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陈中的文化话语权博弈

引言

博物馆展览从器物描述、文物解读到主题阐释的发展和转变，是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成果。而阐释理念的发展并不是“ 淘汰” 或“ 取代” ，描述、解读和主题阐释并不相互排斥。在具体的策展实践中，根据展览主题和展品类型，综合应用阐释手段，合理处理各个阐释层次之间的主次关系，以更有效地传递知识、信息，才是展览成功的关键所在。

当少数民族文物进入博物馆展陈空间，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便脱离原生语境，进入由策展逻辑主导的阐释体系。这种阐释过程并非中性的知识传递，而是不同主体围绕文化表征权、历史叙事权与意义定义权的博弈场域。从人类学视角看，少数民族文物展陈涉及三重核心矛盾：作为国家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如何平衡多元文化表述需求，作为文化持有者的少数民族群体如何在他者叙事中争取话语空间，以及学术话语与公众认知之间的阐释鸿沟如何弥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揭示博物馆展陈的文化政治本质，更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传承提供理论参照。

一、博物馆展陈的文化权力场域建构

（一）展陈空间的话语塑形机制

博物馆展陈空间通过物理布局、灯光设计、展品组合等物质性元素，构建起隐性的话语秩序。少数民族文物常被置于“ 民族文化” “ 非遗保护”等特定展厅，这种空间区隔本质上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制度性分类，暗含“ 主流-边缘” 的权力隐喻。展柜的玻璃屏障、说明牌的文字表述、多媒体设备的互动设计，共同构成一套标准化的阐释框架，将文物从其生活实践语境中剥离，转化为符合博物馆知识体系的“ 文化标本” 。

（二）策展逻辑的知识生产属性

策展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其背后隐含着特定的文化认知框架。传统博物馆学强调文物的“ 客观性” 与“ 科学性” 阐释，这种认识论源自启蒙理性主义对知识的建构方式。当应用于少数民族文物时，常表现为将文化现象简化为可分类、可测量的“ 对象” ，忽视其作为活态传统的流动性与情境性。例如，民族服饰可能被拆解为“ 织物结构” “ 纹样谱系” 等技术分析对象，而其在仪式活动中的身份标识功能、在社会网络中的交换价值等文化内涵则被边缘化。

二、少数民族文物阐释的多元话语主体

（一）制度话语的主导性建构

作为国家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其展陈话语天然带有制度性权力特征。策展人通过学术论证、政策对接与意识形态整合，将少数民族文物纳入国家文化叙事框架。例如，“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理论框架常被转化为展陈线索，文物阐释侧重强调各民族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共同贡献，这种叙事策略在强化国家认同的同时，可能弱化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表述。制度话语还通过展览审批机制、学术评审标准等制度性手段，规范着文物阐释的边界与方向，确保展陈内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

（二）文化持有者的话语实践

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文物的原生文化持有者，其话语实践呈现出复杂的博弈形态。在传统展陈模式中，他们常被视为“ 文化提供方” 而非阐释主体，仅承担文物征集对象或仪式表演“ 模特” 的角色。但近年来，随着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部分群体开始主动介入阐释过程：通过提供口述历史、参与策展讨论、甚至独立策划展览，尝试将本民族的文化逻辑注入展陈叙事。这种实践既包括对博物馆话语的策略性适应，也包含对自身文化表述权的争取。

三、话语权博弈的实践形态与机制

（一）叙事框架的协商与重构

少数民族文物展陈的叙事框架构建，本质上是不同主体话语协商的结果。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协商可能表现为策展人对学术观点的吸纳、对文化持有者建议的选择性采纳，或对公众接受度的妥协。例如，某少数民族银饰展览中，策展团队最初采用“ 工艺发展史” 的线性叙事框架，但在文化持有者的坚持下，最终加入“ 银饰在人生礼仪中的社会功能” 章节，并通过场景复原呈现其使用语境。

（二）阐释媒介的技术政治

展陈媒介的选择与使用隐含着话语权分配的技术政治。传统文字说明牌、静态展柜等媒介，话语权高度集中于策展方；而多媒体互动装置、口述史音频、沉浸式场景等新兴媒介，则为多元话语介入提供了可能。例如，在某少数民族村寨博物馆中，通过设置“ 村民录音导览” 功能，允许文物原生社区成员用本民族语言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这种媒介创新打破了策展方的话语垄断，使文化持有者的声音得以直接传达。

四、文化话语权平衡的路径探索

（一）参与式策展的实践创新

参与式策展作为一种替代性实践，通过吸纳文化持有者、社区成员等多元主体参与策展全过程，重构话语权分配格局。在具体操作中，可采用工作坊、圆桌讨论、联合策展小组等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体从展览对象转变为阐释主体。例如，某民族博物馆在策划服饰展时，邀请不同支系的绣娘组成策展顾问团，参与展品选择、展陈设计及说明撰写，确保阐释内容符合文化持有者的认知逻辑。

（二）多声部叙事的展陈策略

多声部叙事通过在展陈中并置不同主体的话语，打破单一叙事的霸权。可采用“ 主说明牌 + 辅助说明牌” “ 学术阐释 ^;+ 民间解读” “ 文字表述 ^;+ 多媒体呈现” 等方式，呈现多元视角的阐释差异。例如，在某少数民族乐器展中，主说明牌提供乐器的历史渊源与声学特征（学术话语），辅助说明牌展示民间艺人的演奏口诀与禁忌习俗（文化持有者话语），同时通过二维码链接普通观众的听乐感想（公众话语）。这种叙事策略承认阐释的多元性，使展陈成为不同话语对话的场域，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

结语

博物馆展陈中的少数民族文物阐释，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围绕文化话语权的持续博弈过程。这种博弈既发生在制度话语与文化持有者话语之间，也存在于学术逻辑与公众认知的张力之中，更通过展陈空间、叙事框架与技术媒介等物质性元素得以呈现。要实现文化话语权的动态平衡，需要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单向阐释模式，通过参与式策展、多声部叙事与批判性展陈等实践创新，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话语空间。从人类学视角看，这种探索不仅关乎博物馆展陈的技术优化，更涉及文化多样性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存续与发展，以及不同群体在文化表征领域的权利平等问题。未来的博物馆实践，应更自觉地将话语权博弈纳入展陈伦理考量，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多元文化对话与理解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潘守永，杜永浩.博物馆怀疑论：公共机构的多元文化政治[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

[2]徐秀丽.文化表象与权力：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展览的人类学研究[J].民族艺术，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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