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影响研究
李晓欣 陈奕伊 潘佳悦
1.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 天津 300191 2.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天津 300221 3.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天津 300221
摘要: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协同共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讨了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其包含直接作用机制以及结构优化效应、规模扩容效应、收入扩张效应在内的中介效应机制,并采用2005-2022年京津冀面板数据对产业升级驱动消费升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区域产业升级通过结构优化效应与收入扩张效应显著影响消费升级,但三地之间效应差异显著,产业功能定位差异导致消费升级路径分化,进一步围绕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与绿色发展等提出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中介效应机制
一、引言
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协同共进驱动着经济高质量发展。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双升级”战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为二者协同机制研究提供了政策指引。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十周年,10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在产业协同、消费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天津举办了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预示区域产业链将更加融合发展,产业协同发展效能进一步提升,加速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区域消费市场建设来看,京津冀三地以文旅协同牵引消费市场一体化,通过举办京津冀欢欢喜喜过大年等活动,不断释放文旅消费市场潜力,体验式沉浸式消费场景层出不穷,消费升级步伐提速。
学术界对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互动机制已形成多维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产业升级通过优化消费结构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其中产业智能化呈现差异化促进路径,且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张巍炜,2022;沈悦等,2021)[1][4];消费升级则通过需求牵引和技术创新反向驱动产业转型,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作用机制(丁琪等,2019;徐嘉祺等,2020)[5][6];值得关注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董佳,2020)[3]。
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层面,对京津冀等区域问题的探讨尚显不足。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突出,产业门类齐全,且拥有两座国家重点培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国内开展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研究的重要蓝本。本文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直接作用机制与中介效应机制,揭示城市群中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产生的动态影响,为优化区域经济循环提供参考。
二、京津冀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典型事实
(一)区域产业升级典型事实
2000-2022年,京津冀地区产业升级显著,呈现持续扩张态势。北京市主要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2174.9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34793.7亿元,占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总增加值的50%。天津市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202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至60%。河北省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的92%,但随着工业园区迁入,二、三产业比例不断增长,202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京津冀地区的一半。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2000-2022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京津两市产业结构泰尔指数趋近于0,产业发展较为合理;河北省该指数偏高,但趋势一致,2020年后有小幅上升,需关注其合理化发展。在产业结构服务化方面,京津冀三地及区域总体均呈上升趋势,北京市服务业最为发达,而津冀两省市服务化水平低于总体水平。在产业结构绿色化方面,京津冀三地呈上升趋势,北京市绿色化水平最高,2022年指标比值为6.02,远高于津、冀两地及区域总体水平。在产业高技术化方面,2000-2020年京津冀地区高技术产业利润率维持在5%-10%,2021年后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利润率显著提升,从2020年的8.44%增长到2021年的25.13%。
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产业系统呈现显著的结构优化特征,三地基于功能定位形成梯度分工格局。北京作为第三产业高地,绿色化指标和高技术产业利润率体现科技创新中心优势;天津产业结构技术化服务化趋势明显,河北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驱动工业化进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二)区域消费升级典型事实
2000-2022年,京津冀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00年的3793.8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1086.3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0.03%。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05年的25,697元增至2022年的94,897元,增幅达269%,借鉴熊颖等[7]对消费的分类方式,将居民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来看,2014-2018年京津冀区域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由38.21%上升至41.05%,2020年受疫情影响占比有所降低,2021年小幅回升后,2022年再次降至37.77%。综上所述,京津冀消费市场呈现显著的规模扩张与结构分化特征,反映出居民消费升级化趋势。
三、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影响机制探析
(一)直接作用机制
产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消费升级,原因如下:一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步更加合理,尤其是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下,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为消费升级筑牢产业基础;二是在产业服务化方面,京津冀产业服务化趋势显著,服务消费供给愈加丰富,为地区服务消费规模扩张提供保障;三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高技术产业利润率自2008年以来稳步上升,河北省在2020年后也有显著提升,有利于带动消费水平提升;四是产业升级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了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营造出更加良好的绿色消费氛围。
(二)中介效应机制
1.结构优化效应
产业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和服务导向型转型,尤其是“三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改变了消费结构。传统消费集中于基础物资和低附加值产品,而“三新经济”和服务化趋势推动了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例如,智能手机、自动驾驶汽车等新型产品的推出,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升级。
2.收入扩张效应
产业升级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资本、劳动和技术逐步流向高附加值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行业。这种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更多高收入岗位,推动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增强,带动了高端消费和相关产业的增长。同时,产业升级也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服务业、科技产业和绿色经济领域,进一步提升了整体收入水平,促进了消费增长。
