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土司器物的权力象征与身份建构研究

一、引言：从制度到器物的研究转向

土司制度的研究长期集中于世袭、贡赋、司法诸题，而器物常被视作佐证年代的“遗物”。物质文化研究强调“物”本身即能动者：它不仅是被动的符号，还能规训身体、组织空间、激发情感。西南山高谷深，民族多元，中央王朝的“远人”治理必须依赖可见、可触、可流通的媒介。印信、官服、铜鼓、祭器、嫁妆……这些器物在 土司社会中同时承担行政、礼仪、经济、婚姻等多重功能，成为观察“帝国如何落地”的最佳切口。

二、帝国授予：印信、诰命与仪仗的合法性移植

（一）印信——“王权在握”的物化形态

铜印是土司行政权的核心。印钮多作蹲龙、麒麟，印面满汉合璧，边款刻“某处宣慰使司之印”。印匣、印绶、印色及封印仪式均仿照州县衙署，却在衙门口增设“土官升堂”鼓乐，提示百姓此处兼具“王法”与“土规”。当土司断案时，钤印文书即具国家法律效力；印遗失或损坏，则须呈报礼部重铸，其间权力真空常被宗族支系利用，可见印信是身份的唯一物质证明。

（二）诰命、官服——品级秩序的视觉化

明《会典》规定，宣慰使从三品，服绯袍，绣云雁；安抚使从四品，服青袍，绣白鹇。对土著民众而言，补子纹样、云缎质地是陌生而神圣的“帝国符号”；对朝廷命官而言，土司衣袍袖口暗藏的土锦万字纹又提醒其“非我族类”的在地性。诰命卷轴以汉文、满文并列，末附皇帝朱印，嵌玉轴头，平日秘藏祠堂，逢祭祖、婚娶方郑重展开，成为宗族记忆的“宪法”。

（三）仪仗——“微缩紫禁城”的场域塑造

土司出巡，前有“肃静”“回避”木牌，中有龙凤伞、青旗蓝伞，后有亲兵扛火绳枪、长刀。仪仗的形制、数量、颜色皆按品级递减，却允许在枪杆、刀鞘上刻本地族徽，如傣族的孔雀、彝族的虎纹，象征“奉正朔而守土俗”。当队伍穿过集市，鼓乐与枪声在峡谷间回荡，民众远望即知“土皇帝”驾临，仪仗成为权力“可见的声波”。

三、地方再造：祭器、礼器与族群宇宙

（一）铜鼓：从战争号令到王权象征

铜鼓在壮、侗、彝等民族中自古为神器。桂西岑氏土司墓出土铜鼓，鼓面铸“大明嘉靖年造”，鼓足饰翔鹭纹，兼具朝廷纪年与土著图腾。每年“三月三”歌圩，土司亲擂铜鼓三声，宣布开圩，鼓声即代表官方许可；战时则击鼓聚兵，鼓点节奏区分出征、撤退。铜鼓由此成为“对内召集、对外宣示”的双重媒介。

（二）祭山与祭孔：并置的宇宙中心

卓尼杨土司在县城北山建孔子殿，春秋二祭行三献礼；同日在南山祭阿尼者各山神，煨桑、献青稞酒。两处祭坛皆以土司祖先牌位为中心，左侧供皇帝万岁牌，右侧供藏传佛教护法神像，形成“帝国—祖先—神灵”三位一体格局。祭器亦分层：孔子殿用铜爵、瓷豆，山神祭坛用银碗、牦牛角，器物材质与仪式程序的差别，提示土司同时掌握两套宇宙秩序。

四、联姻与流通：嫁妆、聘礼中的权力交换

土司社会的婚姻是政治联盟。一次联姻往往伴随长达数月的“器物旅程”：德格土司嫁女至理塘，嫁妆包括鎏金佛像、珊瑚树、锦缎、火绳枪；理塘土司回赠藏式甲胄、唐卡、氆氇。器物在流动中不仅展示财力，更把中央赏赐之物再次分配，形成“皇恩共享”的链条。当嫁妆进入夫家祠堂，其原有身份被重新书写——它既是土司女儿的“私产”，也是夫家获得朝廷象征的合法来源。

五、空间叙事：衙署、墓葬与风水

（一）衙署：帝国轴线的山地变奏

播州杨氏土司衙署坐北朝南，中轴依次为照壁、大门、大堂、二堂、内宅，完全模仿州府形制；然两侧厢房以吊脚楼方式悬空于崖壁，柱头雕虎噬羊，暗示“王化”与“蛮风”并存。大堂悬挂“文武宪邦”匾，为万历帝御笔；二堂供奉杨家将牌位，表明土司对汉族祖先的攀附。空间序列中，每一步台阶、每一道门槛，皆由不同材质——青石、楠木、土砖——构成，隐喻从皇朝到地方的等级过渡。

（二）墓葬：地下世界的权力延伸

杨粲墓为石室仿木构，四壁浮雕武士、启门妇人、四神，腰坑埋铜鼓、金银器，显示“事死如事生”。墓碑以汉字书写官爵，墓门却刻彝文咒语，形成“地上汉字—地下彝文”的双重书写，象征土司在阳间为朝廷命官，在冥界为祖先酋长。

六、断裂与延续：改土归流后的器物命运

清末民初，印信被收回，衙署改为县署，土司骤然失去制度依托。然而器物并未消失，而是进入新的叙事框架：1. 祖龛化——铜印、诰命被秘藏于祠堂，仅在祭祖时由族长开启，成为宗族起源的“圣物”；2. 遗产化——官服、铜鼓、银杯被送入省博物馆，标签从“土司用器”改为“民族文物”，象征国家整合；3. 旅游化——吊脚楼衙署、祭山仪式被包装为景区体验，游客敲击复制的铜鼓，土司记忆被消费为“地方品牌”。器物功能的变迁，揭示了权力象征的流动性：它们不再是行政凭证，却转化为族群认同与国家话语协商的媒介。

七、结语：物的生命史与边疆中国的整合

西南土司器物的一生，经历了“帝国铸造—地方转译—联姻流通—断裂再造”的循环。印信、官服、仪仗把遥远的紫禁城搬到山寨；铜鼓、祭器、嫁妆又把山神的权威嵌入国家体系。当制度消亡，器物并未随之死去，而是进入博物馆、祖祠与市场，继续参与身份建构与记忆政治。透过这些物质生命史，我们看到：西南边疆并非被动接受“王化”，而是在器物层面与中央王朝展开长达数百年的对话、博弈与融合。器物因此成为理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最具体、最生动的注脚。

参考文献：

[1] 蓝武 . 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研究 [M]. 暨南大学出版社 ， 2006：257.

[2] 将俊. 帝国边陲：桂西土司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 ， 2008.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419461.pdf

[3] 杨阳 . 土司考古展现生动的播州社会史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5-11. http：//www.cass.cn/keyandongtai/xueshuhuiyi/201805/t20180511_4245781.shtml

项目来源：文化交融视野下滇黔图像抄本中的器物研究（立项编号：24CMZ091）

杨丰齐，1981 年08 月，男，汉族，湖南怀化，韩国世翰大学，教育学（艺术教育）， 博士，怀化学院，教授，民间传统技艺应用创新研究.

通讯：伍欣，1986 年02 月，女，汉族，湖南怀化，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在读，怀化学院，教授，人类学与世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