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增收政策实践考察

一、引言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实施财政增收政策，如发行专项债等，但财政增收政策实践情况怎样？如何评价？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财政增收政策，并为新形势下加强地方财政增收事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价值。因此，本文从广东省地方财政增收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实践评价两个维度，对其政策实践展开考察。

二、地方财政增收政策实践情况

首先，积极增强产业质量，着力深拓财源渠道。一是低空经济布局。地方政府积极加强低空应用场景创新示范，同时加大低空飞行低空运营服务体系等的培育，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激发经济活力。如广州市黄埔区落实区内出台的低空经济政策扶持资金保障，投入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亿航智能等企业打造低空制造集群1。二是产业扶持举措多元。地方政府除注重生产和技术创新环节的资金扶持外，更加强调投融资方式创新等方面，并针对制造业等不同产业发展领域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如鹤山市不仅支持设备更新、循环利用项目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还通过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其次，大力推动数智赋能，发挥技术聚财效应。主要是开通数字人民币缴费。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即结算”的优势，将部分非税收入项目纳入，以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手段，增进非税收入增收效率和增收规范性。例如广州市和深圳市率先开始试点，在广东公共服务支付平台开通两个非税收入项目数字人民币支付渠道，分别是不动产登记费、交通违法罚款。佛山市努力推动“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改革，而后正式上线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非税缴纳的政务服务。惠州市则将全部非税收入项目都纳入数字人民币非税缴纳业务中，有效增强金融便民服务2。

再者，重视社会资本参与，增强税收共治成效。一是政策协同模式多样。地方政府除运用传统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政策工具外，不断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和采取多元化的合作方式，有力促进了税收的增长。如汕头市积极搭建“政银保担”协同模式，成功撬动 37 亿元小微企业贷款，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带动税收稳步增长。二是基金化运作模式。地方政府在落实税收优惠、加快退税流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采用设立产业基金、改变补贴形式等手段，增强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撬动社会资金。如江门市推动“补改投”改革，将财政补贴转为股权投资，用4208 万元资金撬动了3.58 亿元社会资本，杠杆率高达8.5倍，有效放大财政资金效能。三是低成本融资支持。各地政府在落实税收优惠、加快退税流程的基础上，通过专项担保基金等方式，实现财政和金融的有效联动。如广州市黄埔区出台低空经济专项金融支持政策，运用财政贴息工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利润向税收转化。珠海市设立首期规模 4000 万元的风险补偿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担保贷款，助力新兴产业培育与税源扩容3。

三、地方财政增收政策实践评价

通过实施地方财政增收的政策，广东省的财政收入得到了显著的增加，2022 年至 2023 年，广东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13260 亿元增长到 13850亿元，增长速度达到了 4.4%，其中税收收入由 9286 亿元增长至 10244 亿元，增速为 10.3%⁴ 。珠海市于2016 年开始为中小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从而获得银行银行授信资金，基金有效降低知识产权交易融资时的风险，同时帮助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出融资不易的困境5。从数据中显示，珠海市2016年 -2023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292.37 亿元增长为 482.51 亿元，增长幅度为 190.14 亿元，税收收入也从 231.90 亿元增长至 300.29 亿元，非税收入更是自 60.47 亿元涨至 182.22 亿元，增长近 3 倍，由此可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有力促进了珠海市的财政收入，尤其是非税收入6。汕头市“政银担”合作贷款项目2022 年4 月开始实施 7，2022 年至2023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 5.09 亿元，增速达到 3.9% ，税收收入也由 75.63 亿元增加至 83.75 亿元，增速为 10.7%⁸ ，这说明了汕头市“政银担”合作贷款项目充‌分发挥了的财政杠杆作用，有效提升了汕头市的财政收入。

但是从目前来看，地方财政增收政策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专项债严管加剧基层流动性危机。专项债严控挪用后，财力薄弱地区专项债额度锐减，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三保”等基本支出并未缩减，因此形成“越需资金越难获批”的困境。对此为了确保基层的“三保”支出，可以在专项债管理中，辅以额外条款以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在管理规则方面给足了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政策适当对财力薄弱的地区倾斜。还可加大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缓解基层“三保”支出压力。二是土地财政转型困难。2023 年期间，受房地产行业低迷的影响，广东的土地财政遭受显著冲击，致使该年广东省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规模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超过 50‰ 。可见广东省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在‌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后，广东为了弥补土地财政收支，转向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但项目覆盖能力弱，转型困难。对此，可以加快完善专项债券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并鼓励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与专债券等多种政策工具融合使用，从而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投资项目覆盖面[4]。三是非税收入中存在监管漏洞。非税收入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广东省部分地市应用数字人民币缴费等加强管理，但仍存在全省非税收入目录清单更新不及时的现象，部分收费项目的最新情况没公布，导致各个地区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加强非税收入监管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建立权责匹配的财政格局，在给予征管机关征管权力的同时明确其相应要承担的责任，要求其通过政府官网定期公开本级非税收入项目目录、收费标准及资金使用用途。同时将地方政府的财政绩效与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效果挂钩，建立合理匹配的激励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提高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杜爽 ， 邓磊 ， 牛梦茹 . 财政空间约束下地方政府专项债的经济稳定效应 [J]. 财贸经济 ， 2025， 46 （01）： 63-80.

[2] 罗志恒 ， 方堃 . 土地财政引发的挑战及应对 [J]. 中国改革 ， 2024，（02）： 16-22.

[3]郭健 ， 马伟晴 ， 李婷 .“税不够费来凑”：税收竞争如何影响非税收入征管——对“税费替代”现象的再解释 [J]. 南方经济 ， 2024， （10）： 53-73.

2025 年广东省财政科研课题地方增收节支实效评估、激励机制识别与增强路径构建研究（2025GDCZ041）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课题广东数字财政对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作用机制、影响效应与对策建议研究（S20251056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