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字母的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研究

1.绪论

1.1研究背景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也是思想最直接的展现样式，鉴于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十分丰富多样，客观事物的变化永不停歇，人们在彼此交际时传递的信息种类繁杂，语言于是成为承载思想的主要工具和庞大的思想承载者[1]。语言符号的核心要义是表达语义，其表达语义的基本模式有语音表义、语形表义这两种，这两种意义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从头到尾都没改变，语音表义是依靠声音的组合与变化来传递意义，而语形表义是凭借文字的形状、结构来传达意义，历史语言学持续不断的研究，为语音表义及语形表义研究提供了充足证据和理论支撑。通过追踪语言的演变发展路径，历史语言学家们梳理出语音和语形在不同语言里的表义规律，且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里的作用，历史语言学家们借助研究词根、词缀及词汇结构的改变，揭示了语音、语形跟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强化对语音表义跟语形表义关系的认知。

1.2研究目的

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研究结论均源自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其目的在于揭示语言变化的规律性、探索语言的历史关系以及符号的历史性演变过程。具体通过明确语音表义和语形表义的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作用，以语言发展变化的视角，探讨语音与语形在语言符号表义中的相互影响，通过对比实例，分析语音和语形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表义的影响，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表义的复杂性。

1.3研究思路

本文以历史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内外部重构法等进行分析。通过研究英语字母起源、词素组合规律，剖析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两者在词汇构成方面的体现。历史比较法着重对不同语言或者同一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语法以及词汇等要素展开对比分析，探寻相似之处、差异点以及对应联系，揭示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以印欧语系为例，当对词汇和语音进行细致比较后，能发现它们存在同源关系，借此便可进一步推测原始印欧语所具备的某些特征。内外部重构法系统总结语言演变规律里的音变规律，如：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等，精准阐述语音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系统性变化，这无疑为深入研究语音表义的演变提供了关键依据。而文字演变研究则将重点聚焦于文字形态的发展变革，从最初的象形文字，历经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的转变历程，能够清晰洞察语形表义的演变路径。

2.相关概念

2.1语音表义的概念

语音表义，即声音与语义间存在的系统关联，即某些词的形式或语音具有象征性意义，能引发人的联想，也被称为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2]。这种关联并非仅体现在语言音位的选取上，在音节的构成方式以及音素的组合形式中同样有所呈现。以拟声词来说，它们是对自然界声响的模拟，从而传递特定语义。比如：西班牙文“pitsi”，用来模拟抽鞭子时发出的声音；“burbujas”则用于描绘气泡发出的声响。这些实例说明，语音表义是语言使用者在漫长的社会实践进程中慢慢形成的，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使用习惯。分析语音表义的基本要素包括音位、音节和语调等方面，具体如下：

音位是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因为在音位学中，意义相同可以归位一个音位，用一个音位符号表示；但是只要原本的发音有细微的区别，就需要用不同的音位符号表示[3]。例如汉语中“b”和“p”，“bī”（逼）和“pī”（披），通过这两个不同的辅音音位区分出了不同的词义。

音节则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由音素（包括元音和辅音）组合而成，不同的音节组合承载着不同的语义。音节是单词中独立且连续的发音单元，通常以一个元音为核心，可单独构成音节，也可结合周围一个或多个辅音共同组成。

从语音形式看，音节一般由单个元音音素，或元音搭配一个或多个辅音构成；从书写形式看，音节通常以单个元音字母（或元音字母组合、成节元音）为核心，可单独成节，也可与一个或多个辅音字母共同构成[4]。从语音形式来看，例如：字母“ɑ”，通常读音是/æ/、由单个元音音素构成音节；而“cat”，读音为/kæt/，则是由元音音素/æ/搭配辅音音素/k/和/t/构成音节。再如“bike”，发音是/baɪk/，元音音素/aɪ/与辅音音素/b/、/k/共同组成了这个音节。从书写形式来讲，如：“i”（发音/aɪ/）、“o”（发音/əʊ/）是由单个元音字母构成音节；“bee”里的“ee”是元音字母组合，发/iː/，构成一个音节；“table”中，“a”是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t”、“b”共同构成音节，其中“a”发/eɪ/；“people”里“l”是成节元辅音，和前面的“peop”共同构成了这个单词的两个音节。

语调在非声调语言中尤为重要，如英语中，一般陈述句用降调，“It is an apple.”，而变为一般疑问句时，“Is it an apple？”，句末用升调，语调的变化改变了句子的语气和语义功能。语调研究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因此不再赘述。

