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认知语言学视阈下中美新闻报道的趋近化对比

摘要：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探究重要国家外交话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具有关键意义。本研究融合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趋近化理论与社会本体论，以中美媒体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为语料，系统剖析政治媒体话语。通过从中国日报网和美国白宫网采集新闻构建小型语料库，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语篇认知机制、话语策略及其与社会语境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中美媒体在巴以冲突报道中均采用空间、时间及价值趋近化策略，但具体运用存在显著差异。空间维度上，中国媒体立足国际社会整体视角，而美国媒体侧重本国相关因素；时间层面，中国媒体着重展现冲突影响的持续性，美国媒体对长期损害关注不足；价值趋近化方面，中国媒体以和平发展为核心，塑造国际和平维护者形象，美国媒体则借人权话语获取道德优势。上述差异根源在于两国社会文化、认知模式与价值立场的不同。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平追求及多边主义立场，促使媒体报道倾向维护国际稳定；美国个体主义文化、霸权逻辑与利益导向，使其媒体更强调本国利益与行动正当性。本研究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同时验证了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结合分析政治冲突话语的有效性。

关键词：趋近化策略；批评认知语言学；社会本体论；新闻报道

引言

2024年全球地缘冲突不断，世界格局加速分化，深入研究美国等大国的外交话语对中国外交意义重大。批评认知语言学作为交叉学科，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以中美媒体关于巴以冲突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批评认知语言学，融合社会本体论与趋近化理论，系统分析跨语言政治报道的话语特征，探究其认知机制、话语策略及其与社会语境的互动，揭示背后的意识形态，解析话语建构逻辑。研究旨在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模式，并验证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结合对政治冲突话语的解释力。

1.理论基础

批评认知语言学是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领域，是该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之一。它引入三角测量法，融合多学科与方法开展话语分析，聚焦话语 - 符号的意义建构和概念过程，揭示社会语境下概念化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推动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和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 。趋近化理论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从认知 - 语用学出发，借助语料库，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话语趋近策略，将遥远的事件、形势和意识形态构建为威胁，以合法化防御行动和政策，因此，趋近化是一种强制识解操作，说话人创设的威胁来自话语空间的外部实体 （ ODCs） 。该实体被认为正在穿越话语空间而伤害指称中心内部的实体 （ IDCs） ，即说话人和听众，Cap为此创建了空间—时间—价值趋近模型。

而社会本体论探讨社会实体本质，是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其研究围绕社会实体展开，存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等不同视角。整体主义将集体视为意向和行动主体，强调集体的不可分割性及集体意向的独特性。图梅勒的“我们模式”完善了对个体与集体社会事实的解释。本文的社会本体论基于图梅勒“我们模式”和van Dijk的意识形态观点，为批评认知语言学提供新分析框架，助力研究视角从“个体”转向“集体”。

2.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与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转向”催生了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交叉领域，备受国内外关注。该领域探究话语认知 - 符号过程及其在知识构建、行为合法化中的作用，分为以van Dijk为代表的宏观社会认知模式和以Hart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范式。汪徽、张辉于2014年引入国内，此后张辉等学者系统引介其理论与方法。当前研究多围绕“隐喻”“趋近化”等理论，分析新闻、政治话语，部分采用“三角测量”法，聚焦政治、外交及新闻报道，少数涉及文学话语分析。然而，现有研究仅将环境结构归为社会因素，缺乏对社会本体与话语 - 符号 - 认知关联的深入探讨。认知语言学亟需从“个体”视角转向“集体”，张辉提出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结合的假设，弥补了个体视角局限，推动理论创新。

综上，批评认知语言学为政治语篇分析提供新路径，能揭露话语中的偏见与意识形态。本文将基于前人成果构建分析框架，结合上述理论假设，对中美巴以冲突新闻报道进行趋近化分析，对比揭示不同国家话语策略背后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验证该范式的可行性与解释力。

3.研究设计

3.1研究目标与问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结合社会本体论对中美两国对巴以冲突相关的新闻报道采取趋近化理论中的STA模型进行语篇分析。分析报道中的话语策略，价值取向，观点合法化路径。本研究旨在揭示两国媒体报道的异同，探讨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他国冲突表现的国家立场与外交策略的差异和共性，了解隐藏在话语背后的群体意识形态，拓展批评认知语言学在危机沟通领域的应用，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在同一军事化时间报道中，中美媒体采用的三种趋近化策略在使用频度上存在何种异同？

