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未成年人犯罪的多维成因与法治化治理路径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暴力化、多样化趋势，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根据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6855 人，起诉 38954 人，同比分别上升 73.7%、40.7%。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折射出一个个被伤害的个体、破碎的家庭，以及对社会治理能力和法治建设的深刻拷问。

传统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模式，大多侧重事后刑事惩处，容易引发“标签效应”，也难以铲除犯罪根源。而未成年人犯罪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因此要把治理重心往前移，形成以预防为主的体系化机制。通过探究多方面诱因，精准识别风险并进行干预，筑牢社会安全防线，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本文梳理分析致因因素，助力形成科学、人性、可持续的预防体系，为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持与参考。

一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未成年人犯罪即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所犯的刑事违法行为1。这个群体身心尚未成熟，认知、自控力差，法律意识模糊，容易受不良影响，还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强，现代司法以教育矫治为核心，践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干预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存在以下突出特点：

（一）团伙化趋势显著

根据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2023 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聚众斗殴、抢劫等典型群体性犯罪案件占比高达 34.2% ；若将团伙盗窃、强奸等行为纳入团伙犯罪统计后，比例更是攀升至74.7%2。该数据直观揭示了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特征。

（二）暴力犯罪占比突出

2024 年邯郸初中生被害案，是《刑法修正案（十一）》3 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到 12 岁后，首批最高检核准追诉的低龄恶性案件。该案件暴露了未成年人情绪失控时对生命权益的漠视，在冲突中缺乏理性判断，只凭本能施暴，对后果的预见性远不及成年人。

（三）犯罪类型多元化

从犯罪类型看，传统侵财类、暴力类犯罪与新型网络犯罪并行发展。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数据显示，未成年人涉及的传统盗窃、抢劫、聚众斗殴三类犯罪合计超过50%，依然占据主流4。但新型犯罪低龄化问题也值得警惕。陕西省洛川县检察院 2023 年调研报告指出，2020-2023 年陕西省洛川县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占比已经达到了33.3%5，与盗窃案件数量持平。许多未成年人因“帮朋友刷脸认证”“出租银行卡赚零花钱”等行为而陷入网络黑灰产业链，甚至涉案金额流水高达百万元，仍不知自己已涉嫌违法犯罪。

二 核心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众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不顾教育引导责任，违背刑罚正当性原则，也与国际趋势不符。惩罚性治理属于事后反应，无法有效减少犯罪。下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分析6 ：

未成年人犯罪成因源于其成长阶段特性

从生理方面来讲，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未成熟，社会阅历不足，分辨是非的能力较弱，认知结构容易出错，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成为行为失控的内部原因；在社会认知方面，法治观念淡薄，盲目受同伴影响，常把暴力当作“过激玩笑”，预判违法后果有偏差，在外界诱惑和环境影响下，未成年人极易冲动，报复性强，或许会有无意识接触不法分子或者明知违法还犯罪的情况 7。

（二）家庭教育缺失与监护失范

司法大数据明确表现了未成 切联系。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1 - 2023年全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 95%8。监护长期缺位造成这些未成年人在规则认知与行为约 检察机关针对 122 名涉罪未成年人展开专门调查也印证了 37% 长期处在语言暴力或者情感忽视的环境里，其攻击性行为出现的 这些数据说明，家庭监护缺失既是引发个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治 理体系必须直面的结构性问题

（三）学校教育失衡，边缘化问题凸显

受传统教育评价体系影响，一些学校“重智育轻德育”，把学业成绩、升学率当作主要指标，造成道德与法治教育流于表面。教育部有关调研表明，当下中小学法治教育形式单调，互动式教学应用比例低，未成年人对基本法律常识认识不清，体现出法治教育在教学方法实效性、学生参与度上需改进，学校要重视思想品德培育和心理卫生教育10。

（四）不良信息诱导与社会环境影响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在向智能化转型，未成年人也面临不良网络信息的侵扰 11。

比如“蓝鲸游戏”，就是境外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诱骗青少年自残自杀，形成有害的亚文化圈的典型案例。这一事件暴露了网络治理深层问题，一是不良信息专门针对青少年心理的薄弱处，利用他们渴望被认同、追求刺激的特点，悄无声息地引导；二是暴露了网络内容审核滞后，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青少年心理防护体系缺失等深层次问题。《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而专业网络心理干预机构覆盖率不足 30%¹² ，呈现“高接触风险- 低防护能力”的显著结构性矛盾。

三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出版社，2021。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

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律出版社，2020。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

5 陕西洛川县人民检察院：《2020-2023年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案件调研分析报告》，2023。

6 杨震夏：《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治理建议》，《法制博览》2024 年第34 期，第 91-93 页。

7 汪宸宇、王梦瑶、王若冲等：《未成年人重刑犯刑事犯罪的成因以及惩治预防措施》，《法制博览》2022 年第14 期，第18-20 页。

8 《最高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上升三大问题尤为突出》，长安网，2024 年 4 月 16 日，http://www.c

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07/2024-04/16/content_12723354.shtml，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8 日。

9 《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分析——以一百二十二份社会调查报告为样本》，陕 西 省 人 民 检 察 院，2023 年 7 月 7 日，http://www.sn.jcy.gov.cn/wnsdlx/dywy/202307/t20230707_346056.html，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8 日。

10 陈彦、郑明景：《青少年校园暴力性犯罪的法律对策研究》，《法制博览》2021 年第 21 期，第 19-20 页。

11 袁帅：《研究社会环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困境及突破》《，社会与公益》2025 年第 2 期，第 394-396 页。