3.规模扩容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来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增强了供给能力,带来了规模效应。随着产品供给的丰富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多样化,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新提高了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使得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中普及,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能力,推动了消费总量的增长。
四、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影响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变量选取
借鉴聂蕊(2024)[8]的经验做法,采用前文提到的产业合理化、产业服务化、产业高技术化、产业绿色化四个变量来反映京津冀产业总体升级情况。相应地,选取消费规模扩张与消费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的指标作为消费升级变量。
2.中介变量选取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设,选取结构优化效应、规模扩容效应和收入扩张效应作为中介效应。吉林等(2024)[9]认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向着第三产业倾斜,故本文将三大产业的加权结果作为结构优化效应的衡量指标。参考张巍炜(2022)[1]的指标选取方法,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对产业资源的利用变化及配置效率以及规模扩容有一个较好的衡量。收入扩张效应主要源于创新技术的发展,故本文选取R&D投入作为衡量收入扩张潜力的效应指标。
变量选取及测度方法如表1所示:
(二)中介效应模型形式
本文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以考察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表示京津冀三地;t表示年份;ICUP表示核心被解释变量,即消费升级变量;INPU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即产业升级变量;X表示控制变量;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测度结果分析
1.基准模型结果分析
从京津两市模型结果来看,在消费规模扩张指标下,北京产业结构服务化系数为-0.0005,产业结构绿色化系数为-0.0004;天津的两个指标系数分别为0.0033和0.0242,系数值均显著。在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标下,北京产业结构服务化系数为-0.0006,产业结构绿色化系数为-0.0707,;天津的两个指标系数分别为0.0035和0.1648,系数值均显著。结果表明,京津两市产业结构服务化和绿色化对消费升级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北京市产业服务化与绿色化对消费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呈现短期抑制,反映出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存在短期错配。从河北省模型结果来看,在消费规模扩张指标下,产业结构合理化系数是0.6492,在消费结构高级化指标下,该系数为-1.5161,系数值均显著,这反映出河北省产业升级有利于消费规模总体扩张,但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引领力不足,仅停留在促进规模扩张,同时受消费习惯、理念以及消费升级所处特定阶段等潜在影响,产业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短期抑制。
2.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分析
从中介模型结果来看,在结构优化效应下,北京产业结构服务化、高技术化和绿色化系数分别为57.91、59.44、19196.87;天津产业结构服务化和绿色化系数分别为110.18和21534.37;河北产业结构绿色化系数为78372.65,以上系数值均显著。在收入扩张效应下,北京产业结构绿色化系数为0.0095,天津产业服务化系数为-0.0003,河北产业结构合理化系数为-0.0669,以上系数值均显著。结果表明,结构优化和收入扩张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高,促进消费升级。在收入扩张效应中,天津和河北变量系数为负值,表明天津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对地区收入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偏重传统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收入长期增长,进而影响消费升级;河北产业转型处于深度调整期,产业结构摩擦对收入增长产生短期抑制。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北京多数变量系数值较好,表明北京依靠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通过不断开拓技术升级路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带动增收,进而促进消费升级。但在规模扩容中介效应中,三省市各变量系数值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产业升级并非是通过地区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升而影响消费升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京津冀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产业升级通过结构优化与收入扩张中介效应显著影响消费升级,但不同地区效应差异显著。北京产业升级通过结构优化与创新驱动的收入扩张效应,在中长期对消费升级形成正向支撑,但短期内存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结构错配;天津产业结构偏重传统服务业,导致收入增长面临压力,进而对消费升级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河北因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度调整期,产业升级虽有利于消费规模扩张,却抑制了消费结构的高级化。三省市由于产业功能定位差异,导致消费升级路径分化,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高技术产业促进消费升级;天津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结构优化效应来促进消费增长;河北省通过承接现代制造业转移加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消费规模扩张正是依赖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现阶段京津冀三省市的规模扩容效应均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以“功能互补”深化京津冀产业协同,北京需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天津在“一基地三区”高质量建设的同时,聚焦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河北需不断完善配套产业链建设,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向产业高附加值领域拓展;三省市在政策上要持续打破行政壁垒,推动生产要素(技术、人才、资金等)自由流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区域消费市场一体化、释放消费潜力夯实基础。此外,河北需加大创新与绿色投入,持续提高R&D投入,引导企业向绿色技术、智能制造转型,创造高附加值就业岗位,同时,可出台多样化的消费补贴等过渡性政策,缓解产业升级对消费的短期冲击。放大北京技术溢出效应,建立京津冀绿色产业基金,支持三地企业节能减排,丰富高技术产品与绿色产品区域供给,通过智慧、绿色产品认证引导居民选择更为智能、更加低碳产品,形成“产业—消费”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张巍炜.产业升级对消费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本地和空间溢出的双重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2,(24):52-56.
[2]金科.金融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20.DOI:10.27175/d.cnki.gjxcu.2020.000562.
[3]董佳.产业结构变化对城乡服务消费发展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178-181.
[4]沈悦,赵强,朱雅玲.产业智能化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经济纵横,2021,(03):78-88.
[5]丁琪,陈刚.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的机理、短板与操作取向[J].商业经济研究,2019,(19):48-51.
[6]徐嘉祺,佘升翔.以新消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01):100-103.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1.014.
[7]熊颖,郭守亭.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47-57.
[8]聂蕊,刘伟.产业消费“双升级”的多维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1):123-129.
[9]吉林,王莉.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4,(16):57-60.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京津冀产业与消费“双升级”机制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TJYJ23-011。
作者简介:
李晓欣(1984.1— ),男,汉族,天津市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统计。
陈奕伊(2001.9— ),女,汉族,天津市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应用统计硕士研究生。
潘佳悦(2002.7— ),女,苗族,天津市人,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应用统计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