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进入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变革浪潮中，人的现代化问题愈发凸显其紧迫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化替代、智能决策支持等技术手段，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全新可能，推动人类从重复性体力劳动和低效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技术渗透引发的社会关系重构与价值体系变迁，使传统发展模式面临根本性挑战，认知能力退化、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技术红利分配不均等问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破解技术异化与人类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构建人机协同共生的现代化路径，已成为关乎社会公平与人类文明进阶的重大命题。本研究立足技术哲学与社会发展视角，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的三维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方略。

工业革命延伸了人类的肢体，信息革命拓展了人类的感官，而人工智能革命正直接触及人类的认知内核。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精髓，在于人的全面进阶与蜕变。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化技术代表，正通过赋能实践解放，成为推动人自由发展的关键载体。人工智能带来的“围困”，实则是人类生存的新挑战。若无法在新境遇中实现发展，便是困境；若能借此推动自我进化、提升能力，则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解放力量。

一、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的三维内涵

人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工程，成为现代化的人需要在价值观念、精神建设、创新能力等方面具备现代属性。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来看，人的现代化是三重辩证运动的有机统一。劳动解放是关键一步，它有力破除“异化枷锁”，让劳动回归满足人自身需求的本质，为人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物质前提；社会重构则致力于瓦解“虚幻共同体”，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真实、紧密的联结；而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引领人们昂首迈进真正的自由王国，开启全新发展篇章。

（一）劳动解放：现代化的实践根基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揭示，人的现代化首先是对异化劳动的根本超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明异化劳动使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1]，将人贬低为工具性存在。现代化必须复归劳动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使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自由时间是发展空间，当技术将人从必要劳动中解放，人类就能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2]的解放图景。这是劳动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我确证的现代化根基。

（二）社会关系重构：现代化的共同体维度

人的现代化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重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现代化要求打破资本逻辑下的关系物化，在虚实融合中构建新型共同体。这既是对“虚幻共同体”的扬弃，也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趋近。通过制度调节与文化重构，引导社会资源合理分配，推动社会关系从原子化分裂转向丰富性联结。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代化的价值归宿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内核，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价值指向，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前者以主体性解放为内核，强调个体选择与创造能力的充分释放；后者以素质完整性为特征，涵盖能力、关系、需求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提升。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全面发展通过拓展人的本质力量，为自由发展提供现实可能性；自由发展则通过主体能动性的释放，反哺全面发展的深度与广度。这种统一性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沃土，既非抽象的哲学思辨，也非静态的理想图景，而是在劳动解放与社会关系重构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现实进程。[4]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人工智能正经历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强人工智能突破传统工具属性，具备近似人类的认知、情感与自主思考能力，可执行绝大多数脑力劳动，展现出显著的自主性特征。这一技术跃迁重构了人类社会协作模式：从最初的人际互动，逐步转向人机协作，最终可能演变为机器对人类劳动的全面替代，人类在生产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遭遇根本性挑战。

（一）认知能力退化：工具依赖与思维惰性

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人类的信息认知模式。借助搜索引擎、智能推荐等弱人工智能工具，人们虽能快速获取信息，却逐渐放弃思辨与交流等主动探索方式，转而陷入被动接受状态，自主思考能力随之弱化。更严峻的是，算法根据用户偏好构建的“信息茧房”，使信息获取呈现显著偏向性，限制了认知视野的多元性与全面性。这种单一化信息喂养不仅削弱了人类的主体选择能力，更导致批判性思维的退化。当人们沉溺于技术提供的便利时，逐渐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质疑能力，最终沦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人工智能逐渐拟人化，人与机器的界限被消解。人工智能本质是人类将自身思维运算与推理能力，经智能程序和网络系统等客观物质载体，转化为电脑可执行的智能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脑通过物质对象——电脑表现自身，人类主体的智力运行过程对象化为电脑中的电子运行过程”[5]。未来，人类或能借助记忆复制技术，将自身记忆、认知与情感移植于智能机器人。随着机器人计算、推理等能力远超人类，甚至突破生物极限，人机界限愈发模糊，人的主体地位将逐渐被消解。

（二）就业结构性冲击：就业挤压与生存围困

马克思曾指出“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6]两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当前虽未完全释放人工智能潜力，但自动化生产与服务已成社会主流。部分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劳动者面临职业选择困境，社会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相较人类，人工智能能以更高精度、速度和稳定性完成任务并提升生产率，同时在语言逻辑、知识储备、信息检索等领域已赶上甚至超越人类，甚至还具备创作能力。[7]当下，普通劳动者面临的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就业岗位缩减，就业渠道变窄。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成本却持续攀升，导致许多劳动者长期经济拮据，入不敷出，其就业压力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三）技术红利两极分化：技术寡头与数字佃农

