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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小说中的现代性危机及救赎之路

作者

韦萌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0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现代技术的浪潮中,现代性危机已经从十八世纪西方哲学范围蔓延至全球,并逐渐成为个体生存和社会结构的普遍困境。现代性通常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失去感,这种失去不仅是对传统和历史的割裂,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村上春树在创作《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下简称《世界》)时,日本经济社会正处于战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村上敏锐地觉察到背后潜藏的危机—一个对个体自我具有更大的控制性、侵害性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时代就是他后来在文本中所称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1]。他对这个时代的担忧并不止于《世界》一书中,时隔四十年,《街,以及不确切的壁》以《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以下简称《小城》)之名出版。世界正在变动,充满了不确定,当世界逐渐变得不确定时,人该如何自处?通过两部小说中主人公不断在失去和分裂的、不确定的生活中的经历,村上揭示现代人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的无助与困惑。

《世界》的主人公被分割成两个存在,在东京他是理性的计算士,在世界尽头小镇他是没有记忆的读梦人,他的分裂揭示了现代人被技术理性的侵蚀失去独立完整的自我。在《小城》中,“墙”充满不确定性,它分隔现实与虚幻、记忆与遗忘、本体与影子,隐喻现代社会中个体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书中人物不断失去身份、失去记忆、失去确定性,在现代性危机的语境下,个体的不断失去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困境。

可以说,《世界》与《小城》两部既同期又相隔四十年的作品不仅在叙事结构与主题上形成互补,还集中体现出村上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世界》以分裂自我体现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危害,《小城》则以“墙”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挑战传统时空界限,二者共同构成对村上日本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两部作品,揭示村上如何以文学为媒介,将日本现代性危机转化为人类的生存困境寓言,并为现代语境下个体的救赎提供可能性。

二、技术理性与主体性消解

现代性危机体现在主体性的消解上,技术理性与流动性社会通过割裂记忆、情感与身份,将个体异化为空洞的符号。村上在《世界》与《小城》中,以“影子切除术”“流动的墙”等超现实意象将主体消解的过程具象化。前者通过剥离影子隐喻技术对情感的剥夺,后者以不确定的墙象征个体身份的丧失。本章将从记忆断裂与身份解构和存在意义虚无化两个维度,剖析村上如何通过文学叙事揭示现代性对主体性的侵蚀。

1. 记忆断裂与身份解构

在《世界》与《小城》中,村上用“影子切割术”等象征记忆的断裂与身份的解构,这种断裂与解构揭示了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的困境。

书中进入小城的人需要切除影子,被剥夺影子的人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影子切除暗示了后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的记忆与情感的侵害。《世界》中小镇居民在剥离影子的过程中,情感与记忆随之一并被剥离。失去影子的居民逐渐变得安静平和、无欲无求,仿佛只剩下一具躯壳。由此可见,居民们失去的不仅是影子,还有他们的“心”。失去记忆与情感,他们最终沦为一种无意义的符号。剥离影子的行为暗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对记忆与情感的压制,个体在这种压制下最终沦为空心人。

除了“影子切除术”,“墙”也成为阻隔现实与记忆的符号。主人公试图穿越墙以找回断裂的记忆,但最终陷入的只有更深的迷惘。在《世界》中,主人公的影子跳入水潭回到现实世界后,也曾尝试对话墙后的世界,但得不到回应。那座小城的存在是不确定的,墙也是不确定的,主人公和 M 君都曾试图寻找或破译墙的存在,但是最终指向的都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指向的是在现代流动的社会中,一切意义与关系都是短暂与不可靠的,个体被迫在不确定的迷雾里寻找自己的归处。[2] 主人公通过“行走”这一行为试图重构身份[5],但其路径始终被“墙”的流动性打乱,暴露了后现代社会中身份建构的虚妄性。

2. 存在意义虚无化

在《世界》和《小城》两部作品中,个体对自身的存在是困惑的。《世界》中的“意识投影”与《小城》中的“墙”象征现代人无法锚定存在意义的困境,前者通过技术异化消解主体价值,后者通过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弱化个体存在感。两部作品通过不同的叙事方法,揭示了现代人在价值观念迷失中的精神困境。