总之，语音表义主要表现在音位、辅音丛构成的联觉音组（phonestheme）上。音位是最小的区别意义的语音单位。一个音位不仅具有区别性特征，而且蕴藏着潜在的内容。由于不同的音位发音时的舌位高低、口腔大小、嘴唇圆展等各不相同，其强、弱、刚、柔的发声属性也不相同，因而能引起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语义联想[5]。

2.2语形表义的概念

语形表义是基于文字形态所传递的意义，象形、指事、会意等文字学要素都包括在其中。象形文字通过描绘事物形象来表示意义，因此，它是最直观的语形表义方式，例如：汉字“月”就是月牙的形状；“上”短横在长横之上，表示方位；“明”字由“日”和“月”组成，日月交辉，表示明亮。

再如：英语字母A，顶部尖尖的，像箭头，所以有arrow一词，意为“箭、箭状物”，因为arrow看起来就像箭（A）一排排（row）地摆在那里，准备发射，双写r代表有很多排。字母A的象形意“箭”，可以引申出“尖锐的”、“尖角的”，所以有angle（角度），acute（尖锐的、锐利的），从“尖锐”之意可进一步引申出受尖锐物刺激产生的结果：“痛”，所以，英语中有ache（痛，疼痛），acid（酸痛的，酸）等[6]。

还有字母S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图形表示“象牙（tusk of elephant）”。腓尼基语中S称sin或shin，意为“牙齿（tooth）”，字形类似今日字母W。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将其侧转并命名为sigma（现常用作数学求和符号）。古罗马时代，字母S已形成今日形状。

另外，希腊字母创新性地纳入元音字母，成功填补了这一空白。以希腊语的“παιδί”（孩子）为例，其中元音字母的有序组合，使得发音清晰且精准，让这个单词与其他词汇在语音上形成鲜明区分，进而准确表意。元音字母的加入，赋予字母系统更为强大的功能，能够全方位、精确地捕捉语言发音，为语音表义打造了更为完备的载体。

总之，语形表义是属于多维度范畴的概念，囊括从汉字象形、指事到印欧语系构词形态所发生的变化等多个方面，对该概念的研究不仅揭示出语言符号的内在规律，同样为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撑。

2.3历史语言学方法

19世纪西方社会中所出现的自然科学变革，历史语言学由科学引起，受科学带动发展，且自身表现出属于科学形式的理论发展情形。科学的演进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7]。因此，历史语言学方法是研究语言变迁及其历史演进的关键工具，其核心目的是对语言的过去事实进行分析，以揭示语言的起源、变化规律以及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惯用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等。历史比较法的定义是，经过对比存在亲属关系语言的对应成分，重构原始的共同语，如同比较英语“father”、德语“vater”、拉丁语“pater”之类的，可估计原始印欧语中表示“父亲”的那个词。内部拟测法则说的是依照一种语言内部的共时结构规律，猜想其历史阶段的演变，如：就现代汉语里一些不规则的语音、语法现象而言，臆测古代汉语的发展变动态势。

掌握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可以更好的了解语言发展史，语言的演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从一些语言中有关农业词汇的形成和发展，可了解古代农业文明情况。同时，有助于认识语言的发展规律，为语言教学提供参考，也为语言的共时研究提供历史维度视角；它还可以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帮助我们认识濒危语言的历史价值，推动语言保护政策的实施等。

3.英文字母的语音表义

3.1英文字母的语音起源

现代语言学的普遍观点认为，从语言谱系来看，英语在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的分类体系中，归属于日耳曼语族（Germanic Group）下的西日耳曼语支（West Germanic Branch）。其早期形态古英语的产生，可追溯至盎格鲁—弗里西语、古撒克逊语等源头，甚至能探寻到原始日耳曼语（Proto-Germanic）的演化脉络。在文字形成层面，英语的书写系统与古希腊文字存在历史关联。古希腊字母的起源通常被认为与腓尼基文字（Phoenician Alphabet）相关——这种被视作现代字母文字雏形的文字体系，其演化源头可进一步追溯至原始迦南文字（Proto-Canaanite Alphabet）[8]。