在智能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时代，科技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引擎，生产要素发生变革，资本的力量愈发受到重视，技术革新催生的财富将会集中流向资本所有者的手中。人们的思维与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精神层面逐渐陷入资本主导的桎梏。尽管人工智能被寄予缩小贫富差距的厚望，但实际上，却导致贫富分化的维度与形态愈发复杂，技术红利向资本方倾斜，加剧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智能时代催生了“数字佃农”群体，他们处于数字鸿沟弱势端，难以跨越技能门槛。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优势购入技术，实现财富累积与身体机能升级；而普通劳动者因缺乏高精尖技术，失去财富创造机会，仅剩的体力与时间优势也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这一分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凸显智能时代下资源分配与技能获取的深刻矛盾。

三、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中性技术工具，其社会影响取决于人类秉持的价值理念。当前人机关系紧张，正冲击人类主体地位与本质属性。为此，需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通过建立伦理规范体系约束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使价值导向成为技术发展的核心准则。这种转变既能防范技术异化风险，又能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文明形态，最终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福祉的统一。

（一）主体性守护：人机共智的共生机制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的工具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当其展现自主性特征并挤压传统岗位时，人类开始通过强调自身不可替代性来确证劳动地位。尽管技术替代引发失业压力，但必要劳动时间缩减与自由时间增量形成辩证关系，即个体可利用新增的自由时间突破不合理分工，通过自我发展创造新劳动机会。更关键的是，人类独有的情感交互能力、价值判断力及文化创造力构成人工智能难以逾越的壁垒。技术创造的过程本质是人性外化的实践，既推动生产力跃升，也通过人机互动反哺人的主体性建构，最终在技术赋能中实现人的存在意义拓展与现代化转型。

（二）人才标准升维：人工智能时代的适配机制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需系统升级人才标准体系。其一，严把算法开发者准入关。鉴于算法易隐含设计者偏见并影响信息公平性，应建立技术能力、伦理素养与信息甄别力并重的选拔机制，确保算法设计兼具专业性与公正性。其二，构建劳动者终身技能更新体系。通过常态化职业教育培训，强化劳动者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避免其被技术边缘化，巩固人在生产环节中的主导地位。其三，打造开放式人工智能知识生态。依托数字化学习平台整合前沿技术资源，提供实时化、模块化的知识服务，帮助社会成员快速掌握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三措并举既能防范技术异化风险，又可推动人力资源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为构建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人才支撑，最终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双向赋能。

优化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者保障制度体系。在智能社会推进制度革新的进程中，需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导向，在追求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切实强化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与权益的维护。一方面，加速构建新岗位规范保障机制，新技术虽会致部分人失业，但也会催生算法工程师等新岗位，政府要完善相关规范与法律，保障劳动者权益；另一方面，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针对失业人员，明确补贴标准提供生活保障，搭建以新岗位为主的就业信息平台，实时更新资讯、跟踪就业动态，促其再就业。

（三）人机协同优化：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

人机协同是推动人与人工智能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通过发挥双方优势互补效应，既能提升社会生产力，也能破解数字时代的发展失衡问题，让技术红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等领域的突破，生动诠释了技术服务于人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要求物质丰裕与生产力跃升，更强调财富分配的普惠性。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时，人机协同将升华为新型关系范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能的延伸工具，既辅助人类突破认知局限，也推动人的能力体系向更全面、更适应未来社会的方向进化。这种协同不是简单的工具替代，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人的主体性强化，最终在人机互构中完成人的现代化转型，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的实践支撑。

四、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现代化既是技术赋能下的历史机遇，也是伦理重构的深刻挑战。研究从劳动解放、社会关系重构与自由全面发展三维框架揭示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同时直面认知退化、就业挤压与数字鸿沟的现实困境。破解这些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通过人机共智机制守护人类主体性，以适配智能时代需求的人才标准推动个体发展转型，并依托人机协同优化实现技术红利的普惠共享。未来，需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间建立动态平衡，既要防范技术垄断导致的异化风险，也要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数字公平。唯有如此，才能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0.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4]沈现斌,曾家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及实践启示[J].理论视野,2022,(09):19-24.

[5]鲁品越.智能时代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10-1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04.

[7]崔中良,卢艺.劳动替代危机下人机关系的颠覆与重建[J].江汉论 坛,2024(02):61-69.

[8]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119-137+202-203 .

作者简介：柴淑琦（1998-），女，汉族，陕西兴平，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生态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