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迥同
申悦雯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作者简介:申悦雯(2000-),女,汉族,辽宁沈阳人。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摘 要:阿甘本与马克思,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其“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议题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深刻的交汇。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理论,为后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阿甘本则在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个体解放的议题,尤其关注生命政治学与“赤裸生命”的解放。尽管两者在理论路径与具体实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阿甘本的思想深受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革命理想的启发,探讨阿甘本对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独到见解,同时分析二者在目标与实践方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由此汲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阿甘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共同体
一、阿甘本与马克思:目标与精神的相通性
(一)终极目标相通:致力于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参考文献
[]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共产主义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与超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工的固定化,人的劳动被异化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活动,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人,反而被劳动所奴役。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本身,还渗透到人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生存方式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旨在消除这种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消除阶级对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人们自愿的、创造性的活动,人们将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工作方式。同时,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空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才能和兴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阿甘本的理论则更多地从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维度出发,探讨了人的异化问题。他提出了“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概念,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被剥夺了所有社会身份和政治权利,只剩下纯粹的生物性存在。这种“赤裸生命”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异化状态,个体在失去了社会归属和政治保护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阿甘本认为,现代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往往成为维护这种异化状态的工具。例如,通过划分“合法”与“非法”、“公民”与“敌人”等二元对立,社会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使其成为“赤裸生命”。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对这种异化状态的彻底否定和超越。他主张通过消除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的二元对立,恢复个体的社会身份和政治权利,使每个人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
马克思强调通过消除阶级对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使人们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阿甘本则主张通过消除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的二元对立,恢复个体的社会身份和政治权利。两者都认为,只有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人类才能真正摆脱异化状态,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内在精神的一致:革命与批判精神
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最大的共性,在于两者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革命与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其根本结构和本质的深刻揭示与否定。
1.革命的缘起:对现有秩序的彻底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示,尤其是其对人类劳动和人类自由的压迫。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化和商品交换把人类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关系,从而使人类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与自由。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要打破这种商品化的生产方式,恢复人类对自身劳动的控制,从而恢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阿甘本的批判虽然关注的是现代国家和生物政治对个体的控制,但其批判的核心与马克思类似,都是指向现有政治与社会结构中的压迫机制。阿甘本强调,现代国家通过法律、政治、经济等机制,创造了一个“裸命”状态,将个体从社会的“正常”生活中排除并限制其自由。阿甘本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直接提出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具体方案,但他同样关注如何从根本上解构现代社会中对个体的统治性关系,推动个体从国家和资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2.革命的方向:超越现有秩序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指向的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无阶级、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革命不是单纯的政治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现了一种彻底的社会解构与重建。阿甘本的革命理念,尽管更为哲学化,仍然保持了这一“解构-重建”的思维框架。阿甘本并不直接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是提倡通过重新思考共同体的可能性,尤其是通过“聚合”来解构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在阿甘本看来,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历史上已知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历史的动力,推动着个体从现存的政治秩序中走向解放和自由。这种解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是对个人存在、社会关系及政治结构的深刻批判与重构。
3.革命的目标: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统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基于阶级解放的历史性运动,强调通过革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阿甘本的共产主义虽然不直接从阶级出发,但其深刻的批判和革命精神指向的是同样的目标:即个体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法制压迫和社会排斥中获得解放。在阿甘本的视野中,真正的“革命”不仅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改变,更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重新组织与重塑,推动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在具体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在内在精神上有着深刻的共性。都体现了革命与批判精神,不仅指向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结构的根本批判,也指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阿甘本通过“聚合”的概念,展现了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彻底解构,而这种解构的目标,正是为个体和共同体开辟新的自由空间,这与马克思的革命理想在精神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通过这种革命性批判,阿甘本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追求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上高度契合。
