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考察乡村生活的价值问题研究

摘要：涉及乡村生活研究的价值问题，费孝通的态度是辩证的。在某种情况下，他曾说社会研究不提价值问题，特别是在不了解某种文化结构时，主张价值中立，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又指出，生活价值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能不能进行价值讨论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是否从生活实际出发。因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设施。因而，社会研究要考虑生活价值。费孝通这种考察乡村生活的价值问题的观点值得社会史学者借鉴。

关键词：费孝通 乡村生活 价值问题

历史学家可以也应当对历史做出解释和某种判断，“述而不论”并非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一旦进行历史认识，就涉及研究者的主观价值问题，甚至涉及历史的主客观问题。问题由此变得复杂起来。在这里，人类学对认识对象的尊重值得注意，特别是功能派人类学强调，倘若在日常生活结构中判断研究对象的动机和价值，则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认识将更加客观而全面。涉及乡村生活研究的价值问题，费孝通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无价值”论

费孝通指出，在不明了某个文化结构时，就随意批评判断其文化特质的“文明”或是“野蛮”，这是很容易的，却是社会生活研究的大忌。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切断了研究的线索，关闭了探讨的门户。20世纪30年代在广西，刚刚涉足花蓝瑶村落的费孝通发现：这里的妇女并不觉得堕胎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她们中的“十之七八都懂得堕胎的办法”，但也有个别妇女不懂得如何堕胎，“用凳子腿砸死”自己的亲生孩子。①这明显是极端的例子，或者说，此处瑶人大多懂得堕胎之法，而杀婴是少数。如果研究者一进瑶山，就断定他们的杀婴是一件野蛮的行为，那“何必再去推求他们为什么干这种事呢？”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严谨的研究者”刚开始接触研究对象时，最好放弃批评的态度，先撇开价值问题，做到“价值中立”，“充分突显求真性”，用极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进行“体悉的欣赏”，因为“ 价值判断与科学表述的严格区分是社会科学合法性的根基”②。这时假定，“他在研究兴趣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当他“透彻了解了一个文化的结构”之后，还有其他目的——“研究者并不是永远不能有研究之外的目的”，他当然“可以根据他的立场来讨论文化的价值问题了”。③

不过，文化批评标准的树立，已经逸出了社会生活研究的范围。人类学家的社会研究，关键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在事先制定表格。费孝通认为，社会研究贵在能于微妙的社会结构中“权衡体会”：“要得到正确的权衡，深切的体会，只有在实地里时时修正，刻刻校核，因为这里主观成分较多，一离实地就不免‘走样’了。”④社会研究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也难免会引起文化批评，而任何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标准。这不是科学所能解答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的价值观的问题。只有确立了一个标准，批评才是“正确的”。以花蓝瑶杀婴习俗为例，若以维持族团生存为文化的最高标准，就会进行这样的判断：凡是引起族团灭亡的就不是“好”文化，由此，我们就能判断瑶人限制人口的习俗在价值准绳上所处的重要地位。瑶人的人口限制固然解决了财产、婚姻等许多相关社会问题，但因此使人口处于停顿或下降的状态，劳动力数量减少，影响到他们族团的力量，使其永远没有希望在山外扩张土地。同时，相邻族团的人口逐渐增加，所给予花蓝瑶人的压力日益增强，最后总有失去生存空间的一天。如此说来，杀婴习俗对于花蓝瑶族团的生存是“不好”的。由此看来，社会研究者在讨论文化价值时，首先需要尊重客观事实，从现实的材料出发进行价值判断；没有了解的批评只是误会。换句话说，“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问题”。⑤

二、价值论

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应当对社会事实保持价值无涉，但社会研究可以涉及生活价值。费孝通指出，以前曾说“社会研究不提价值问题”，这里所谓估价问题是伦理上的好和不好的问题，好像问“一夫一妻制好呢，还是一妻多夫制好”的一类。但是价值问题还有一种说法，即我们要早些到上海去，坐火车好还是坐轮船好，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的价值问题常是属于第二类。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分出一个伦理价值和一个生活价值来。在社会研究中虽不能讨论伦理价值，但是可以讨论生活价值。伦理价值的推究是一个哲学问题，无从以事实来证验的。另一个是科学问题。要早到上海，从北京起程，在现有状态中论，是坐火车快，从广州起程是坐轮船快。这是可以试验的，是可以用经验来解决的。⑥

“价值选择的前提是对象与价值之间存在关联。评判生活价值必需的基础是生活事实。费孝通“把文化密切地和人的生活挂上了钩。要研究人文世界势必从人的生活入手。”“社会研究是有用的”，正因为它可解决事实上的生活价值，而一切社会政策的基础并不在伦理价值的范围里，而在生活价值的范围里，要批判生活价值必需的基础是生活事实，社会研究的对象就是生活事实。“在一个像中国一般，特别注重人伦关系的文化里，社会学，那一种以科学方法去分析社会现象的学科的发展有它的方便，但也有它的困难。方便之处是容易见到的：不但在累积的文献里充满着对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规律和注解，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这套规律和注解已经成了有力的教条，我们也特别容易看到社会所施于个人的范畴力量，因而使我们很容易发生对于社会观众的注意。”“科学是人类负责解决实际问题里发生的，社会研究也需实际上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⑦“由于人们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这个复杂的人文世界，我们要研究文化，不能不从人的生活着手去分析人们的生活有些什么需要，这些需要从何而来。”例如，“鄂伦春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民族的生存。”若是维持原有的文化，就会鄂伦春民族消失。这个民族该怎么办？当“乡土土社会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与时代发展相冲突”的时候，费孝通直言，“要保存人，而非文化。”因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设施”。因而，社会研究要考虑生活价值。

三、总结

涉及乡村生活研究的价值问题，费孝通的态度是辩证的。在某种情况下，他曾说社会研究不提价值问题，特别是在不了解某种文化结构时，贸然提出批判，实际上切断了研究的线索，关闭了探讨的门户，因而费孝通主张价值中立，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又指出，生活价值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伦理价值的推究是一个哲学问题，无从以事实来证验的。而生活价值是个科学问题，这是可以试验的，是可以用经验来解决的。事实上，能不能进行价值讨论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是否从生活实际出发。因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设施”。因而，社会研究要考虑生活价值。这种考察乡村生活的价值问题的观点值得社会史学者借鉴。

参考文献

费孝通：《桂行通讯》，《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涂鹏、邓保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中客观性与价值的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费孝通：《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费孝通全集》第一卷。

费孝通：《社会研究的关键》，《费孝通全集》第一卷。

高宁：《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困惑——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费孝通：《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费孝通全集》第二卷。

费孝通：《真知识和假知识》，《费孝通全集》第六卷。

项目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费孝通乡村复兴思想研究”（23SHB009）；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