298 对于这种当地少数民族从汉人中认祖归宗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现可看到史籍中不少本地民族在追湖家世渊源时，往往将其先祖与内地拉上关系，这反

映了其中的某种文化攀附心态。”[13]89

三、鼓乐文化的延伸：鼓吹乐

除了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鼓乐外，当地还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鼓乐，即“鼓吹乐”，可谓是鼓乐文化的另一种形式。所谓“鼓吹乐”，“从其名称来看，乐是其主要特征，鼓为其主要乐器。鼓吹仪仗中除了作为警严用的角和鼓之外，旋律乐器仅有有笛子（或唢呐）一种，而鼓类乐器是其主要的组成，简称其为鼓乐。”[14]140

关于鼓吹乐的来源，有学者考证，贵州的鼓吹乐本来自军中仪仗之乐，随着明代“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大量的军队在此驻扎，便带来了军中鼓吹之乐。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音乐形式下移至民间，同当地故有的鼓乐文化结合，形成了服务于婚丧嫁娶等礼俗文化的音乐形态。

清代鼓吹乐的运用亦十分广泛。一如典礼。据《安顺府志》载，郡民成婚之日，“男父备彩轿、彩旗于门，请至亲男二人，鼓乐导婿至女门，名曰‘亲迎’”[15]303。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谓，“元宵遍张鼓乐，有龙灯、狮子花灯、爆竹之乐”，又其正月有祭汪公的习俗，十七日时，“备执事旗帜，鼓吹喧闹，迎至杉树林，观者如堵”。[1]376 又《桐梓县志》：“丧葬用鼓乐”[1]391。二如节庆。《平越直隶州志》曰：“（正月）十一至十六日，谓之‘灯节’。庭堂悬灯，城乡醵金制龙灯、妆故事从以鼓乐，遍行村坊。”[1]397 又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谓安顺地区，“元宵遍张鼓乐，有龙灯、狮子花灯、爆竹之乐”。《普安厅志》云：“八月十五日，民间以果饼相遗。置酒赏月，以此夜卜元宵晴雨。又于是夜以红绫裹冬瓜，置彩亭中，鼓乐仪仗，送乏子之家，取瓜绵之兆，谓之‘送瓜’。”[1]381

结论

贵州少数民族的鼓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铜鼓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其来源传说与诸葛武侯紧密相连，深刻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从文化仪式到生产生活，从原始鼓乐到传入的鼓吹乐，鼓文化贯穿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多个层面，成为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展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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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廖靖宇，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