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体系研究述评

摘要：生态文明评价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国外学者和机构注重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运用生态经济学等方法，依赖国际组织数据，但面临数据可比性等问题。国内研究涵盖生态文明内涵阐释、省域评价等多方面，评价体系涉及生态经济等多个建设领域。但生态文明评价面临诸多复杂性，如指标、权重、数据、地区差异、政策响应、生态系统变化、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问题。未来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发展方向明确，需科学筛选指标、增强动态性与系统性、综合运用评价方法、利用AI技术助力区域评价、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学习国际经验并创新，以构建科学体系，推动我国及全球生态文明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

1 生态文明评价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与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强调系统治理与保护，追求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有机统一。

生态文明评价具有深远意义，其核心在于通过量化手段，精准评估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与成效，进而为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筑牢根基。在宏观层面，生态文明评价对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升民众生活质量、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履行国际责任、彰显国家形象以及引领绿色发展等诸多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瞻远瞩，全方位谋划、系统化打造、多层次推进，逐步构建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基础制度，使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与重构。健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不仅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还极大地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改进，有力增强社会监督力度，对推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2 生态文明评价现状

2.1国外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研究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引发全球对化学药品致生态失衡的关注，促使美国强化农药监管、完善环保法规与投入，开启公众环保意识觉醒时代。同期，前苏联杨诺斯基提出生态城市理念，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涵盖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等，打破经济单一衡量模式，助力全球发展理念转变。1996年，联合国CSD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诞生，含驱使力、状态和响应指标，涉及社会、经济等四大系统，指导各国可持续战略制定。同时期，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的“生态足迹”概念，量化人口资源与废物需求面积，凸显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引导合理生产消费。1999-2008年，“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用21项指标评估环境质量，为政策制定提供基准。2002-2005年，环境保护绩效指数（EPI）在ESI基础上，依政策分类收集数据，2010年版对16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围绕健康与生态目标评估环保成效。国外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有其鲜明特点。在目标上，紧密结合生态环保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全球视野应对生态难题，聚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长期稳定与全球性挑战。方法上，倚重生态经济学与环境科学方法，如生态足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及生命周期评估等，定量分析生态文明水平，增强结果科学性与可信度。数据来源方面，多依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虽能获取多元国家和地区生态信息，但数据可比性与一致性问题突出。这些指标体系与相关理念、指数的发展，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持续推动着世界各国在生态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前行，在全球生态保护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指引与促进作用，促使各国反思发展模式、调整政策方向，共同致力于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进步。

2.2国内学者和机构对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研究

叶谦吉率先提出中国生态农业概念与生态文明主张，其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定义，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石。王如松等从广义、狭义剖析生态文明概念，徐春则从历时性与共时性阐释，将其与不同文明阶段对照，拓展了认知维度。严耕[1]、王如松等广义狭义分法进一步深化内涵研究。在评价体系方面，余栋[2]、程炜烨[3]从马克思主义视阈剖析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指出目标主体功能模糊、生产方式转变导向不明等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胡广构建的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生态经济、环境和民生建设25个指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权重，为地方评价提供范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从生存、发展等五维度评估可持续发展能力，功能多样。“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以生态效率（EEI）衡量生态文明水平，发布省域排行。[4]杨开忠小组综合生态效率与环境质量指数发布报告。中国工程院项目组用综合加权指数法，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单元评估，指标涵盖17项反映区域建设状况。国内对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评价研究广泛且深入。评价体系全面涵盖生态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在生态经济领域，聚焦绿色产业成长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衡量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程度；生态环境方面，严密监测空气、水、土壤质量及生态系统稳定状态，守护生态安全底线；生态文化层面，注重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强化环保教育普及，培育生态文化氛围；生态社会维度，关切社会和谐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促进生态与社会协同共进；生态制度建设上，着重完善政策法规制定执行机制与管理体制，筑牢制度保障根基。评价过程运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数学模型处理海量指标数据，精准确定权重，保障评价科学性。[5]同时，借助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获取生态环境数据，增强数据客观性，使评价结果真实可靠，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有力推动各省域在生态建设道路上扬长避短、持续发展，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构建美丽生态家园。[6]

3 生态文明评价面临的复杂性

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其涵盖范畴极为宽泛，涉及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诸多层面。这一特性使得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面临着诸多挑战。[7]

