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理论视域下

摘要：在顾长卫的电影《孔雀》中，哥哥高卫国这一角色，以其看似愚笨的“傻子”形象，用独特的生存智慧在集体主义语境中开辟出一条务实之路。本文将基于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从高卫国与工友相处以及婚恋选择这两个重要情节，剖析其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与时代隐喻，揭示个体在结构性压抑中如何通过“适应性伪装”实现生存突围。

关键词：《孔雀》；集体主义；生存策略

“默默的《孔雀》是一则家庭凝聚抗争命运安排的故事，温情叙事的对立面来自每个人物冲破自身的渴求，存在于现实和理想珍贵的差距之间，呈现出此岸与彼岸鲜明的对比。[1]”顾长卫的电影《孔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河南安阳为背景，通过高家三姐弟——理想主义的姐姐卫红、“傻子”哥哥卫国、叛逆的弟弟卫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沉浮，勾勒出普通人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图景与精神困境。其中高卫国这一角色，虽被贴上“智力缺陷”的标签，确有其生存智慧，以下将以其与工友的社会互动、婚恋选择中的务实逻辑展开分析。

一、与工友相处：弱势群体的生存策略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从人类的生存能力角度来探讨社会及其建构，认为个体与社会总是保持互动状态，“个体决不是社会的奴隶，个体构成社会恰如社会构成个体一样实在。[2]”高卫国在米厂的生存状态，正是乔治·赫伯特·米德符号互动理论的生动演绎。高卫国在米厂工作时，工友因为他的“傻”，常以廉价香烟还换取他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当高卫国拒绝工友的要求时，被工友暴力对待。这一情节的设计，看似是高卫国因自身身体缺陷而被动承受社会敌意，但结合后续他的台词“我不觉得自己吃亏”，以及在后续情节中，当该工友落魄向高卫国借钱，高卫国给他了一箱当年给工友替工攒下的香烟时，创作者的表意是明显的，即高卫国的“傻”，并非被动接受外部剥削，而是将其转化为生存策略，以降低群体敌意，用表面的顺从换取存在感。例如，姐姐高卫红和果子哥为他出头后，他反而带着烧鸡向工友求和，这种妥协，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在封闭集体结构中的一种理性选择，既然无法改变权力秩序，那就通过自我矮化融入群体，避免遭到彻底排斥，而一旦这种弱势地位发生变化，高卫国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击。

在社会学语境中，“工厂”这一环境或意象，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规训的意涵。身体缺陷者在“大锅饭”体制中天然处于边缘，高卫国的“傻”成为一种隐性的生存保护色。影片中有一处饶有趣味的台词设计，高卫国重复“滴滴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8点整”的机械台词，是对代表着权力、权威的北京时间报时的模仿，在此处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规则的内化，通过对某种公共话语的机械复制，他主动将自身嵌入既定秩序，完成从抗拒到接受的心理转变、自我说服。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提到，“语言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之中产生的，人类在交流信息的过程中通过使用符号来获取意义。不同的个体根据其自身以往经验赋予符号以个体化意义，或者由自身根据自己对客体所采取行为的判断来定义。[3]”这一台词在工友强迫他劳动时出现过一次，如果我们将其与后面一处相对照，就会理解创作者的用意：在送伞事件中，这句台词成为履行兄长责任的必要心理仪式，高卫国不断提示自己，即便处于某种弱势地位，仍要配合进行角色（此处意味“哥哥”）扮演，以获得存在意义。

二、从厂花到跛脚妻子：婚恋务实主义

高卫国向厂花陶美玲示爱时，选择以向日葵作为礼物，这一行为暗含着对阶级差异的清醒认知。“厂花”虽非经济地位上的上层阶级，但“美”作为一种资源，也足以令陶美玲在彼时的工厂环境中位居上层，高卫国没有选择浪漫或是金钱攻势，而是以朴素的自然之物“向日葵”表达好感，这可以理解为未被消费主义异化的本真情感，但也可以解读为高卫国对自身社会定位的务实判断，毕竟在后续情节中，当意识到阶级差距难以跨越时，他迅速转向母亲安排的婚姻，接受跛脚妻子。