《世界》中的主人公作为一名计算士,生活在一个被技术理性支配的东京。他的工作是将人类意识编码为数据,工作充满了机械化的重复与疏离,毫无意义与价值感,“只是一个齿轮,一个被编程的机器。”[3] 他的生活模式象征了技术对个体主体性的侵蚀。在“世界尽头”小镇,他试图寻找一种脱离技术控制的乌托邦生活。然而,这个世界虽然看似宁静,却同样缺乏意义。被切除影子的居民重复着机械枯燥的生活,连生活在此的独角兽都只能按照固定的时间进出小镇。村上通过“世界尽头”的封闭性与停滞性,暗示了现代人试图逃离技术社会却无法找到真正归属的困境。小镇的生活并没有给主人公并非真正的救赎,而是带给他另一种形式的虚无。

在《小城》中,村上将视角转向了社会文化层面,通过“小城”这一象征空间,探讨现代人在人际疏离中的价值迷失。小说中的角色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氛围中,他们的关系充满了隔阂与疏离。主人公试图通过与他人的联结寻找意义,却始终无法突破“墙”的阻隔。“墙”不仅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就像他庸庸碌碌地生活在东京,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也没有值得结婚的对象。来到福岛图书馆就职后,他也是独来独往地生活。他的生活模式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与个体存在的孤独感。正如村上在小说中所写:“我们之间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它让我们无法真正靠近。”[4] 与《世界》不同,《小城》更注重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意义的模糊化。小说中的角色通过爵士乐、洋酒等文化符号试图找到自己的存在,但往往徒劳无功。村上通过这种哲学化的处理,揭示了现代人在碎片化生活中寻找意义的艰难。《小城》中,主人公也曾在“不确定性”的墙前徘徊,试图通过行走来赋予生活意义,但是他的路径始终被无法确定的、流动的“墙”打乱,他试图建构起自身存在意义的行为也变得虚无。

三、液态社会的困境

鲍曼认为现代社会已从“固态”转变为“液态”。在“液态现代性”中,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和流动之中,如人际关系、职业、身份等不再固定。[2] 这种流动性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人们难以预测未来,生活充满变数。两部作品中都市人的匿名性与漂泊感,都表现出现代社会的这种液态流动。《世界》中的“冷酷仙境”东京与“世界尽头”小镇形成对比,前者象征技术驱动下高速流动的异化疏离的都市生活,后者象征停滞的乌托邦;《小城》中的“小城”则既是地理空间,也是心理归属的隐喻,暗示角色在流动的社会中不断寻找身份定位。

1. 都市空间的异化与疏离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传统社会关系瓦解,个体陷入无根的生存困境[2]。《世界》中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指向的是技术社会的信息流与数据化生存;《小城》的流动性则聚焦于人际关系的动态变迁。无论是技术社会的高速生活还是人际关系的变动,都体现了都市空间对人的异化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在“冷酷仙境”东京,都市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快速变迁,还体现在信息的无休止流动。主人公作为一名“计算士”,工作是将人类意识编码为数据。他的生活被信息流裹挟,他的存在逐渐被简化为数据的载体,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信息的快速流动使个体难以在都市中找到稳定的归属感。他不断被卷入“组织”与“工厂”的纷争,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正如其自述:“我的意识被分割成无数碎片,像数据一样流动,却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自我。”[3] 这种信息流的流动性不仅加剧了都市人的孤独感,也使个体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迷失了方向。

主人公的数据化生存是现代都市异化的典型表现。他的意识被编码为数据,成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数据化不仅剥夺了他的情感与记忆,也使他的存在变得空洞化。小说中提到“他们把我的记忆推,让一时之弊,长期以来,是他们从我身上夺走了我的记忆。”[3] 这种数据化的生存方式使个体逐渐丧失了主体性,沦为技术系统的工具。数据化生存还导致了个体情感的疏离。他在东京失去了妻子、朋友与猫,生活被简化为数据的处理与计算。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也体现在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中。小说结尾,他在“世界尽头”选择放弃影子,象征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疏离。