3.1指标选取困难重重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做到既全面又简洁有效并非易事。若指标数量过多，数据收集与处理的难度会大幅增加，还可能导致重点不够突出；反之，若指标过少，则无法精准、全面地反映生态文明的真实状况。例如，在评估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均需考量，相应地，细颗粒物（PM2.5）浓度、化学需氧量（COD）、土壤重金属含量等众多指标都在考虑范围内。如何从众多环境指标中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8]

3.2权重确定存在主观性

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在评价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同的权重设置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尽管当前有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多种科学方法用于权重确定，但这些方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以综合评价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对重要性为例，不同专家基于自身专业背景和认知，往往会给出不同的权重分配建议，这使得权重确定难以避免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3.3数据质量问题堪忧

科学的评价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支持，然而生态文明评价的数据来源广泛，包括环境监测站数据、统计部门经济社会数据、实地调研数据等，这些数据却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偏远地区受设备和技术限制，环境监测数据准确性欠佳；不同地区和部门对经济数据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导致数据缺乏一致性；此外，数据更新不及时，时效性差，这会使评价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当前生态文明的实际状况。

3.4地区差异带来衡量难题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在气候、地形、植被等方面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使得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比如，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和干旱的北方地区，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若简单套用，必然导致不合理结果。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其在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要求与南方地区有别，需要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同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在生态技术投入、环境治理资金等方面优势明显，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较快；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建设进程和重点与发达地区不同。例如，以重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兴城市，在产业生态化转型评价标准上难以统一。

3.5政策响应影响评价稳定性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入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持续调整，评价体系需及时跟进政策变化。如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就需迅速纳入碳排放相关指标并合理设置权重。但评价体系频繁调整，会对其稳定性和可比性造成负面影响。指标和权重不断变动，难以对一个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长期、稳定的比较和评估。

3.6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增加评价难度

生态系统本身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森林生态系统会受气候变化、病虫害、人为干扰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生态文明评价既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又要确保评价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这要求评价体系能够精准捕捉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特征，并合理纳入评价过程，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4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发展与挑战

在全球对生态文明高度重视的当下，我国积极构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以科学评判建设成效。然而，这一进程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其一，生态文明涵盖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等诸多领域，这使得在确定评价指标时，全面性和简洁性难以平衡。选取少量指标难以反映整体情况，而过多指标又会增加数据收集处理难度且易分散重点，仅在环境要素指标中挑选代表性指标就极为不易。其二，权重确定受主观因素干扰较大。不同专家因专业背景和认知差异，在生态经济与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考量上权重分配不同，导致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其三，数据质量问题突出。[9]数据来源广泛，但准确性、时效性和一致性欠佳。偏远地区环境监测数据可能不准，各地经济数据统计口径有别且更新滞后。其四，我国地域差异显著，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如东西部气候地形、南北方水资源各异，使得水环境评价标准及产业生态化转型评价标准难以统一。此外，随着生态文明理念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如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实施，评价体系需不断调整，这影响了其稳定性和可比性，且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复杂，兼顾动态性与连贯性稳定难度大。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未来发展方向清晰。在指标筛选方面，依据对生态文明内涵的深刻理解及多学科成果，选取关键指标，并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处理数据，降低主观影响。指标体系将更具动态性，纳入气候变化等新领域指标以紧跟趋势，同时强化系统性，增设相关指标全面考量协同发展。评价方法上，综合运用层次分析等多种方法避免局限，引入情景分析进行模拟预测，为决策提供参考，并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展示评价结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会根据地区差异进行分类评价，制定适宜标准，加强跨区域评价比较与合作。并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并创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接轨，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10]

参考文献

[1]严耕，林震，吴明红.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与评价[J].中国行政管理，2013，（10）：7-12.

[2]余栋，程炜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20，（09）：35-45.DOI：10.19631/j.cnki.css.2020.009.004.

[3]程炜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优化路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20.DOI：10.26969/d.cnki.gbydu.2020.002286.

[4]程华，张志英，廖中举，胡广.浙江省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及绩效评估[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7.

[5]成金华，张欢.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和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6]《2014年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报告》出炉[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4，26（04）：47.

[7]冯丹阳，孟晓杰，张惠远.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估研究进展与路径展望[J/OL].环境工程技术学报，1-15[2024-11-1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972.X.20240907.1419.026.html.

[8]张修玉，滕飞达，庄长伟，等.珠三角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估研究[J].生态经济，2024，40（04）：213-219.

[9]魏颖，陶晓燕.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24，40（03）：228-229.

[10]王曰芬，徐天傲，岑咏华.绿色发展理念支撑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8（04）：52-63.DOI：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3.04.06.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沧州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绿色发展背景下农业数字化助力沧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2024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