英语作为典型的表音文字，同时，部分单词的语音形式与其语义之间存在潜在关联性，即特定词汇的语音或拼写形式可通过象征性特征引发语义联想，这一语言现象被学界称为语音象征（Sound Symbolism）。从拟声构词角度看，此类词汇通过模拟自然声响实现音义联结：一是动物拟声，如"cuckoo"的发音直接模仿布谷鸟的鸣叫声，“owl”的语音特质与猫头鹰的叫声形成听觉联想，“moo”对应牛的"哞哞"叫声，“quack”则模拟鸭子的"呷呷"叫声。二是器物与自然声响模拟，“clink”、“tinkle”、“jangle”等，这些词通过辅音连缀（如/-kl-/、/-tɪŋk-/）象征金属碰撞的清脆或刺耳声响；“splash”、“splosh”、“drizzle”则以重复音节或特定元音组合（如/-æ-/、/-ɒ-/）模拟水花泼溅、细雨滴落的动态音效。通过上述例证，李玉华[9]认为，英语语音系统中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性功能，其语音形式不仅是语义的载体，更通过音义的自然关联构建起独特的认知映射机制。

再如：字母B是浊声双唇塞音（voiced bilabial stop），它的本义是“阻挡”、“爆破”，例如：ban（禁止）、balk（妨碍；阻碍）；引申义是“束缚、绑住”、“鼓胀”、“包围”、“打击”、“二或两”，例如：“bind（捆绑；束缚）”、“bundle（打包、捆成一包）”、“belt（皮带、腰带、安全带）”。

还有，字母F是清声唇齿摩擦音（voiceless labiodental fricative），发/f/时声带不震动，上齿尖轻轻接触下唇，但不阻断空气，气流仍会从上齿下唇中间的缝隙间摩擦逸出，发出类似“呼呼”的声音。但碍于齿唇的阻挡，所消耗的气息比别的子音多，但发出的声音响度却很低，可成为徒劳无功的虚音。其本义是虚，发/f/时，虽然费力吐气，但只依稀听到“呼呼”的虚音，因此这个音可代表轻的物体，如；“英文单词（羽毛）”或虚而不实的东西，如“英文单词（雾气）”、“英文单词（泡沫）”等，例如：“fuzzy（覆着细毛的）”、“feather（羽毛）”、“foam（泡沫）”；引申义有“虚假构造”、“摩擦生热”、“徒劳无功”、“虚弱、愚笨的”的意思，例如：“fib（小谎话）”、“fantasy（空想，幻想）”、“fiery（燃烧的，热的）”、“fiasco（大失败）”、“foolish（愚蠢的）”。

腓尼基人进一步简化了语言符号，形成22个纯辅音字母，元音无标记性，腓尼基字母的“辅音中心制”为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其简化性与表音性使其成为跨文明传播的关键媒介（如：通过希腊、拉丁字母影响欧洲，通过阿拉马字母影响中东、北非文字）。而且线性的书写很适合贸易交流，实现了语音与符号的直接对应，极大地提高了记录语言的效率。拉丁字母又是在希腊字母的影响下形成的，罗马人最初使用的拉丁字母有23个字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发展，逐渐补充完善。拉丁字母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众多语言的书写基础，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在语音表义上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对应固定的发音，例如字母“a”在开音节中通常发/eɪ/音，如：“cake”/keɪk/，在闭音节中发/æ/音，如“cat”/kæt/，这种规范的发音对应使得语言的语音表义更加准确和稳定。

总之，字母系统起源能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地区，且经过了腓尼基、希腊和另外一些文明的逐步演进与提升。虽然其具体起源依旧有争议存在，但腓尼基字母无疑为现代字母体系打下了基础。这一系统的传播和衍变不仅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展，同样展现了书写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

3.2英文字母语音表义的演变

语音表义的演变可划分为两类：历时的变动和共时的变动。历时变化讲的是音位或音系随时间进行演变，如：在中古英语这一时期，“o”的发音在一些状况下跟现代英语不相同。好比单词“goose”，从中古英语来看，“oo”组合的发音更接近 /o：/，而现代英语里其发音为 /u：/。另外，在古英语中，“o”在一些单词中发 /ɔ：/，如“hot”，到了现代英语中，在一些方言里仍保留 /ɔ：/ 的发音，而在标准英音中常发 /ɒ/，在美音中则常发 /ɑ：/。。共时变化指的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由于发音习惯或语言接触等原因导致的语音变化。例如，古英语中，辅音/p/变为/f/，拉丁语“pater”与英语“father”同源词，这里原始印欧语中的/p/音在英语中变为了/f/音，这就是典型的共时变化。英语历经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辅音转移（Cconsonant Shift），生成了当代英语标准音。值得留意的是，部分古音及方言的发音依旧保留着语音演变前的迹象，例如：处于古英语跟一些英语方言之中，留存着语音演变前的迹象。处在古英语流行阶段，“house”这个词发音更贴近/hus/，而现代标准英语中，其发音为/haʊs/。在一些苏格兰方言跟部分美国南部的方言里面，依然保留了像古英语一样的发音，把“house”念成/hus/，这展现出古音在方言中的留存事实。这些语音范畴的共存性变异现象，为探究英语语音的基本法则与语言变迁经过提供了重要参照，有利于强化对英语语音体系的深度认知，增强语言学习效果。