二、阿甘本与马克思:实现方式的差异性
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路径。在阿甘本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批判,更是对国家权力与人类自由的哲学思考。阿甘本通过对“主权”概念的分析,重新审视了“共产主义”所面临的政治实践与哲学难题。
(一)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差异——生命政治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根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深刻剖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积累等经济手段构建起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必然会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实现,革命的目标是通过公有化生产资料,消除阶级差异,从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消亡必然依赖于政治经济学上的根本变革。这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根本冲突的解决。无产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摧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从而消解剥削机制,实现一个不再依赖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社会形态。
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将批判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上,而是转向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生命政治”对个体生命进行控制和管理。阿甘本在其著作《裸体》中提出,现代国家的权力不仅仅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控制来进行统治,更通过对人类生命的管理来实现对个体的支配。他的思想深受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基于生命政治的统治结构。[[[] (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M].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53.]]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概念揭示了现代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机制(如法律、卫生、教育等)对个体的生命进行管理、控制与排除。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生物性管理,使得人类的生存状态成为政治力量的施展场域。在阿甘本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机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更是通过生物政治实现对个体生命的统治和排除。通过对生命的管理,现代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即工人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被剥削,连他们的生命本身也被异化和政治化。
总体而言,阿甘本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上存在深刻差异。马克思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革,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而阿甘本则通过生命政治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管理和排除实现政治统治,强调通过消解生物政治和“裸命”的状态,重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治理的自由共同体。
(二)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主体差异——无阶级与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是阶级斗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无产阶级是当代社会中最具革命潜力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848:10]]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于资本家(资产阶级)与工人(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对立,而这一矛盾最终会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崩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因为无产阶级被剥夺了所有生产资料,处于没有“任何利益”的社会状态,唯有通过推翻现有制度,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而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是要消除经济上的剥削,还包括政治上的压迫。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并非一个异质的群体,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它的团结和统一是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实现的。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地位时,它便能够形成阶级斗争的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
与马克思侧重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观点不同,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加强调“无阶级”社会的构建。阿甘本并不关注某一特定阶级的斗争,而是探讨如何消解所有形式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和人类解放。阿甘本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不应局限于某一阶级的解放,而应超越阶级的分化,解构现代社会中的所有权力关系和对生命的管理。阿甘本提出,现代社会不仅存在阶级的压迫,还有对个体生命的剥夺和管理。阿甘本的“无阶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消失,而是指所有社会差异和身份的消解。在他的理论中,关键的不是推翻某一特定阶级,而是通过消解“赤裸生命”的概念,使所有人都能获得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尊严,旨在实现个体生命的完全自由与平等。阿甘本的“无阶级”构想不再依赖传统的阶级主体,而是通过解构现代社会中的权力机制来实现社会的普遍解放。这种解放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身份和差异,使个体能够超越社会结构中的分类和分化,达到一种无阶级、无差异的存在状态。
总的来说,阿甘本与马克思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阶级主体构建上存在深刻差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强调阶级对立和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共产主义;而阿甘本的“无阶级”思想则提出了一个区别于阶级对立的社会愿景,强调通过解构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差异和权力关系来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这两种思想不仅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变革视角,也为当代理论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放路径。
(三)构成共同体的路径差异——时间维度与革命维度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的。根据这一理论,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并非通过自发的或和平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进程是线性的,并且以某种方式指向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之后,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视角中,时间是历史发展的线性展开。每个历史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果,并且带有其必然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每一步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通过阶级斗争这一动力,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中孕育出来。革命不仅是对现存秩序的推翻,也是历史逻辑中的必然进程。
