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内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面临重大考验。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党员规模的快速扩大，党内出现了部分党性不强、作风不良和党组织松散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亟需在党的路线方针、党员思想等方面形成共识。实践证明，党通过推进组织制度建设和思想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为重要着力点，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了自身重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锻造了强大、坚定、有组织的领导核心。

一、延安时期党内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

1.明确制度建设的核心原则和根本遵循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同样也是制度建设的核心原则。理清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机理，是构建科学制度安排的前提。而党章则是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既有对民主集中制的确认，又有对各领域制度的科学表达。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均是这一核心原则和根本遵循展开的。

延安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原则，逐渐形成了系统科学的认识。1937 年，毛泽东指出，为了“把全党团结的像钢铁一样有力量”^[1]278 ，必须要将党内民主贯彻党的各级组织、重大政策方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从而调动全党积极性。党内民主并非绝对民主，而必须恪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为“四个服从”。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能够实现民主和集中的对立统一。为贯彻这一制度，党中央在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

党章是规定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共七大科学总结了对党成立之后领导革命和进行自身建设经验与教训，产生了党自诞生以来第一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七大党章明确将民主集中制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将进行党内选举、遵守党纪和无条件执行决议等提高到贯彻民主集中制基本条件的高度；另一方面，七大党章明确将“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2]536 同时，党根据七大党章“迅速地、严格地整编自己的队伍，磨炼自己的组织上的武器”[3]499，对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2.以组织制度建设确保全党绝对服从中央

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是由“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 ^[3]457 。延安时期党组织方面制度建设致力于明确党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之间的关系，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

规范组织结构体系以确保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一，完善中央领导机构制度体系，明确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三个重要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提高了领导效率；第二，重视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对于实现党中央对各地党组织领导的重要作用。中央委员会按照实际情况在地方设立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代表中央领导地方，“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 ^14]770 至于中央分局成员，则由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中央批准任命。同时，中央分局掌握任命区委书记之权力，地方党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 ^′′(5)424 ；第三，对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及其权力行使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各中央局、中央局分局之下，自上而下设置区党委员会到支部党委员会等六级组织。各级党委均应实行党委责任分工制和集体领导，各级组织通过民主选举在党员中选举产生常务委员，进而组成常委会统筹处理各项事务。而重大事项、决议的实行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进而形成了党中央通过中央分局，实现了地方各级党组织、地方政府和军队等一切组织的领导。

完善党员干部管理制度以打造高质量干部队伍。组织成长是组织内个人成长的集合，科学的党组织制度既需要严谨规范的组织结构体系，又需要高质量的党员管理体系。第一，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一方面，能够有效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用人政策；另一方面，任用能够“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 ^[6]1057 的党员，有利于推动政策方针的贯彻，推进各方面事业的发展；第二，完善党员干部监督制度。一方面，探索成立纪检监察机构和请示报告制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七大党章均强调要设立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组织选举产生，对党组织在贯彻中央决策、账目等方面进行监察；另一方面，完善党员干部审查制度。党中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将党员队伍中的异己、投机分子予以清洗，同时对不执行党的决议、违反党规党纪的党员，按照实际情况给予警告、开除党籍等处分。

3.以思想理论教育制度建设解决党员思想问题

延安时期，党中央深刻意识到，必须加强马列宁主义教育、党的教育和阶级教育，解决党员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提升党员对理论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由此，党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制度体系，实现了党员的发现问题与改正问题、提高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统一。例如：中央颁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规定，规定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设置中共党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作等课程，强调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干部，同时，重视对政治、业务、文化的学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确定了支部教育、党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等多种形式。

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机制。第一，确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开展党内批评，必须坚持集中整顿与日常批评相结合。针对党内存在的共性问题，集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进行教育整顿。对于党内的日常批评，通过制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件，要求党员进行自我批评必须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第二，重视“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毛泽东强调“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 ¹⁹259 ，发挥领导者的示范作用，规定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参加支部生活接受其他党员批评。总体来说，对于党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必须严肃批评，以使其符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而组织上的处理则要从宽，重点在于帮助党员改进和总结经验教训。