语音变化的动因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以具体维度结合实例，分析如下：

一是，生理机制的驱动。人类发音器官的生理构造及其进化轨迹，往往为语音演变设定基本方向。中古英语至现代英语的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过程中，长元音发音位置整体向“高、前”方向移动，例如：古英语/ɡāse/演变为现代英语/ɡi：s/“geese”，这一现象可归因于口腔开合度与舌位调节的生理便利性，体现了从复合元音向单元音简化的普遍趋势。

二是，自然环境的塑造。地理气候条件可能通过影响发音方式促成语音变异。如：生活在寒冷干燥地区的族群，因呼吸道需要预热更多空气，可能倾向于产生更多浊辅音或低元音；而热带湿润地区的语言中，清辅音与高元音比例较高。例如：因纽特语（Inuktitut）中大量喉音的使用，部分源于极地环境下口腔肌肉的紧绷状态。

三是，省力原则的作用。发音经济性原则常导致语音简化或同化。例如：古英语“nihtes（夜晚，属）”经省力演变，逐步脱落词尾辅音，最终成为现代英语“night's”。

四是，语言教育造成的影响后果。早期语言习得环境下的语音示范差别，大概会引发代际语音的变动。例如：20世纪美国南部那片地带的非裔英语当中，部分孩子鉴于接受了标准化语音教育，逐渐把方言里的“ain't”换成“isn't”或“aren't”，反映出教育体系对语音规范重塑所起的作用。

五是，政治因素的搅扰。国家政权更替或者语言政策干涉也许会造成语音标准的变动。例如：法国大革命告一段落后，为增进民族的认同感，雅各宾派促进法语拼写改革的实施，用强制方式统一语音标注，把“hue”改为“hui”，来实现发音的规范。

六是，族群接触的催化。外族入侵或移民潮常引发语音系统的混合变异。诺曼征服后，古英语受古法语影响，引入了/v/、/ʒ/等新音位（原英语仅含/f/、/ʃ/），且部分词汇发音发生重构，例如：“castle”源自法语“château”，语音从/'ʃætəʊ/演变为/'kɑːsl/。

七是，社会文化的导向。时尚潮流或阶层认同需求可能推动语音创新。例如：现代英语中，年轻群体为追求个性，常将“thanks”发音为/θæŋks/（强化鼻音）或“cool”发音为/kuːl/（拖长元音），此类语音变体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成为特定社会风尚的语言标识；又如：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模仿法语的“r”音颤音发音，形成短暂的语音流行趋势，亦属此类现象。

综上所述，语音变化是生理基础、环境压力、社会动力等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复杂性既体现在单一动因的多向影响，也反映在不同因素的交互叠加中。语音表义的演变可以通过许多历史语言证据来证明，语音与语义之间的联系并不始终是非任意的，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关系[10]。维尔纳定律（Vernrer’s Law）对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进行了拓展与细化，揭示出在特定语音环境中，日耳曼语里清擦音的发音，会因重音位置的不同而产生变化。这种语音演变的复杂特性说明，语音和语义的关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于漫长历史进程中持续发展与演变。