12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22。

为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自我认知偏差、家庭监护缺位、学校教育失衡、网络环境异化等核心诱因，亟需构建" 家庭- 学校- 网络" 三维协同治理体系。该体系以“家庭筑基、学校固本、网络清源”为实施路径，通过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实现从风险防范到行为矫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最终形成标本兼治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格局。

（一）分级干预机制：构建精准矫治体系

2021 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的“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原则，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操作层面看， 对不 采取差异化措施：对于吸烟、网络沉迷等般不良行为，建立由检察部门牵头 少年事务社工共同参与的动态监测网络；对多次旷课逃学、结伙斗殴等 不良行为，则依据法律规定纳入专门教育范围，形成家庭、学校、社区协同管束机制；若未成年人实施 重暴力犯罪，在依法惩处的同时，应同步开展心理评估与行为干预，最终构建“惩教结合、防护并重”的一体化矫治体系1

（二）法治框架下的家庭教育指导与监护监督

家庭功能失调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2021 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14 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监护人的教育责任及国家社会的协同义务，为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对于监护缺失或失职的情形，应构建系统化治理机制：首先，民政部门与基层社区需全面摸排监护状况，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庭，可借鉴宿迁市宿豫区经验，由社区网格员定期走访，并联合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开展监护能力评估，通过强制亲职教育、“正向教养”亲子活动等方式修复家庭功能 15 ；其次，应健全监护监督体系，民政部门、村（居）委会须定期核查监护履职情况，对存在家庭暴力、长期监护缺位等严重失职行为的，除实施信用惩戒外，必要时可依法启动监护权撤销程序。唯有通过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完善国家干预机制，方能筑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家庭防线16。

（三）法治校园建设

法治校园建设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阵地，应当构建系统化法治教育体系，切实筑牢校园防线：通过基础法律知识教学培育权利义务意识，运用法律原则教育塑造法治价值观，结合典型案例警示强化犯罪危害认知，依托司法权威树立法律敬畏感，最终实现守法习惯的日常养成。

具体可从三方面推进实施：（1）建立专业的法治教育师资体系，组建复合型队伍，按教育部规定，每所学校至少配1名法治副校长17 （；2）开发多样的法治课程，开展校园法庭模拟、法治校长公开课、法律情景剧等活动，把法律条文变成学生能理解的校园规则；（3）打造沉浸式的法治文化环境，建法治文化长廊、校史法治展厅等，让未成年人在实践中学习、了解、遵守法律，从认识规则到认同其价值。

（四）加强网络空间治理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18 的实施，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强了技术监管，守住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防线。

监管部门应督促网络平台建立内容识别预警机制，用技术手段识别、拦截暴力、色情、诱导犯罪等有害内容；同时，由政府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和互联网企业，研发符合条例标准的不良信息过滤系统，利用 AI 识别、关键词过滤、行为轨迹监测等技术，实时拦截色情、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并发出风险预警，为未成年人筑起全方位的网络保护屏障。

四 结论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事后追究犯罪行为，更在于事前防控违法犯罪风险。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必须精准把握教育矫治与法律制裁的平衡。若片面强调感化教育而未能建立与罪错行为严重程度相适应的分级干预体系，则可能削弱法律威慑效力，最终影响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制度目标的实现。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作为全球性治理难题，其根本解决路径在于提升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唯有突破“重惩罚轻预防”的传统治理模式，将工作重心前移至风险监测与早期干预阶段，科学配置预防资源，方能构筑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网络，最终形成多维度、多层次的保护性环境。

参考文献：

[1] 陈彦、郑明景：《青少年校园暴力性犯罪的法律对策研究》，《法制博览》2021 年第21 期，第19-20 页。

[2] 《“四个坚持”筑牢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宿豫区人民政府，http://www.suyu.gov.cn/suyu/zxfw2/202311/53ee66d2d90744a2a7433b81f5e2a1eb.shtml，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8 日。

[3] 国务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

[4]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报告》，2022。

[5] 黄丹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化分析及犯罪情境预防路径研究》，《新生代》2025 年第1 期，第35-44 页

[6] 教育部：《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法律出版社，202

[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法律出版社，2020

[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法律出版社，2021。

[10] 陕西洛川县人民检察院：《2020-2023 年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案件调研分析报告》，2023。

[11] 孙涛、梁常建、郭风茹：《加强“六大保护”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人民检察》2024 年 S2 期，第 192 页。

[12] 汪宸宇、王梦瑶、王若冲等：《未成年人重刑犯刑事犯罪的成因以及惩治预防措施》，《法制博览》2022 年第 14 期，第 18-20 页。

[13] 王涛、蔡领、周鑫薇：《困境未成年人救助的检察介入路径探析 —— 以预防违法犯罪为视角》，《上海公安学院学报》2025 年第 1 期，第 59-65 页。

[14]《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分析——以一百二十二份社会调查报告为样本》，陕西省人民检察院，2023年 7 月 7 日，http://www.sn.jcy.gov.cn/wnsdlx/dywy/202307/t20230707_346056.html，访问时间 2025 年 6月 18 日。

[15] 杨震夏：《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治理建议》，《法制博览》2024 年第34 期，第91-93 页。

[16] 袁帅：《研究社会环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矫治的困境及突破》，《社会与公益》2025 年第 2 期，第394-396 页。

[17]《最高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上升三大问题尤为突出》，长安网，2024 年 4 月 16 日，http://www.chinapeace.gov.cn/chinapeace/c100007/2024-04/16/content_12723354.shtml，访问时间 2025年 6 月 18 日。

作者简介：

1. 张凌雁，女，2004 年2 月出生，籍贯浙江，22 级翻译专业学生。

2. 钱建萍，女，1973 年 7 月出生，籍贯浙江，副教授，民盟盟员，市新型智库专家。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教学、国际传播和跨文化研究、社会学问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