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富强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即人民富裕、国家强盛。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家国一体，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民富是国家存在的终极意义，国强，是民富的重要保障，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民富国强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全民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富裕的社会，既包括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人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是人人富裕，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的价值追求。

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不仅创造了令世人艳羡的灿烂文化，也创造过在历史上熠熠生辉民富国强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古代先哲对思想的阐述，中华民族对富民强国的追逐，使得成为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调和绚丽底色。

富国富民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命题，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的思想。

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书·康诰》：“乃由裕民”“用康乂民”；《周书·洛诰》：“彼裕我民，无远用戾”《周书·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些记载表明，西周的统治者把丰富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自己的德政之道。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富民思想在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个人关于“富民论”的看法：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论语》）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孔子卫国人口多了后该怎么做，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他们富足之后该怎么做，孔子说：“教之。”孔子把“富之”作为“教之”的基础，这就是儒家“富而后教”的思想，把人民的富足看做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还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观点，主张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民富先于国富。为了让人民富足，孟子主张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让百姓）种好他们的地，减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足。按一定时节食用，按礼的规定使用，财物就用不完了。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富民的主张。“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王制》，他论述了富民先于富国的意义，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他认为人民富裕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之，无所臧之。”（《荀子·富国》）他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两者是统一的关系，“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民越富，国家也就越富，最终“上下俱富”。“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则把民富提高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认识。

中国古代的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富国论。富国论出现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墨子认为富国是治国的目标；“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墨子·尚贤上》。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激烈，为了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各国政治家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商鞅作为法家富国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在秦国变法，强调“富国弱民”。《管子》既主张富国也主张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荀况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富国思想，认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思想受到汉代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有了汉代的“文景之治”，有了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有了宋代追求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有了清朝的“康乾盛世”……对之路的寻找，铸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繁荣昌盛。一个民富而国强的中国，从来都是我们共同的向往。