结合彼时社会语境，高卫国这一选择的背后，其实是底层男性在婚恋市场中的理性计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婚姻更多是生存联盟而非情感结合。高卫国接受身体同样残缺的妻子，本质上是对“等价交换”原则的认同。饶有趣味的是，导演通过细节暗示高卫国的“智慧”，他用激将法促使母亲为自己说亲，展现出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证明“傻”是一种策略性伪装，而非真实智力状态。如果此种论证有“过度解读”之嫌，或许可以结合创作者为高卫国设计的另一处关键道具，来证实判断的合理性：影片中两次出现高卫国阅读《福尔摩斯》的场景（第一次出现在姐姐深夜回家，他自己一个人在饭桌前读书；第二次出现在下雨天姐姐让他去学校给弟弟送伞前，他躺在床上看书）。婚后与妻子经营小店时，深夜在台灯下阅读），不言而喻，福尔摩斯象征理性与智慧，而高卫国被外界视为“傻子”，这种反差暗示其内在精明未被外界察觉，正如顾长卫导演所说，“这个人物看起来很愣，很二乎，但我们一直不把他当傻子写，他是很功利、很鸡贼的一个人。”[4]可见，创作者在设置这一角色时，有意识地将其的功利、世俗意味与姐姐高卫红的“理想主义”做对照，以突出特定年代下因个体不同的选择、思维方式对命运产生的影响。

故而，无论是看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对厂花的感情，还是后续对跛脚妻子的接受，都属于务实主义范畴。但如此论述并不是在否定高卫国这一角色具有的善良本性，毕竟人作为社会性动物，身上携带的“灰调”，或许才是真实性的展现。

结语

影片结尾处，动物园里的孔雀，对姐姐高卫红而言，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其在寒冬开屏的异常状态暗喻理想主义者的悲壮抗争；而对高卫国而言，孔雀则与其自身形成对照，他被“傻子”标签囚禁，却在生活的牢笼中找到了生存之道。创作者通过扎实的情节段落、丰富的细节描摹，成功塑造了“高卫国”之一形象，他的人生轨迹启示我们：在结构性压力下，个体的妥协未必是懦弱，而是一种深谙规则的生存智慧。“傻”或许也是“智”，折射出底层群体在时代巨轮下的适应性策略——通过与现实和解，在有限空间内，构筑属于自己的生存阵地。这或许正是《孔雀》超越个体叙事的意义价值所在，这种反差构成了对时代的反讽，所谓“正常”，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背后隐含着对个体多样性的压制；而“异常”者的生存智慧，恰恰暴露了规训体系的内在矛盾。

创作者经由《孔雀》这部影片中的“高卫国”这一角色塑造提示观众，在集体主义规训下，拥有“正常”身体和精神状态、追求个体自由的姐姐被视为“异常”，最终理想破灭，过上了她最抗拒的庸常生活；而被判定为生理与心理“异常”的哥哥，却通过顺应时代规则，成为三个兄弟姐妹中唯一实现某种意义上世俗成功的人。这种生存哲学，不仅属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厂集体，更在当代社会形成镜像：在当代社会中，顺应时代的生存策略被青年群体广泛采纳，是否可以理解为依然困在同一个逻辑牢笼？若顺应规训即可换取安稳，那么理想主义者的抗争是否注定沦为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故而，高卫国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普适意义，并非局限于某个时代背景下。这也是笔者认为该人物刻画成功之处——超越时代局限，揭示人类在结构性压力下的普遍生存困境，引发后世观众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鲁滨：《孔雀》冬天的绽放[J].当代电影.2005（3）：24.

[2]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 赵一非.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与芝加哥学派[D].吉林大学文学院，2015：21.

[4] 顾长卫，谭政.《孔雀》：平凡生命的平凡传奇[J].电影艺术.2005（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