2. 在对同一地缘政治冲突事件中，新闻报道如何通过空间、时间、价值趋近化策略实现观点合法化？

3.这些趋近化策略异同背后的动因可能是什么？

4.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中美两国第三方视角下的巴以冲突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融合视角展开分析。从中国日报网、美国白宫网选取2023年10月初至12月中旬的15篇报道，分别构建含10594形符的中方语料库与含10706形符的美方语料库，经文本处理后作为定量分析基础。通过统计特定词汇语法项目频度（遵循0.1%门槛原则），分析趋近策略突显情况并制表；利用UAM语料库注释工具进行标注，基于注释数据对比中美在战争报道策略与民众认知引导策略上的异同。

4.新闻报道趋近化策略分析

4.1中方媒体空间趋近化

中国媒体在巴以冲突报道中运用六类词汇 - 语法项目实施空间趋近化策略，使用频度达10.6%。对IDC的识解分为四类：区域类词汇（如world、Gaza等）频度最高，占2.52%；国际机构与国家（如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占1.2%，体现中方立场；战争受害者（巴勒斯坦民众、难民等）占0.8%，突显其受创程度；国际法、人权等概念占0.47%，强调战争对道德与法律底线的冲击。

ODC主要包含三类：巴以冲突、军事行动等危机和平的因素占1.87%，被视为核心威胁；以色列军方、哈马斯、恐怖组织等战争势力分别占0.48%、0.76%。中方媒体通过移动性VPs（0.57%）与行动性VPs（0.4%），展现ODC对IDC的物理侵袭，突出战争对平民及地区环境的破坏，强调巴以冲突对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如：

（1）As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drags into the second week， the severest Israeli-Palestinian violence in half a century appears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nd turning into a regional crisis that would not only lead to a massive humanitarian disaster but also imperil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

例（1）中，“drags into”“turning into”“lead to”等移动性动词，展现ODC威胁从话语空间边缘向中心逼近，ODC与IDC物理距离不断缩小；“out of control”“imperil regional and global peace and stability”等行动性动词，将威胁具化为动态实体，凸显冲突对IDC安全发展的妨害，为中方及国际社会谴责提供合法性。

中方媒体以“红海紧张局势”“人道主义灾难”等抽象名词短语（0.36%）表征ODC对IDC的预期威胁，强化受众危机意识；用“战争”“危机”“死亡”“破坏”等抽象名词短语（1.17%）呈现ODC行为结果，将危机物理化，敦促IDC成员采取行动。

4.2美方媒体空间趋近化

美国媒体在巴以冲突报道中采用六类词汇-语法项目实施空间趋近化策略，使用频度7.48%。其IDC识解包含四类：总统及政客（如特朗普、拜登等）占2.84%，凸显对美官方声明的关注；加沙地带等战灾区域占0.61%；巴勒斯坦民众及人质占比未明确但被划入IDC；美媒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军事支持”并列归入IDC，认为对以军援属帮助性质。ODC主要为两类：以色列政府、哈马斯、右翼联盟等被视作战争关键因素（0.63%）；“种族清洗”“屠杀”等人道灾难（0.46%）也被归为ODC。美媒结合移动性与行动性VPs凸显ODC对IDC的伤害。

（2）The long - 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has led to a dire situation. Many people are starving due to food shortages， and countless others have been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例（2）中，“led to”等移动性动词表明ODC已向IDC逼近，行动性名词（如“starving”“displaced”）凸显冲突对无辜民众生活的影响。美媒报道中，抽象名词对ODC影响的预期提及较少（仅“occupation”“Israel’s retaliation”等），似在淡化战争成因追溯；“war”“conflict”等名词强调战争结果与损失，反映美方对后果的关注。

4.3中方媒体时间趋近化

如表3所示，中国媒体的时间趋近化策略主要通过三类词汇-语法项实现。

中国媒体在巴以冲突报道中时间趋近化策略使用较少（频度1.26%）。非限定性NPs（如“Monday”“Oct”，0.43%）构建ODC影响在不同时段持续发生，通过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引导受众感知不确定性；实体并用形式（0.22%）强调过去行为对当下的威胁；情态VPs（0.61%）凸显ODC对IDC现在及未来的持续影响，强化冲突的历史意义。

（3）If countries take sides in the Red Sea region， it will not only worsen the already complicated situation， but may also widen the conflict， bringing greater risks to regional stability.

情态动词是体现媒体主观态度的重要语言形式。如例（3）所示，中国媒体在报道中运用情态动词“will”，借助其预测性和立场倾向，明确表达对巴以冲突的态度。这一语言策略意在引导受众认同IDC视角，同时强调外部势力介入对地区及全球和平稳定的持续威胁。

4.4美方媒体时间趋近化

表4显示美媒在巴以冲突报道中时间趋近化策略使用频度1.16%，低于空间策略，主要采用非限定NPs、实体并用形式和情态VPs三类。其中实体并用形式仅0.18%，显示美媒未强调ODC对IDC跨时段威胁，认为冲突非长期损害国际利益的事件。非限定NPs（如“past month”“Tuesday”）与情态动词各占0.49%，通过呈现过去或正在发生的事件构建ODC影响。

（4）The Health Ministry in Hamas-run Gaza said on Wednesday that at least 41，495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ow in its 12th month.