二、延安时期党内制度建设的主要特征

1.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

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既是解决现有问题的应对之策，又是党坚持远大理想、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之举，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党内法规的教育和执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部分支部“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 ¹⁵¹489 ，有些党员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等，从而有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决定法规的出台以及一系列干部教育制度的完善，这些重要制度产生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与之前的制度前后呼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体系。从更深层来看，党能够通过制度建设解决现实问题根本源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使命担当。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共产党员应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有了直面问题、刀刃内向的勇气。延安时期正是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的关键时期，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在民族战争中，党员应在各个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在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学习理论等身体力行，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实现建设新中国的重要目标。由此可知，制度坚持建设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通过制定并实施纪律、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法规解决各领域方面的问题，体现了以自我革命调动一切积极性推动社会革命的主体自觉。

2.坚持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统一

延安时期的制度建设呈现与思想建设紧密结合的特征，这一时期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为推进制度建设提供思想指引；同时，面对形势的转变，党内暴露出理论素养不足等弱点，对于理论的学习便成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党员干部分布在全国各地，必须有组织的学习，通过系统的学习制度使党员的理论学习有规可循在日常的学习中，党明确指出“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学习的领导责任，属于各级宣传部” ¹⁷249 ，为理论学习提供制度保障；对于具体的关于学习方法，强调“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 ¹⁹234 ，在学习中产生并完善关于理论学习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安排提高了党员进行理论学习的效果。以党的高级干部秦基伟为例，虽然他文化水平有限，但仍然坚持按照规定撰写学习、日记，从最初较为简单记录，到分析单个事物的特点，最终在分析调查资料基础上撰写《地方武装的特点》一文，能够“从地方武装的群众性与地方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全面性与复杂性、分散性与广泛性几个方面阐述了本人对地方武装建设的见解” ^[8]133 。可见，通过执行“写笔记”的硬性规定，党员对理论的理解不断深化。总之，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而又形成了新的制度规定，并为之后所采用；而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对制度的敬畏与认可度均得到极大的提高。

三、延安时期党内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

1.保障党的团结统一

“党是矛盾的结构” ¹³319 ，是由党中央、党的各机关的结合，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便是解决这一结构中矛盾之处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通过规范组织结构体系，构建上通下达、运转高效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当党员违反党的纪律时，干部的审查机制便会发生作用，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便会被清除出党，确保“四个服从”的实现，使党组织上的一致；解决其中的矛盾，一靠发展党内民主的制度规定，包括民主选举、集体领导、保障党员提出意见与建议的权利等重要制度和规定，集中广大党员的智慧；二靠思想理论教育解决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宏观的制度设计，又有具体的学习规定，党员在贯彻学习要求和制度的过程中进行自省，对纪律和制度的遵守由被迫转为自觉，实现思想上的一致。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相辅相成，组织制度的发展强化纪律、原则的刚性约束，增强党员在组织上的修养，推动党员思想上的一致，以组织力保障战斗力；思想教育的制度，保障组织上的统一，二者相互促进，保障党的团结统一。

2.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党的制度建设为培养“民族革命的干部”提供制度支撑。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党中央提出培养大批民族革命的干部这一重要政策，指出只有依靠成百上千掌握革命理论、富有牺牲精神的干部，“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¹⁹63 为此，党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教育方面的制度为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提供制度支撑和方法论指引。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等党的重要领导人更是亲自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干部院校讲授党的建设、军事等各方面知识。毛泽东思想进入广大党员干部的“心中”；在组织制度过程中，党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大政方针的贯彻效率极大提高。广大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执行下完成自身的转变，成为合格的干部。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前线去”，将所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马克思指出：“为了实现思想，就要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10]470 诸多党员干部成为“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力量，为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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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9]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L19WTA019）

作者简介：杨学森（1999-），男，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

刘彦伯（1982-），男，吉林辽源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