《小城》中人与人的关系充满隔阂与疏离,角色生活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氛围中。主人公在十七岁时喜欢的女孩突然消失,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后来他也短暂谈过恋爱,但都无疾而终。在四十五岁时他进入小城,小城外他曾与图书馆女孩有着一段美好的回忆,但小城里的女孩已经失去了这段记忆。小城中的“墙”不仅是物理的屏障,更是二人心理的隔阂,象征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与不确定性。此外,小说通过小城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展现了都市流动性的双重性。在现实世界中,主人公的生活被快速变迁的社会所裹挟,他的身份与归属感逐渐模糊。而小城中的时间早已停滞,个体得以短暂逃离都市的流动性,但这种逃离也带来了新的困境。都市的流动性使个体难以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找到稳定的身份定位。主人公试图通过“读梦”找回失去的记忆与情感,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已被割裂为“本体”与“影子”。这种身份的模糊化,反映了现代都市中个体在流动性中的迷失与焦虑。

两部作品都通过非现实空间的构建,反映了现代都市空间的异化和疏离感。村上运用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隐喻,让读者诞与超现实的世界中,体会到现代都市人的孤独、迷茫与自我寻找的历程,引发了读者对现代社会和人类存在状态的深刻思考。

2. 消费社会下个体选择与身份认同

村上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独特感知与反思。鲍曼的“液态现代性”理论指出,现代社会已从稳定的“固态”转变为充满流动性的“液态”,这种流动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个体选择、身份认同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与运作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世界》和《小城》两部作品便蕴含着对这些现象的深刻洞察。

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选择,但选择增多并非全然是好事,它反而带来选择的困境。在《世界》里,东京代表着技术驱动下的现代社会,主人公作为计算士,看似拥有选择工作方式、生活路径的自由,实则不然。他的工作是将人类意识编码为数据,生活完全被信息流和技术规则所左右。他看似主动地工作,实际上是被技术理性和社会结构所限定的被动行为。他也无法拒绝执行那些违背内心的任务,因为一旦拒绝,就会失去在这个体系中的立足之地。这种情况反映出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人们的选择被各种无形的力量操控,看似自由,实则陷入了选择的牢笼。

《小城》同样展现了选择的复杂性。主人公在生活中面临诸多选择,从恋爱对象到职业发展路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不确定性。他在不同城市、不同人际关系中穿梭,却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人们的选择往往受到广告、社会潮流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内在的价值判断标准。主人公试图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参与各种活动来寻找生活的意义,但这些选择并没有让他获得真正的满足,反而使他更加迷茫,体现出在现代社会中选择的迷茫与无奈。

与选择紧密相连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在流动的社会中,身份认同变得愈发困难。《世界》的主人公在东京和“世界尽头”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穿梭,拥有不同的身份——计算士和读梦人。但这两种身份都无法让他获得真正的归属感,他在两个世界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内心充满困惑。这反映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常常被物质消费所定义,个体的内在特质被忽视。主人公无论是在充满科技感的东京,还是看似宁静的“世界尽头”,都无法找到自我价值的真正来源,其身份认同被社会的流动性和消费主义的洪流所冲击。《小城》中的主人公同样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他在现实世界中孤独漂泊,在小城的经历也未能让他明确自己的身份。他与他人的关系充满隔阂,在不同的社交圈子中都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购买商品、追求潮流来塑造自己的身份,但这种身份是虚幻的、不稳定的。主人公试图通过阅读、听音乐等文化消费行为来寻找自我认同,然而这些努力在不确定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凸显出在现代流动性社会中构建稳定身份认同的艰难。

在两部作品中,消费社会的负面影响清晰可见。《世界》描绘的东京充斥着广告与数据流,“地铁屏幕上滚动着无数商品信息,人们像被编程的机器,刷卡、购物、沉默”[3] 人们日常生活被技术逻辑支配。这种“消费-生存”模式印证了鲍曼的论断:“消费文化迫使个体成为市场上被需求的商品”[6]。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成为消费的奴隶。主人公周围的人都沉浸在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娱乐中,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交流,消费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意义。

《小城》则从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揭示了消费社会的问题。小说中的角色们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功利。主人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常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利益衡量,真正的情感交流被物质交换所取代。人们通过消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却发现这种方式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进一步加剧了个体的孤独感和迷茫感。

四、现代性危机中的意义重构路径

现代性危机加剧了个体的虚无感,但村上从未停止找寻存在意义。面对技术异化与身份迷失,两部作品通过人物的选择与行动,

探索了重构意义的可能性。在《世界》与《小城》中,村上以主人公的不同选择回应了现代性的困境:前者沉溺于停滞的乌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