The toll includes 28 deaths in the previous 24 hour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例（4）中，美媒用“now in its 12th month”“in the previous 24 hours”等时间表述，结合“at least 41，495 people”“28 deaths”等数据，凸显巴以冲突持续之久、死亡人数随时间累积的动态，强调伤亡严重性与持续性，引发读者对冲突现状的关注。

4.5中方媒体价值趋近化

如表5所示，中国媒体通过三类词汇语法手段实施语义趋近化，强化ODC与IDC间的意识形态对立。语料数据显示，"peace""stability""development"等高评价NPs（1.06%）被归因于IDC，通过概念隐喻建构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维护者的形象，反映地缘政治关切。相反，"violence""hegemony"等负面NPs（0.34%）被框架为ODC的霸权话语，揭露其以"解救人质"名义加剧地区动荡的实质。该策略通过价值极性分配解构对手合法性，同时巩固危机叙事的话语逻辑，如：

（5）China and France condemn all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cluding all acts of terrorist violence and indiscriminate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4.6美方媒体价值趋近化

美媒采用三种词汇-语法项目报道巴以冲突。数据显示，将ODC负面价值识解为在IDC空间实现的名词短语（NPs）占比最高（0.87%），借此凸显冲突灾难，引发受众关注与反感；而表征IDC正面价值的NPs频度为0.43% 。美媒将“人权”“解救人质”等NPs归为IDC正面价值，塑造关注人道主义形象，占据道德高地，对冲突方施压，为美方行动寻求舆论合法性。

综上所述，中美媒体在巴以冲突报道的趋近化策略运用上同中有异。相同点是均采用空间、时间、价值趋近化策略构建话语。不同点在于：空间趋近化方面，中国媒体将国际社会、受影响群体和国际准则等归为IDC，冲突及军事力量列为ODC，强调战争危害；美国媒体则把本国官员、战灾区域等视为IDC，以色列政府等当作ODC，侧重官方表态。时间趋近化上，两国运用频率均较低，中国媒体突出冲突影响持续性，美国媒体对长期损害关注不足。价值趋近化层面，中国媒体以和平、发展等为IDC正面价值，暴力、霸权等为ODC负面价值，塑造和平形象；美国媒体将人权、解救人质等作为IDC正面价值，彰显行动“合法性”。这些差异本质上源于两国不同的外交立场、利益诉求与意识形态。

5.从社会本体论角度分析中美媒体采取不同趋近化策略背后的动因

在批评认知语言学与社会本体论的双重视角下，中美两国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呈现出显著的趋近化策略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两国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更与民众认知模式、国家价值观及外交立场密切相关。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两国媒体在空间、时间、价值趋近化策略上的选择，实质上是其社会本体建构与意识形态合法化路径的外显。

首先在社会文化层面，中国媒体受集体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秉持“和合共生”哲学观，将国际社会、联合国等纳入内部话语群体（IDC），用“人道主义危机”等词汇强调冲突对全球利益的威胁，契合“天下大同”集体意识；美国媒体基于个体主义与“例外主义”，聚焦政府官员、人质等具体行动者和即时事件，通过强调“军事援助”等将自身塑造为冲突调停者，服务于巩固全球领导地位，隐含权力逻辑。其次，在价值观维度，中国以“和平”“发展”构建IDC正面价值，批判“暴力”“霸权”，体现“以和为贵”外交原则，强化国际秩序维护者角色；美国借“人权”“释放人质”占据道德高地，包装自身行动，淡化对盟友军事行动的批评，暴露价值话语的工具性。而外交立场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倡导对话，报道凸显冲突复杂性与长期性，呼吁多边协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通过空间趋近化绑定冲突与本土安全，利用时间趋近化制造紧迫感，为军事干预提供舆论支持。最后从社会本体论的认知建构看，中国“我们模式”的集体意向性使报道强调冲突对国际共同体的威胁，美国个体主义本体则导致其聚焦自身利益与价值观输出。

6.总结

综上，中美媒体对巴以冲突的趋近化策略差异，本质上是两国社会文化基因、价值观体系与外交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通过构建“全球风险共同体”话语，强调多边主义与和平共处；美国则依托“道德—安全”二元叙事，巩固霸权逻辑。这一对比不仅揭示了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也为中国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启示——即在坚持自身价值的同时，需进一步融合跨文化认知视角，增强国际话语的共鸣性与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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