4.英文字母的语形表义

4.1英文字母的语形起源

现代英语的发展途径可能分别是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辅音-音素字母文字、希腊元音-音素字母文字、拉丁文字、现代英文。也就是说，现代英文字母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则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的，而腓尼基字母主要是依据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制定的。因此，现代英语字母在起初的象形文字中均可以找到其象形的指称依据。英语字母最初都是描摹某种动物或物体形状的图画，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些图画进行不断演变，演变成为拉丁字母、现代英文字母，且每个字母都蕴含其特定的含义。例如：字母“A”表示“公牛”；“B”表示“帐篷”或“房屋”；“C”和“G”为同源字母，意为“投降的棍棒”，而后在腓尼基字文则意为“骆驼”；“D”表示“门扇”；“E”表示一个“举起双手叫喊的人”；“F”、“V”、“Y”表示“钉”、“桩”、“栓”、“钩”；“I”表示“展开的手”；“K”表示“手掌”的；“M”表示“水”；“N”表示“蛇”；“O”表示“眼睛”；“P”表示“嘴巴”；“R”表示“人头”；“Z”表示“武器”等等[7]。

古腓尼基字母可以“看图知义”。郑声滔[11]认为：即使作为拼音文字，其字母的来源也与象形有一定关联。英语字母A就来自于腓尼基字母A，A在腓尼基字母表里写作“∀”，即形状像一只公牛的牛角，读作“aleph”，就是“公牛”的意思。因为牛对古代腓尼基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牧畜，牛肉可作为食用，牛皮还可制成皮衣，因此，“∀”成为腓尼基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在英语体系中，首字母“A”呈顶端尖锐之态，其形态恰似箭头。以此象形特征为源，衍生出“arrow”一词，意为“箭、箭状物”。从语言形态学视角分析，“arrow”的视觉呈现仿佛箭矢（A）成排（row）列阵，蓄势待发，其中双写字母“r”暗含多排箭矢齐整排列之意。由字母“A”的“箭”之象形含义可进一步引申至“尖锐的”、“尖角的”，进而催生了“angle（角度）”、“acute（尖锐的、锐利的）”等词汇。而从“尖锐”之意又能延伸至因尖锐物体刺激产生的感受，例如：“ache（痛，疼痛）”、“acid（酸痛的，酸）”等词便由此而来。此外，字母“A”亦可直接构成象形字母词，直观传递其形态语义。例如，“A-bracket（人字架，双推进器船的推进器架）”与“A-tent（A型帐篷）”，均通过字母组合形象勾勒出对应事物的结构特征。

又如，字母“C”像弯曲的物体，常表示“弯曲”、“环绕”，例如：“curve（曲线）”、“circle（圆圈）”等。字母“I”，原始象形义“手指头”，在二十六个字母中，“i”的外形最小，因此字母“i”有little（小、少），hit（一点）、bite（一口）之意。字母“i”的组合表义会更加的丰富，能够表达更复杂和特定的意义。例如，词尾“-ion”通常表示抽象的行为、过程或状态，比如“action（行动）”、“education（教育）”。在演变过程中，字母的形状和发音逐渐固定，但其原始的表意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或演变。英语中的单个字母也是表义的，而且一些字母具有较为明显的原始表义痕迹。

4.2英文字母语形表义的演变

英语字母则是先被学者认为表音，再到后来深入研究发现，从字母形态角度分析，字母“g”的上半部分与字母“o”的形态具有关联性，而字母“o”在符号象征体系中常被赋予“太阳”的语义指代。据此可构建如下阐释，在字母“g”的形态逻辑中，其上部的“o”形结构可视为对地球白昼状态的隐喻——白昼时分，地球上方悬置一轮圆形太阳，此为该字母构形的第一层象征语义。另一方面，字母“g”右上角的短横线具有方位学隐喻特征。在传统方位认知框架中，右侧常与东方形成符号对应关系，因此该短横线可解读为太阳于清晨从东方升起的视觉化符号表征。这种构形元素的组合，实质是将自然现象通过符号化手段融入字母形态建构的认知过程[12]。字母O可追溯至古埃及象形文字，其形象是“眼睛（eye）”。眼睛是心灵之窗，闪族人将这个字母读作ayin（意为“眼睛”），符号逐渐演变为圆形。腓尼基人去掉字母O内的小圆圈，使其呈圆圈形，罗马人将其改为椭圆形。现代英语字母O的形状沿用拉丁语O。字母O的本义是眼睛，引申义有“全知”、“全部”、“财富”，例如：“omnipresent（无所不在的、普遍存在的）”、“opulent（大量的、财富的、富裕的）”。引申义还有“睁开、闭上”，例如：“opaque（不透明的、不透光的）”、“overt（公开的、公然的）”。