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同,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更多聚焦于时间维度,特别是他对“当下”(present)与“现在”(the present)的强调。在阿甘本看来,共同体的构建并非通过未来的革命性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对现有社会结构的深刻解构,打破当下的时间枷锁,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共同体形态。阿甘本与马克思不同,他并不认为历史是线性进展的,而是通过对当下的转变来推动社会的重构,即弥赛亚时间。弥赛亚时间并不是以传统历史观中的时间延续性为基础,而是一种断裂性的时间,是一种“即刻到来”的时间,这种时间不是线性的、连续的,而是对常规历史时间的解构。这是一种“等待”的时间,这种等待并不是对未来某个历史事件的期待,而是对当前存在方式的深刻反思与潜在转变。在阿甘本的思想中,“革命”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种对“现在”的解构。弥赛亚时间为这种“现在”的革命提供了一个场域,在其中,过去与未来的界限被打破,传统的历史线性进程被重新审视。
总体而言,阿甘本与马克思在共同体构建路径上存在显著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历史的线性进程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强调革命的历史性与未来目标的实现;而阿甘本则通过引入弥赛亚时间这一非线性时间概念,提出了一种基于当前生活与存在的共同体构建方式。
三、思想融合与当代启示
阿甘本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批判视角与实现路径上虽存在差异,但二者的理论资源具有互补性,并为当代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阿甘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各种制度将个体的生命转化为“赤裸生命”,从而进行控制和剥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权力和资本的紧密结合使得这种控制机制更加普遍和深刻。资本主义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影响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它还通过控制社会资源、文化生产和教育体系等手段,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体的生物政治管理。这一现象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不断通过技术化的方式压制个体的自由发展,使个体逐渐沦为一个“赤裸生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身份上,都无法摆脱资本与权力的控制。他的批判指向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压迫性机制,但在这一理论框架内,也为重新审视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契机。对于中国而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日益渗透的当今世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显得尤为重要。在阿甘本的思想中,虽然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充满悲观色彩,但他同样呼吁对现有社会结构的解构,并倡导一种超越生命政治统治的理想社会状态。尽管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充满了哲学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核心思想对当代中国仍有深远的启示作用,即必须通过理想的共产主义信念,反对生命政治下的个体控制,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只有通过强化共产主义理想,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才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实现个体真正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促进新时代生命政治进一步发展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关注如何构建一个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在尊重个体生命权利的同时推动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提出,现代国家不仅仅是控制国家领土和治理公民的机器,它同样是一种深刻影响和调节“生命”本身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个体的生命状态、权利和自由往往被政治权力所重构,成为一种资源或对象。赤裸生命在现代社会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国家的“生死权”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全球生命政治体系。这提示我们,面对全球化及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称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避免个体生命沦为“赤裸生命”,是中国社会亟需思考的重要问题。例如,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越来越依赖技术化和数字化,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对个体的过度监控和生命政治的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在加强科技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同时,保护个体的生命权利和自由,避免技术对个体生命的压制和异化。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推动生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新时代中国不仅要强化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保障,还要通过改革开放中的制度创新,构建更为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
(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
“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组织的系统,也不是一种政治形态,而是指一种生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已经消解了所有的排他性和边界。”[[[] (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M].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22.]]阿甘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并非传统意义上以经济或政治权力斗争为中心的共产主义理论,而是从“共同体”这一更为基础性的概念入手,探索人类生活的共享条件。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一书中,阿甘本强调共同体的关键特征在于其“非排他性”,即它并不依据某种外在的身份认同来界定成员,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共同体内在的共同性来维系。这一思考为当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供了哲学上的基础,后者强调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未来,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责任感和相互依赖。
在阿甘本看来,“共同体的形成,不能通过一个‘外部的’或‘先在的’身份来确定。”[[[] (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M].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4.]]真正的共同体不应通过外部认同(如国籍、种族、性别等)来划定边界,而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关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这种共同体的核心并非凝聚于某种固有的社会身份或政治共同体上,而是在于个体对共同命运的承认与承担。这一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得到了体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全球的每个个体都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贫困、战争、健康等全球性挑战。这一理念不仅超越了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狭隘利益,也体现了全球人类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阿甘本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应该从‘我’到‘我们’的转变,这种转变必须发生在对生命的‘共享’之上。”[[[] (意)吉奥乔·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M].相明、赵文、王立秋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50.]]阿甘本的共同体理论为这一构想提供了可借鉴的哲学倾向,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共享人类生存条件为前提,消除人为的边界和排他性,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