综上所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展历程中，部分符号从单纯表意逐步向表音方向转变。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为证，石碑上不少符号兼具表意与表音的双重功能。这种演变极大地拓展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功能范畴，它不但能依靠生动形象的图形来传达具体事物和抽象概念，还能借助表音符号更为精准地记录语言发音，充分展现了文字语形表义在顺应语言表达实际需求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5.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的关系

语音表意跟语形表意是语言符号表意的两个主要手段。语音表义主要依靠声音的物理特性去传递意义，着重声音的模仿跟表达，而语形表义则借助文字的形体结构和其引申意义，靠文字的形体结构传达意义。两者在语言里相互依存，共同形成了语言的表意架构。这种繁杂的表意模式不仅加大了语言符号的表达能力，也呈现出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与多样表现。张高明[13]论述，鉴于英语字母有表音与传达意义的功能，其单词创造模式至少能归纳成三类：一是，仅仅依照口语发音确定单词拼写形式；二是，依靠象形逻辑以构建词义关联；三是，将前两种方式融合，形成音意结合的造词途径。从单词构成这一维度分析，某些英语单词的字母只承担表音的功能，这类词汇大多是采用记录口语发音的形式生成；另一类单词的字母同时具备表音及表意的双重属性，其形成以象形造词法为支撑进行语义的建设。

在语义建构过程中，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的互动通过字母的音形关联形成独特机制，以字母S和K为例可清晰展现这一过程。

字母S的语音/s/常与“滑动”、“细碎声响”或“曲线形态”相关联，其书写上的蜿蜒曲线恰与语音传递的语义形成视觉呼应。例如：“slink”（潜行），/s/音模拟物体轻擦而过的细微声响，字母S的曲线形态暗合“蜿蜒前行”的动态意象，音形协同勾勒出“偷偷摸摸移动”的语义；“slash”（劈砍）中，/s/音传递利刃划破空气的尖锐摩擦感，字母S的斜向曲线则似刀刃挥砍的轨迹，语音的听觉联想与语形的视觉隐喻共同强化了“猛力切割”的动作属性。

字母K的语音/k/往往与“坚硬”、“撞击”或“突兀动作”相关联，其书写上的直线与锐角组合成为语义的视觉化符号。例如“kick”（踢），/k/音模拟脚部撞击物体的短促声响，字母K的垂直锐角形态仿佛象征脚尖发力的瞬间，音形结合凸显动作的突发性与力度；“skull”（头骨）中，字母K的/k/音传递骨骼碰撞的坚硬质感，其书写构形的棱角分明与字母S的曲线形成对比，共同构建出“颅骨坚固形态”的语义联想。

上述例子表明，英语中语音表义与语形表义通过字母的音值特性与形态特征形成有机整体，二者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听觉感知与视觉符号的相互映射，共同完成词义的立体化构建，为词汇的语义生成提供兼具音理与形理的双重理据。

从单词的整体形状上来看，某些单词的拼写形式与所表达的概念有一定的视觉关联。比如“zigzag”，这个单词的拼写形式就像是锯齿状的线条，形象地表达了“曲折的”、“锯齿形的”含义。也有某些单词构词字母较多，通过其复杂的语形暗示所描述事物的复杂性或多样性。比如“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其冗长繁杂的语形让人联想到它所代表的复杂的政治立场或者观点。

.对外语学习的启示

Wilkins[14]认为，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外语教学提供见解，提供启示或者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在学习外语的时候，通常会难以学习单词的拼写规律，仅仅机械记忆，这样对于语言的学习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更好的去掌握外语，就需要语音表义和语形表义相结合，将抽象、发散的思维和发音联系在一起，时刻提问，为什么要这样拼写？为什么这样发音？主动寻找单词组合规律。历史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库，可以在本质上去探究一种语言的规律。Arteaga[15]研究发现，参照历史语言知识，可以使学生更有效、更准确掌握法语的拼写和发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态的屈折变化和部分语法结构。

当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过程中，常常运用的学习方法是机械的死记硬背，背单词的时候下意识靠发音记单词，但是只是照着音标去念，并不知道原因。如果可以从根源上去理解和学习新的语言，语音表义和语形表义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单词的含义和记忆单词，从语音和语形的角度挖掘语义，能加深对词汇的理解和掌握。语音表义和语形表义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为语言研究和英语的学习提供了独特视角，尤其是可以帮助学习者更迅速、更牢固的掌握单词词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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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厦门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音位形态学视域下中学英语词汇认知与习得模式研究”（22025）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专项“音位形态学视阈下英文字母表音与表义研究”（JSZW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